春秋戰國時期“墨子之於非樂”認為應當“先質而後文”_風聞

墨子之於非樂#國學#

儒家崇尚禮樂教化，非常重視音樂在個人陶冶情操、社會移風易俗方面的作用，孔子主張音樂應當“歌者直己而陳德”，認為音樂有助於政治上的教化，更進一步認為音樂可以提升人的道德修養，達到人格的更高境界。在這一點上，墨子的思想與孔子相反，專門著《非樂》一篇，明確反對音樂。

墨子反對音樂有兩個出發點，第一是在思想上，墨子主張：“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他從“仁者從事必有利於天下”、“有利於人民的事情就去做，不利益人民的事情就要廢止”這兩個原則出發來衡量音樂的價值，從而得出音樂無益於增加人民百姓的福祉的結論；

第二是在現實中，他從當時普遍存在的“今王公大人……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這類社會現象出發，抨擊了貴族階層沉迷於音樂享受而忽視民間疾苦的社會現實，從而認為音樂客觀上加重了人民百姓的負擔，應當禁止。

墨子作為春秋戰國時期中下層勞動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從勞動人民立場出提出“非樂”的主張，雖然從針砭時弊的意義上來講是進步的，但是他將“必務求興天下之利”狹隘地理解為衣食温飽，忽視了音樂在滿足人——包括底層勞動人民精神需要層面的價值，有一定的侷限性。另外，貴族因好音樂而勞民傷財，罪責在人而非音樂本身，墨子將責任歸咎於音樂，也是偏頗的。相較而言，孔子對音樂的主張更為合理，縱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音樂，可見好樂是人的天性，並且現代科學已經證明，聽悦耳的音樂有益於身心健康。茶餘飯後，忙裏偷閒聽一聽音樂，不失為人生的一大樂趣。

從另一個角度看，墨子的“非樂”，主要是強調美與善的聯繫。他曾以日常生活的食、衣、住為例，説明藝術和審美活動必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

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墨子佚文》

所謂“先質而後文”，就是説事物的使用價值先於審美價值。人的精神需要（包括審美需要）是人的一種最高層次的需要。進行精神活動的基礎，是物質生活需求的基本滿足。墨子站在小手工業者的立場提出的功利原則，物質基礎，就是指的“萬民之利”。所以説，以“萬民之利”為美的價值標準，非樂觀實質上是美善同義論的派生命題。

非樂觀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持論片面，且違背歷史潮流。先秦以後，墨家衰亡，其“非樂”思想對後世的美學與文藝創作沒產生重大影響。

“對於古代特別注重的喪葬之禮，墨子有話説……

下期“陽明悟行學宮”將繼續與您分享“從墨子看理想人文情懷 六《墨子的喪葬觀》”我們下期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