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麼時候起，“窮人”不配在中國互聯網得到同情了？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Vista看天下” 

作者：賈小凡 

延續至今的疫情，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撕開了無數個比電影劇情更現實、更殘酷的口子。

但最近一條**“夫妻將新生男嬰遺棄在醫院門口”**的新聞，依然引發了輿論的地震。

一般來説，父母遺棄嬰兒，顯然無論從法律上還是旁觀者的道德評判上，都存在巨大的問題。

但無論是事發當地（汕頭市澄海區）媒體的報道，還是夫妻二人遺棄時留下的那封信，讀來都讓人覺得有另外一些不是滋味的東西。

這對夫妻是在汕頭的外地打工者，平時以打零工為生，但孩子出生後負擔加重，已花光所有積蓄。

疫情的嚴重，也使他們目前毫無收入。想要通過工作維持生計，比正常情況下更加困難。

無比窘迫的情況下，他們把孩子放到了醫院門口，並在信中約定**“如果生存下來，一個月內一定前往福利院領回，到時多少錢一併補予福利院”**。

據報道，後來公安部門已找到夫妻二人，進行了批評教育。二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接回了孩子，政府也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支持。

能將這個錯誤彌補上，並且後續的生活也因為有了工作能有一定保障，算是這場悲劇比較圓滿的結局。

像這樣因疫情衍生出的人倫悲劇，沒有一出是人們願意看到的。

特殊背景下，這麼一個鮮活的故事顯然也衝擊到了廣大網友的認知，因而引發了一場大辯論。

不少人體會到了那種悲哀無力的感覺：

本來有積蓄、有工作的一對普通父母，大概沒料到突發的災難會引發這麼巨大的變故，整個事件可悲、可嘆。

但如果站牢了“遺棄是不可原諒”的立場上往前推這對父母的客觀處境和主觀決定，輿論又是另一番景象。

簡單來説就是：明知自己窮，為什麼還非要生？

雖然新聞稱夫妻二人在這件事之前是有積蓄的，但迅速就沒錢了的事實，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

許多人認為，一個月就花完了積蓄，那這積蓄也太少了，這麼點錢就敢生孩子了？

再繼續推下去，他們何以把自己弄到這個境地也是指摘的焦點：

怎麼可能會這麼窮的？有手有腳的正常人，根本不可能落到這麼拮据的地步啊，“一個月3000塊都掙不到”嗎？

於是，這對夫妻貧窮的原因和結果，彷彿構成了一出存在主義戲劇的腳本：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重壓和養不起孩子的現狀，人究竟會怎麼辦？

在2020年我們的社會中，確實有人選擇了暫時割捨自己的骨肉。但比這更悲哀的是，背後那個巨大的、驅使人做出了這個決定的黑洞，彷彿只能被某些人歸結為二人主觀動機上的錯誤和愚蠢：

誰讓你那麼窮的，窮就不要把他生出來啊。

那些“窮”得“匪夷所思”的人

不僅是這對夫妻，普通人經濟上的困難、拮据甚至走投無路，在這段時間內時常也成為新聞和輿論的焦點。

同樣，被放在某一種放大鏡下審視的時候，他們的窮也是難以被理解的，是匪夷所思的。 

也是前幾天，一個27歲的湖北籍男性因停工無收入、不得不賣掉黑龍江鶴崗房產的新聞，引發了爭議。

這件事裏令人唏噓的重點其實應該是，當事人因為是湖北人，即便已經長期沒回過家鄉，最近依然因為籍貫而難以找到工作。

曾經規劃好的鶴崗房產投資，也突然被疫情帶來的經濟困難擊成了泡影，現在自己也拮据到天天吃方便麪。

這本是一個很生動的從宏觀到微觀的連鎖反應：全社會因疫情受到的影響，層層下落到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上，是怎樣的衝擊？

但目睹到這實實在在的衝擊後，輿論場卻聚焦在了他本身的經濟狀況上：

他的抗風險能力為什麼這麼差？

他都27歲了，怎麼可能只有兩萬塊錢的存款？

如果説這種聲音倒是還存着一點同情和擔憂，那有些旁觀者的發言只能算得上是嘲諷了。

當一個普通人突然破產的現狀已經被呈現出來，已經夠“窮”的了，但在有些人眼裏，他窮的姿勢也不太對——

這有什麼的，你都這樣了那就還可以更節省點/還可以活得更像個窮人點，沒什麼好同情的。

在這種時刻，嘲諷一個人接近而立之年積蓄寥寥，甚至要指點他怎樣去做一個合格的“窮人”，這又真的體面嗎？

一場大災難的最可怕之處，就是它會給個體帶來各種各樣的極端處境，而置身事外的人可能永遠都無法真的給予同情。

比如2月9日的一條新聞中，兩個湖北男子步行7小時到了湖南，只因太着急回深圳工作，試圖能在湖南嶽陽坐車回深圳的車。

雖然這個新聞中透露出一絲沙雕氣息：防疫人員友善地提醒他們，其實你倆走反了方向。

但這件事還是引來不少網友的痛斥，大部分人不能理解這麼嚴重的疫情當前，他們怎麼會這麼愚蠢和自私：

“怎麼想的，為了那點錢，不要命了嗎？！”

