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悲歌：革命_風聞

快揭開你的面紗，顯露出你的嬌豔；面紗對你有何用處？除了掩飾你的赧顏。

——伊朗詩人，哈菲茲

阿巴丹縱火案

1978年8月19日，一名宗教恐怖分子，在一家伊朗電影院放了一把火，燒死了477人。

現場慘不忍睹，大部分燒焦的屍體停留在座位上。警察為了不讓縱火犯逃走，愚蠢地封閉了出入口，救火隊動作遲緩，趕到時，大火已經燒死了大樓裏所有的人。

着火的地方，是伊朗南部油港城市阿巴丹的雷克斯電影院，死者大多為附近的油礦工人，當時正在放映馬蘇德·基米亞伊導演的《馴鹿》，一部批判國王的電影。

阿巴丹縱火案

伊朗國內反對派，將矛頭指向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認為他不滿人們看批評他的電影，才故意下令放火。國際媒體也聽信這套説辭，把此案比喻為1933年納粹策劃的國會大廈縱火案。加上警察的愚蠢和救火隊的遲緩，憤怒的人們相信，兇手就是國王無疑。

受害者的照片，登上了報紙和宣傳冊，一個個悲慘的家庭故事，激怒了國民，他們不願意再對話，也不想再妥協，甚至不想再多瞭解真相，只想立刻把國王送上絞刑架。

真正的縱火犯，是一名盜竊犯和癮君子，叫侯賽因·塔巴利扎德，以及他的三名同夥。犯罪之前，有人寄給他們一條女性內褲，嘲諷他們軟弱，不敢起身反抗國王，因為此時的伊朗，除了阿巴丹外，其他地區的反抗早已如火如荼。塔是名宗教極端分子，常年受蠱於宗教仇恨思想，認為電影院等休閒娛樂場所代表墮落，於是從這下手。

縱火後，塔巴利扎德逃離了現場，後來向自己的母親坦白了罪行，在一次打架鬥毆事件中被捕。膽小怕事的法官，不敢説出真相，硬把這場大火歸咎於國王的秘密警察，還説罪犯使用的燃料只有軍隊才有。更可恨的是，塔巴利扎德最後逃出了監獄，甚至向宗教領袖邀功，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羣眾的憤怒在燃燒蔓延，像大火一樣停不下來。國王慌了神，與首相商議，讓其辭職以安撫民眾。換上來的新首相，認為示威者主要是保守的宗教人士，為了討好他們，下令關閉所有娛樂場所，宣佈重新使用回曆。

但這些措施無濟於事，示威遊行已然失控。9月8日，星期五，示威演變成搶劫、殺人放火，安全部隊舉槍鎮壓，造成86人死亡，因此被人描述為“黑色星期五”，並引起新一波更劇烈的示威暴亂。9月10日，新首相不得不宣佈對全國12個城市實施軍事管制。

話説早在這年的1月，不滿國王的示威遊行，就出現了組織化的苗頭，背後明顯有嚴密精準的煽動，阿巴丹縱火案只是將暴亂推向了高潮。

第一次大規模遊行爆發於1月7日，在聖城庫姆，6人死亡。

根據穆斯林的傳統，人死後40天，親人、朋友會舉行悼念活動。所以第一次騷擾後的第40天，人們再次聚集，並再次遊行示威，且造成了新的死亡，於是40天后，又出現聚集悼念、遊行示威……如此惡性循環，沒完沒了，伊朗因此陷入“40天魔咒”。

儘管如此，1978年的春天，國王仍然堅信江山穩固如初，理由為：所到之地，到處都能看見夾道歡迎的人。美國情報局1978年初編寫的情報也寫道：“國王還可執政十年。”

但到了5月，學生罷課，巴扎商販也跟着罷市了。軟弱的國王當時也首選了安撫之策，先撤換國家安全部門薩瓦克的頭目，然後在憲法日承諾，下屆議會將舉行自由選舉。

可8月19日的縱火案表明，國王的退讓，根本無濟於事，騷擾背後的組織者，目的非常明確：要國王下台。

9月，駐伊美國大使沙利文向媒體放話：看來，穆罕默德·禮薩的王位保不住了。

火種

穆罕默德·禮薩，生於1919年，巴列維王朝第二代國王，老國王禮薩·汗第二任妻子生的老二，儀表堂堂，風度翩翩，但性格優柔寡斷，沒什麼大才，如果不是生在帝王家，也就一般人。

禮薩和他第一任妻子埃及公主芙茲葉

穆罕默德·禮薩出生那年，英波協定簽署，伊朗被置於英國的“保護”之下，丟失軍事和財政權。這激起伊朗人的滿腔怒火，刺激了民族覺醒。當時的伊朗，處在腐敗無能的愷加王朝末期，飽受英俄等列強欺負，國家分裂，民不聊生。