問出這樣正確的責難沒有問題，這樣的行為從大局上看也確實可氣。

當2月10日過後一些地區、企業、工廠紛紛復工的時候，也同樣有人這樣氣憤地問過。

一點工資和暴露在疫情中的風險，好像大多數人本能地因後者犧牲前者。但是，也沒有人能真正明白，別人急於維持生計的選擇究竟對他的生活有多重要。

事實上，感受到經濟壓力的人們本質上是同一根螞蚱，只不過發現的時間可能有早有晚——

當“裁員補償標準”的百度搜索指數在最近這一個月激增時，我們似乎對“要錢不要命”的無奈本來可以多一點悲憫。

圖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數據

事先沒人能料到，這次疫情赤裸裸地揭露出的“窮”，好像成為了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時，就越來越能暴露旁觀者之高高在上的事情。

當有人迫於經濟條件而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時，我們總能輕易地看到其中的可惡，並憤恨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

指責這些可惡之處總是輕巧和容易的，但是，真正體察到其中的可悲好像變得越來越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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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如何成了輿論場中的原罪？

因為最近新聞中這一連串的“窮人”主角，一種引人深思的分裂也悄悄地呈現出來了。

令許多網友覺得驚訝和感慨的是，好像有很多人，對普通人的生存現狀、對“窮”這個天天被掛在嘴邊的詞，實際上沒有一點概念。

特別是當一些未經世事的年輕人問出“真的有人27歲只有兩萬存款嗎”，可能真的不是出於惡意或嘲諷，而是確實對自身以外的圖景缺乏認知，甚至哪怕是想象。

有網友彙集了那些類似的聲音，又引發了新的爭論

更神奇的是，會在互聯網上發出這些言論的人，可能大多並不是《寄生蟲》里豪宅裏的富家太太，卻依然無法想象地下室裏有可能住着生活得步履維艱的人。

這種認知的壁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實，事實和數據上關於普通人平均生存水平的呈現，已經夠赤裸的了。

在國家統計局官網的數據裏，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228元，若以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為維度劃分，二者的數字則相差25000元左右。

但是在大眾眼前，能鮮活、生動地展示和傳遞這些信息的載體，卻是越來越缺失的。

仔細想一下會發現，普通人賺生計的勞累與掙扎，是愈發沒有機會在大眾——特別是構成了互聯網主流受眾的年輕人——眼中得到呈現，或取得話語權的。

自2012年左右社交網絡真正成為當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後，人們的視野裏，開始充斥着對頂尖富豪的財富崇拜，和消費主義對年輕人的血洗，普通個體只能沉默地跟隨着旋渦；

大眾傳媒構建的世界裏，主流文藝作品和綜藝節目又總是美化了鄉村發展的現狀、淡化了都市職場的矛盾，隱藏了留守兒童、貧困老人、社畜心酸、底層打工者等並不能激發人們愉悦情緒的齟齬。

網絡為我們帶來了能一眼看到別人生活的扁平化世界，但這恰恰讓超出了想象的殘酷展現在習慣了這一切的年輕人眼前時，看上去像個聳人聽聞的虛構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某種輿論對貧窮和貧窮之人愈發苛刻的趨勢，實際上又彰顯了人們明明是對貧窮“太有概念”——

明明很懂，在當下的生活中如果被經濟條件拖累，會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比如在棄嬰新聞中，有人譴責這對夫妻“窮就不該生”的立場看起來更現實。他們指出，在當前的社會下如果沒有充足的經濟條件，生兒育女成了件整個家庭都落不到好的事情。

當一些人站在高處、對他人貧窮的現狀指指點點，他們其實恰恰很懂人不能沒錢，對它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抗拒。

但這為什麼沒有轉化成對他人遭遇最基本的體恤，反而助人站上了撕咬的高地？

或許是因為，在“貧窮”這個標籤早已潛移默化地被和一個人的無能掛上了鈎。

關於如何看待他人的貧窮，這些年的輿論場中始終存在一種趨勢，且愈演愈烈：

導致一個人貧窮的客觀條件，遠遠不敵ta主觀上放任自己窮的可怕。

從大V一刀切斷言“大涼山有些人窮就是因為自己永遠扶不上牆”，到大眾開始接受並擴散“窮就是因為自己懶”、“有手有腳的人怎麼可能養不活自己”等以偏概全的思維，再配上曾經甚囂塵上、徹底將所有弱者污名化的“你弱你有理”邏輯……

一個完美無缺的閉環形成了。

在這個閉環的邏輯裏，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包裝成了一種更精緻的面貌。

越來越少人還在張牙舞爪地説，“沒能力的、賺不到錢的、生存不下去的人就活該被淘汰”。

越來越多的人樂於“教”一個生活狀況不佳的人學會從自己身上找到原因，並接受它、適應它，然後活好一個“窮人”該有的本分。

從前，你可能聽過長輩們的老話，説“富有富的活法，窮有窮的活法”。

但如今，“窮的活法”好像已經失去了鼓勵平凡人在生活中尋找積極意義的涵義，變成了經濟上暫時安全的人用來肆意敲打更弱勢之人的金科玉律。

或許這是一種能治癒不安全感、用來説服自己“我不像他們、我不會窮”的虛張聲勢吧。但是，誰又能敢拍着胸脯打包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