老國王禮薩·汗，還在俄國人控制的哥薩克兵團擔任上校，兩年後的1921年2月，他帶領1200名羣情激憤的士兵，前往德黑蘭要軍餉，順便發動政變，奪取了政權。1925年他廢除愷加王朝名號，1926年戴上王冠，正式建立巴列維王朝。

老國王禮薩·汗，1874年出生於伊朗北部馬贊達蘭省貧苦的農民家庭，剛落地，父親就去世了，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少年時出來賺錢養家，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是個文盲，14歲那年，經由表舅介紹，混入沙俄控制的哥薩克旅當兵。

一戰期間，禮薩•汗因為驍勇善戰而譽滿全國，一路從軍士提拔至校官。許多惡霸土匪光聽他名字就腳打顫，人送綽號“禮薩·馬克沁”，意思是他擅長使用老式的馬克沁機槍。

禮薩·汗

在奪取實權後，禮薩·汗從俄國和英國手中收回了軍事權，實行全民兩年兵役制，壯大屬於伊朗的武裝力量，統一度量衡，擴大税源，並在南征北討中擊潰了分裂的割據勢力。説他是現代伊朗的“立國之父”並不為過，戴冠為王也算水到渠成。

按照穆罕默德·禮薩的説法，父親擔任國王的投票，幾乎全是贊成票，只有4票反對。這當然屬於自吹自擂，並不真實。其實在王朝建立之前，衝突的種子就已經播下，並在此後貫穿始終，直至王朝覆滅。

1924年，廢除愷加王朝的前一年，禮薩·汗曾提議成立議會制共和國，直接效仿西方的分權民主制。可提議被神學家們拒絕了，他們認為君主制要比權力分裂的共和國，更接近宗教“天國”。正是這一拒絕，迫使禮薩·汗自任國王，成立了新王朝。

可是他剛一登基，神學家們就不樂意了。原來，禮薩·汗雖是文盲，卻極其嚮往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效仿他實施了一系列政教分離的舉措。剛一上台，他就廢除了神學家審查國家律法的權力，並鼓勵婦女丟掉黑麪紗。

1927年，禮薩·汗廢止了一系列屈辱的“投降法”，取消外國人在伊朗享受的特權，但外國人不願意服從伊斯蘭法，所以他許諾實施一部西式民法。可這一措施，遭遇教會強烈對抗，引發了長達7個月的全國總罷工。

為了安撫宗教勢力，禮薩·汗派妻子去聖城庫姆充當調解人，但差點被神學家們殺死，不得不發急電向丈夫求救。老國王怒了，帶着軍隊鎮壓反抗，無視伊斯蘭教戒律，穿着馬靴跨入清真寺，用手杖抽打阿亞圖拉（高級神學家）。

就這樣，王朝與教會的樑子算是結下了，二者的緊張關係始終未曾緩和，國王穿着馬靴跨入清真寺的形象，成為強權的象徵，刺激着一波又一波什葉派信眾投身反抗洪流。

所以説，1978年由極端宗教分子推向高潮的示威暴亂並非偶然，王朝誕生之初，甚至在王朝誕生之前，宗教和王權之間衝突的火種就一直存在。

在1927年那場反抗浪潮中，有一粒火種後來燒成了燎原之勢，成為1978年騷亂的精神導師，這就是當年才25歲的霍梅尼。

白色革命

為什麼是1978年阿巴丹縱火案，將反抗浪潮推向高潮呢？説起來是有幾分意外的。

阿巴丹是伊朗最大的港口城市，石油的集散地，國家石油公司、世界最大煉油廠的所在地，一戰和二戰期間兵家必爭之地，一座西方人投入重金打造的工業城市，最西化也最國際化。而巴列維王朝又恰是西化國際化的積極推動者，換句話説，阿巴丹應該是國王民意基礎最堅實的地方。但偏偏就在這裏，他的聲望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70年代的阿巴丹、阿巴丹煉油廠

這説明，王朝末期，不僅教士反對國王，恐怕連那些認同西化的人也開始反對國王。

但誰能想到呢，就在縱火案發生的7年前，伊朗還一副太平盛世的樣子。

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遺址，國王花費巨資紀念波斯帝國誕生2500年，宣示伊朗復興了波斯帝國往日的榮光。當時伊朗，何等風光，簡直舉世矚目。

慶典邀請世界各地60多位政要參加，包括美國的尼克松、英國王子菲利普和查爾斯、南斯拉夫的鐵托，還有中國特使郭沫若（中途生病，未能成行）。

設計師用了37公里真絲搭建了一座嘉賓居住的帳篷城，5條大道連接起50個小帳篷，最大的帳篷長68米寬28米。每個帳篷都有兩間卧室、兩個衞生間，外加工作室和會議室，還有專門的侍從。《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説，帳篷如同小別墅，非常精美，好像從裝飾雜誌直接搬下來的。慶典因此被稱為“百萬富翁的露營”。

巴黎的馬克西姆餐廳停業兩週，專程來負責宴會美食。國王還專門修建了機場，以及一條1000公里的公路，還從國外運過來大量和平鴿。

1971年慶典

為了這場慶典，國王一共花費了3億美金。可站在電視機旁觀前的伊朗人，卻普遍覺得國王不知人間疾苦。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大型的抗議浪潮已經出現，且有暴力衝突，主要由左派游擊隊和穆斯林組織帶領。但就像1978年國王還感覺江山固若金湯一樣，彼時的他更沒把抗議遊行當回事。

當時的巴列維王朝，逐漸收回了大部分被列強掠奪的權益，並培養了大量本土的石油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不必害怕西方國家撤資撤廠，可自主挖石油、煉石油和賣石油。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後，在歐佩克部長會議中，伊朗最早提議，將石油價格提高至每桶11.65美元，要知道，1971年每桶石油才2.18美元，1970年才1.8美元。同一年，穆罕默德·禮薩還宣佈，廢除與西方簽訂的所有不平等石油買賣協定。

1975年，伊朗整年的石油收入突破200億美元，相對於1964年的5.5億美元，10年增長了40倍。期間，伊朗經濟增速維持在7%-8%，人均GDP達1.6萬美元。

可以想象，當時國王何等自信，伊朗不再受制於西方，反而有能力反制西方。美國總統尼克松以私人名義致信國王，指責他將石油價格提太高，擾亂了世界經濟秩序。國王不僅不示弱，反而硬懟回去。

有如此成就，當然主要得益於伊朗擁有石油這種資源，但部分也得歸功於1963年國王啓動的白色革命。這場革命，將90%掌握在大地主手上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原來收入低微，專門給大地主打工的農民被解放出來，走向城市，滿足了急速工業化的需求。

70年代末，曾經佔比70%的農村人口，已經下降至40%，城市人口中，一半為白色革命後從鄉村來的農民後裔。這些農民大多變成了產業工人，他們是250萬製造業工人、100萬建築業工人……

與此同時，世俗化也在快速推進。1925年，老國王禮薩·汗就用波斯曆法取代伊斯蘭曆法，禁止婦女批帶面紗，並於1940年將教界徹底趕出了議會。穆罕默德·禮薩承繼父親遺志，出招更狠，將教會佔據全國30%的耕地收歸國有，堪稱釜底抽薪。全國1.5萬伊瑪目，不得不依靠政府補貼生活。

1965年-1975年，清真寺數量從2萬減少至9千，宗教學校也在鋭減，世俗學校的人數卻在不斷攀升，1973-1977年，大學生從2.48萬增長至15.4萬，識字率從15%提升至60%。

上世紀60-70年代的伊朗，從城市人口、產業人數、受教育人數等各項指標來看，堪稱不折不扣的現代工業化國家，人們生活富裕，城市風氣開放，超短裙、西裝、美酒、咖啡、電影、歌舞，是那個時代的標誌。

伊斯蘭革命前的伊朗風貌

正因有如此成就，國王才有底氣舉辦慶典，才會到了1978年還覺得抗議不算事。但他沒有明白，物質生活的改善，並不一定會帶來政治的穩固。其中，家境優渥的留學生的抗議遊行，就是信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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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

1953年出生的默罕·納賽裏，就是一位享受改革紅利，卻要國王滾犢子的留學生，而且還是阿巴丹人。

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為英伊石油公司工作，收入不錯。納賽裏是五個孩子中的一個，從小就有機會接受教育，並順利考上大學，拿到了心理學學位。

23歲那年，他的父親去世了。正處傷心時，母親跟他説：“我不是你的親生母親，你是你父親和一名蘇格蘭女人的私生子，這個女人來自英國的格拉斯哥，是英伊石油公司的護士。”納賽裏聽完母親的説法，猶如頭頂晴天霹靂。母親又説，她這麼多年保守秘密，是為了避免父親因為通姦判石刑。

巴列維王朝實施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但宗教始終不曾徹底遠離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石刑是伊斯蘭教的刑法之一，判通姦的人，半個身體會被埋在土裏，露出上身和頭部，然後由眾人用石塊砸死。

石刑

納賽裏的母親保守秘密多年，算是仁至義盡，如今她終於要這個私生子還債了。她下達最後通牒：“你長大成人了，我也不是你的母親，你必須離開這個家。”年輕人崩潰了，與母親激烈爭執，威脅要把她告上法庭。他認為自己不可能淨身出户，必須得到父親留下的遺產。但狠心的母親諷刺道：“你拿什麼錢去告我呢？”

1977年，雙方達成了妥協：納賽裏離開伊朗，前往英國留學，順便找找親生母親，同時每個月從家裏支取固定的津貼。

在英國留學的納賽裏，參加了一個為期三年的南斯拉夫研究項目，日子還算逍遙，但親生母親始終沒找到。直到有一天，津貼突然斷了，他急得不停打電話、寫信，但無一不石沉大海，不得不飛回伊朗。

但飛機剛抵達德黑蘭機場，他被伊朗警方逮捕，並迅速投入了監獄。他一臉懵逼，不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得知，原來他在英國留學時，雖然連親生母親是誰都不知道，卻也跟着同學，一起參加了反抗國王的遊行，薩瓦克拍到了他參加遊行的照片，認定他為國家叛徒。

天雷滾滾，有時候老天爺喜歡專找一個人錘。

20世紀60-70年代，歐美風潮興盛，伊朗中上層孩子，都喜歡前往歐美國家留學。70年代末，同時在歐美留學的人數，多達10萬多人。這當然得益於巴列維王朝的開放，以及它推動的經濟改革，奇怪的是，像納賽裏這樣的留學生，卻從來不感激國王，他前往英國留學的1977年，正是留學生抗議遊行最激烈的時期。每當國王出訪西方國家，這羣年輕人就舉着牌子，高喊着口號，讓國王去死。

但國王似乎並沒有心思瞭解這些年輕人，反而責怪西方媒體偏頗報道，只看見示威抗議的學生，看不見更多伊朗人還舉着支持他的標語。

國王顯然過於自信了，留學生抗議一時半會兒改變不了什麼，卻傳遞出極其危險的信號：王朝的改革，既得不到像宗教保守勢力的支持，也沒能換來像年輕學生這種新新人類的擁護。

納賽裏被抓進牢後，他的母親倒也沒放棄他，通過賄賂官員，把兒子解救了出來，當然不能白救，條件是他必須永遠離開伊朗，且不能再拿家裏的錢了。

可憐的年輕人又一次去了英國，繼續尋找格拉斯哥的親生母親。那是1978年，伊朗國內已是水深火熱，沒有人知道國家的前途在哪裏，有機會出走的年輕人反而幸運。

獨裁遇到荷爾蒙

像納賽裏這樣衣食無憂的年輕人，為什麼要反對國王呢？穆罕默德·禮薩沒工夫思考這個問題，但它卻是理解王朝命運的一把關鍵鑰匙。

1931年，穆罕默德·禮薩被父親送去瑞士的貴族學校，唸了5年中學，所以説起來他本人就是一名留學生，觀念思想，基本都是西化的。

二戰前，老國王禮薩·汗與希特勒親密接觸，引入大量德國技術人員，甚至因為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將波斯更名為伊朗（雅利安人的故鄉）。他本以為向德國靠攏，可以牽制長期在伊朗作威作福的英俄。但二戰爆發，盟軍圍剿法西斯，老國王連夜送走600多名德國技術人員，被迫與德國斷絕來往，並迅速退位、逃亡，最終客死異國他鄉。

希特勒送給禮薩·汗的簽名照

1941年，作為盟軍的傀儡，穆罕默德·禮薩屈辱上位。1943年，伊朗向德國宣戰。1946年，盟軍正式退出伊朗，蘇聯不太想走，煽動北部的阿塞拜疆和庫爾德斯坦鬧分裂，但迫於美國和聯合國的壓力，最終也退出了，伊朗重獲獨立。

但是，當時穆罕默德·禮薩依然是提線木偶，並沒有什麼權力。收回鬧獨立的阿塞拜疆，讓他的威望暫時登上了一個小高點，但接下來的幾位首相都不太“聽話”，第一任首相佛魯基是英國人強制安插的，後來的嘎瓦姆·薩勒塔內，在阿塞拜疆的自治問題上跟他鬧矛盾，接下來的拉茲姆·阿拉，甚至涉嫌謀殺國王，1951年上任的摩薩台更加霸道，連王宮廚房開支都要管，主張激進的石油國有化政策，一度迫使國王流亡羅馬。

直到1953年，美國人害怕摩薩台赤化，派遣中情局少校金·羅斯福，扛着大批鈔票，一捆一捆分發給伊朗突擊隊，動員軍隊譁變，親自開着敞篷汽車往外撒錢，讓羣情激昂的民眾高喊“國王萬歲”，這才顛覆摩薩台政府，讓國王重掌大權。

擅長政治表演的摩薩台

據説當時穆罕默德·禮薩正在羅馬一家餐廳吃飯，一名記者過來告訴他，國內的民眾都在高呼“國王萬歲”，他抬頭瞧了一眼説：“我早就知道，我的人民是熱愛我的。”

受了多年的窩囊氣，國王因此格外珍惜手中權力，生怕它溜走，所以採取各種措施鞏固大權，解除工會，取消新聞自由，罷黜反對黨，聲稱“伊朗是一個人説了算”。

1959年，他組了兩個御用黨派。1964年，他不放心，又將兩個黨合併，組成伊朗黨。1975年，伊朗黨更名為復興黨，並規定為伊朗唯一合法政黨，所有參與該黨的人，必須擁護憲法、君主制和白色革命。這等於從政治機制上徹底排除了異己，實現了名副其實的獨裁。

龐大的官僚集團、軍隊和薩瓦克，組成國王獨裁的三大支柱。原本弱雞的國王放出狂言：“那些反對我的人，只能在監禁和流亡之中作出選擇。”

正是權力過分集中和傲慢，得罪了長期受西方自由媒體、左派浪漫主義影響的留學生。

正在美國留學的阿扎爾·納菲西，也是在國外參加遊行示威的伊朗學生之一，她和納賽裏的年紀差不多，家境甚至更好，父親曾擔任德黑蘭市長，母親也一度擔任國會議員。她從中學時代就出來留學了，1971年那場舉世矚目的慶典，她是在美國電視上看到的。

70年代，在美國留學的納菲西，參加了一個讀書小組，閲讀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崇拜的偶像包括切·格瓦拉、列寧、斯大林。

1977年11月15日，穆罕默德·禮薩前往美國訪問，在白宮南草坪出席歡迎儀式，遭遇留學生抗議。納菲西在抗議隊伍中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説，和同學一起高喊口號：國王去死、美國滾出伊朗……

在美留學生抗議，穆罕默德·禮薩和卡特

抗議引發了騷擾，美國警察使用催淚彈恢復秩序，造成130人受傷。

這些年輕人在遊行中聯誼、喝酒，在深夜的街道騎摩托、歌唱，反抗是社交方式，是青春荷爾蒙的宣泄，大多數人受激進風潮的裹挾，受制於西方媒體對國王的想象，相信自己站在自由開放的一邊，國王則是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

在這些年輕人眼裏，世界黑白分明，容不下灰色地帶。可假如國王一直羸弱，這些年輕人可能根本就沒機會留學，更遑論吃飽了沒事幹整天大喊“自由和民主”。

改革製造敵人

歷史上任何一場變革，實質都是得罪一部分人，同時討好另一部分人。巴列維王朝推動的白色革命也是如此。如果這場革命，僅僅得罪10萬留學生，本也威脅不到王朝的統治基礎。

問題在於，巴列維王朝因為濃烈的世俗化傾向，又釜底抽薪拿走了教會的土地，所以始終站在教士階層的對立面，加上革命強制奪走大地主的土地，因此也被大地主嫉恨，另外大規模急速的工業化，短期內加劇貧富差距，碾壓了巴扎商販、手工匠人、受壓迫的產業工人。

如此算下來，這場王權集中下強制推動的革命，實質是推動伊朗城市化，卻幾乎把城裏人得罪光了，支持者可能只剩下底層的農民。白色革命之初，伊朗鄉村人口占據全國70%，如果能夠討好他們，政權穩定性或也能保證。

可悲催的是，白色革命的核心雖然號稱“打土豪分田地”，但沒能真正分均勻。伊朗農民分為兩類，一類為有租佃權的農民，一類為啥也沒有的農民。前一類農民，因為佔據水源、種子、耕牛和人力的優勢，可以跟地主分享收成，後一類農民，只能充當苦勞力，賺點辛苦錢。

白色革命推動的土地改革，主要惠及第一類農民，他們依靠手中原有的資源優勢，購買了國家重新分配的大多數土地，沒任何資源的農民，繼續被壓在最底層。所以重新分配後的土地情況依舊不平等：土地超過50公頃的農民雖然不多，土地總面積卻佔全部耕地的47%。

不公導致不滿。大量農民出走，到了城市，變成產業工人，受制於資本家。這些資本家，又多是過去住在城裏收租的大地主。兜了一圈，底層農民的命運未曾真正改變，韭菜還是韭菜，鐮刀依舊是鐮刀。

國王分配土地契約

如此一來，白色革命幾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於是巴列維王朝也就製造了近代世界史上最奇葩的景觀：一場讓國家富足的變革，沒有人説一聲謝謝，反而招惹了一身怨恨。唯一不敢怨恨的，大概只剩下變革的推動者：軍隊、官僚、薩瓦克和國王。

1963年1月，土地改革剛一公佈，就引發大規模抗議，背後的主謀，正是1927年就參與過抗議的霍梅尼。國王的土地改革，動了教會的土地，霍梅尼號召教徒拼死抵抗。國王派遣傘兵襲擊清真寺，企圖用暴力鎮壓抵抗，但老教士倔強地放話：“我準備讓刺刀刺透我的心臟，但決不向暴君屈服。”

雙方衝突的高潮，出現在這年的6月3日，霍梅尼因為頻繁挑釁國王權威，且多次號召信徒示威抗議，被依令逮捕。消息傳出，成千上萬的教徒舉着霍的巨型畫像走上街頭，憤怒的人羣燒燬汽車、洗劫商店、破壞政府機構，警察局成了廢墟，砸死不戴面紗的女人。

當人羣衝向廣播中心時，國王向衞隊下令開槍，坦克、裝甲車衝入人羣，致使街道屍體橫陳，到處火光沖天，濃煙遮住了德黑蘭的天空。伊朗國內媒體説死了幾百人，國外媒體説死了上萬人。

雙方僵持不下，國王意識到，逮捕霍梅尼甚至殺了他很容易，但會引出什麼後果實在無法預料。他派遣薩瓦克的頭子，跟倔強的老頭商量，只要他離開聖城庫姆，前往馬什哈德（伊朗第二聖城），就能獲得自由。但老頭冷若冰霜地回應道：“伊斯蘭教教義比國王權勢要悠久得多，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國王不甘示弱，強硬地回擊：“別讓我穿上我父親的靴子。”這讓人想起1927年，他的父親穿着馬靴踏入清真寺，鞭撻阿亞圖拉。

慶幸的是，國王最終妥協了，霍梅尼重獲自由，抗議也漸漸平息。

但第二年，老頭又大放厥詞，攻擊國王的外交政策，説他為了美國人1億美元的貸款，讓美國軍事專家獲得治外法權，喪權辱國。

這一次，國王學聰明瞭，派一小股軍警把正在晨禱的霍梅尼押上一輛軍用卡車，接着又把他送到了土耳其的布爾薩。

從此，霍梅尼開啓了長達15年的流放之旅。不過這位固執的教士並未就此沉寂。當國王改革製造的敵人越來越多，他們最後都以這位老人為中心聯合了起來。

鮮花與刺刀

1978年抗議遊行高潮迭起，阿巴丹大火後，國王手下掌管軍隊的將軍穆加達姆，勸國王立刻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但穆罕默德·禮薩並不太想動用大規模武力，不想看見子民血流成河。新任的首相，雖然採取了軍管措施，但軍隊比較剋制，常常僅限於警告。

你可以説國王軟弱，也可以説他仁慈。其實暴亂髮生以來，國王一直在退讓，並告訴國民：自己在改正一些錯誤，正與過去一刀兩斷。

但反對他的人根本不吃這一套，反而利用他的退讓，步步緊逼。比如，在1978年初，針對學生仔的抗議，國王放鬆了報禁和輿論管控，但反對他的人恰好利用這點，不斷往國內塞各種反動言論。

當時霍梅尼流亡至巴黎郊區，主要依靠兒子和女婿，遙控伊朗國內的革命。他手下有一個搞宣傳的能手，叫穆罕默德·貝赫什蒂，成立了一個小組，負責把霍梅尼每天的講話和答記者問錄在磁帶上，再用電話傳回伊朗。在暴亂最激烈的日子，這些錄音，以及依據錄音複印的文字材料，傳遍了德黑蘭大街小巷，完美打敗了國王的宣傳機器。

到了1978年10月底，包括阿巴丹在內的石油工人也開始罷工，每年產出200億美元的石油工業癱瘓，從每天生產600萬桶油下降到不足150萬桶。國王沒轍了，只能派遣軍隊守護加油站，每幾個小時供電一次。接着是航空業、大學、商店，幾乎所有人都亢奮起來，沒有人正常工作，弄得連土豆和牛奶都買不到了。

支持國王的官僚都不敢上街，一旦被羣眾抓住，必死無疑。一天中午，德黑蘭閲兵大道，一輛梅賽德斯轎車駛過，被憤怒的羣眾攔下，他們認為如此高檔的汽車裏，一定坐着什麼特權人士。車裏下來三個人，面對危險，急中生智，振臂高呼“霍梅尼萬歲”、“殺死國王”，這才逃過一劫。

 1979年伊斯蘭革命

軍隊是最後的救命稻草，但要不要下令大開殺戒，國王始終下不了決心。他希望得到美國支持，隔三差五詢問駐伊朗美國大使沙利文：美國有什麼建議。可沙利文每次給出的回應都模稜兩可：你先回去等兩三天，我再問問總統。

其實卡特政府高層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國務卿萬斯，主張不動用武力，鼓勵實施自由化計劃，總統安全顧問布爾津斯基，支持國王採取果斷的強制措施，先恢復秩序，再談其他。

11月初，布爾津斯基親自給國王打電話，敦促他不要猶豫了，趕緊採取強制措施。國王不放心，認為這可能不是美國政府的意思，於是找沙利文證實。沙利文這個搗糊匠，跟往常一樣，説我拍個電報，問問華盛頓吧。國王只好繼續等，第二天他又問沙利文，得到的回覆是：我沒有接到任何指示。

與此同時，霍梅尼這邊卻在加緊爭取和柔化軍隊。他們大力號召，拿着刺刀和步槍的士兵，不要殺害自己的穆斯林兄弟。有些士兵動搖了，不聽指揮，甚至朝指揮官開槍。國王意識到軍心不穩，於是讓士兵儘可能到遠離家鄉的地方執行任務。但抗議的人羣並不懼怕拿着刺刀的士兵，反而把鮮花送到他們眼皮底下。

形勢急轉直下，國王實際已是光桿司令。代表工人利益的“民族陣線”領導者卡里姆·桑賈比，和嘴裏隨時喊着自由人權的邁赫迪·巴扎爾甘，都去了巴黎，與霍梅尼共聚一堂，這意味着反對派實現了聯合，在“趕走國王”這點上取得了共識。

1979年1月初，就連沙利文也在督促國王離開伊朗。他説，“緊迫的休假療養現在不能再推遲。”國王發現美國已經放棄自己，終於泄了氣：退就退吧，用武力挽回不支持的人民，即使血流成河也沒意義。

1月11日，在千萬人的唾棄中，憔悴的國王登上了一架波音727客機，永遠告別了他統治37年的國家，從此再沒能回去。

狂熱分子載歌載舞，像過新年一樣狂歡，他們推倒國王的雕像，撕掉鈔票上國王的頭像，將以國王名字命名的街道、城市、鄉村、廣場，改成“霍梅尼”。

2月，霍梅尼乘飛機回國內，上百萬羣眾湧上街頭歡迎他們的精神領袖。他封了神，數以千計的人説在月亮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成立了臨時政府，宣告結束君主制，成立伊斯蘭共和國。同年11月，全民公投通過伊斯蘭共和國憲法，霍梅尼當選最高神權領袖。從此，伊朗再無君主立憲，只有政教合一。

恐怖之神

1979年夏天，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滿懷着希望的納菲西回到了伊朗。可是剛回到國內，新政府就給了她的家庭一組“三連暴擊”。

納菲西的母親曾經就職於舊政府國會，如今新政府找她算舊賬，要她交出當時所有工資。當過德黑蘭市長的父親，也在清算之列，被拉到革命法庭審訊，好在他跟舊政府首相鬧過矛盾、坐過大牢，還有份檔案證明1963年他同情過抗議者，僥倖躲過一劫。習慣了美式生活的納菲西本人，則被人強制戴上面紗，雖然婦女的抗議迫使新政府撤回了法令，但街上的治安隊隨時可能向不戴面紗的婦女潑硫酸、動剪刀和匕首。

與此同時，婦女婚齡從18歲又回到9歲，一夫多妻制和“臨時婚姻”也合法化了，女法官的職務解除了，通姦罪、賣淫罪統統恢復到野蠻的石刑。

剛回國的霍梅尼，跟過去一樣，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臨時政府的首相是巴扎爾甘，他躲在幕後。但就在成立臨時政府的同時，他建立了專屬的武裝組織：革命委員會和革命衞隊。

革命委員會的公開目的，是為了抓“反革命分子”，但很快就發展為道德糾察隊，連飲酒和聽西方音樂的人也會抓起來。它還四處捕殺上百名舊政府官員，每抓住一個，就拉到大街上草草處決，沒有任何審判程序。

納菲西家僥倖躲過災難，可他們家許多經常走動的朋友，比如雜誌首席編輯、銀行行長、前校長、將軍，卻一個個被殘忍殺害。普通人也無法倖免於難，中傷過霍梅尼或伊斯蘭教的人、同性戀、少數族羣，比如巴哈伊教徒，都可能莫名其妙拉出去處決。

1979年6月，身患淋巴癌的國王流亡至墨西哥，10月，他飛到美國紐約醫院接受外科手術。他和家人發表病情公報，聲稱罹患癌症6年之久，為了國家最高利益，一直隱瞞至今。手術後兩天，是國王60歲生日，他的病房被鮮花包圍，彷彿一間花店。

不過在伊朗國內，新政府和羣情激憤的伊斯蘭教徒，卻責備美國人給國王提供庇護所，屢次要求交出身體贏弱的病人。美國政府並不想招惹麻煩，治療期間，沒有任何官員與國王接觸，卡特總統也沒打一個電話，國王能來美國治療，純粹出於人道主義關懷。

但新政權不管這些，11月4日，大約4000名德黑蘭學生佔領了美國大使館，扣押了52名外交官當人質，試圖逼迫美國交出國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德黑蘭人質事件。

 德黑蘭人質事件

反西方情緒一浪高過一浪。納菲西回國後，原本在一所大學教書，但因為大學是“西方帝國主義代理人”被迫關閉。除了大學，當時一切跟西方沾邊的事物，包括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勞、酒吧、咖啡館、電影院，都被砸個稀碎。

卡特政府迅速採取行動，凍結伊朗在美資產，實施經濟制裁，1980年4月甚至派遣“藍光”突擊隊員突襲德黑蘭，試圖救出人質。但8架執行任務的直升機，3架在沙漠遭遇惡劣天氣無法飛行，其中兩架發生碰撞，造成8名美國軍人死亡。這次失敗的營救，直接導致卡特在當年11月的大選中落敗。

在營救行動3個月後的7月27日，帶着遺恨的國王永遠離開了人世，又過了1個多月，兩伊戰爭爆發。多種因素疊加，扣押美國人質已無益處，伊朗於次年1月19日將人質交還美國，歷經444天。

失業在家養花，被懷疑是“西方間諜”的納菲西如夢初醒，與當年被她罵成渣的國王相比，無數人稱之為神的霍梅尼，才是最恐怖最不講人道的暴君。

**尾聲：**幸福終點

納菲西終究算萬幸，憑藉家族雄厚的財力外加一點點運氣，成功躲過了8年兩伊戰爭，避開了革命衞隊的騷擾，90年代中和丈夫移民美國，就職於知名高校，後來依據特殊經歷，寫出了暢銷書《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我所緘默的事》，成了世界知名的作家。

伊斯蘭革命後，薩達姆不爽伊朗什葉派將革命火種傳播至伊拉克，於是趁亂髮動了戰爭。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讓伊朗損失了35萬年輕生命，僅德黑蘭就有20萬婦女失去丈夫，經濟損失高達3000億，國家建設延誤20-30年。這是伊朗人選擇霍梅尼後，所付出的第一筆慘重代價。

兩伊戰爭沒有贏家，但成就了一個叫卡西姆·蘇萊曼尼的年輕人。此人出生底層，1979年加入革命衞隊，在兩伊戰爭中表現神勇，憑藉赫赫戰功，迅速成長為伊朗數一數二的人物。2020年1月3日，伊朗宿敵美國，發射了三枚導彈，精準擊斃卡西姆·蘇萊曼尼。成千上萬的伊朗人湧上街頭，揚言報復，但報復未成，倒先把56名同胞踩死了，爾後伊朗革命衞隊又誤擊了一架烏克蘭客機，造成176條生命無辜枉死。

1979年後的伊朗軍政體制，混亂而低效，是公認的事實。最近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伊朗已有近600例感染，其中死亡43例，死亡率超過7%，遠超一般水平。這還是伊朗官方自己公佈的數據。BBC最近通過逐一詢問伊朗醫院，發現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00人。這説明，伊朗官方可能存在瞞報。

一個捂不住的事實是，目前包括副總統魯哈尼在內的多位高官也感染了病毒，從側面印證了其嚴重程度，可能遠超官方目前承認的水平。

蘇萊曼尼

伊斯蘭革命距今40年，直到今天，還在給伊朗人制造無盡的厄運。清醒過來的人忍不住怒吼：敵人不在境外，在境內。

國家由每一個國民組成，國民什麼樣，國家就怎麼樣，自己選的路，含着淚也要走完。

像納菲西這樣的人，有能力承擔國家開倒車的後果，大不了一走了之唄，但有的人卻承擔不起，而且一輩子也沒機會移民，即使僥倖走出去了，還是揹着國破家亡的沉重負累。比如，被母親趕出家門，失去經濟來源的留學生——納賽裏。

1978年早期，納賽裏從監獄出來，又去了英國，幸運地躲過了後來伊朗一系列動盪，反而恰是政局動盪，幫他在國外成功申請到難民身份。那是1981年，連續3年向7個國家申請難民身份失敗後，比利時給了他難民資格，讓他定居布魯塞爾。

在布魯塞爾，納賽裏攢了一筆錢後，再次前往英國。對納賽裏而言，自從被媽媽趕出伊朗，就再不想把自己視為伊朗人，做夢都想找生母，然後做個英國人。

他買了一張前往英國的船票，剛登上船，就樂觀地以為自己就是個英國人了，因此把難民身份證明文件郵回了布魯塞爾難民署。可當他在英國下船後，因為沒有身份文件，被英國遣送回了比利時。回到比利時，人家也不認他了，又把他人送回英國。就這樣，他被踢了N次皮球。英國人為了一勞永逸解決這個“麻煩”，把他送到了法國布洛涅。法國人可沒那麼客氣，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逼他坐了四個月大牢。刑滿釋放，法國要他84小時內離境，他狼狽地再次飛回英國。可抵達英國倫敦後，他又被拘留，又被送回了法國……

來回折騰，納賽裏已身無分文，所以只能在“國與國的中轉站”住下，也就是戴高樂機場一號航站樓，向旅客乞討過日子。航站樓成了他唯一安全的居所，就這樣，一待就是兩年。兩年後，他還沒死心，再一次買了機票飛英國，可惜又又又被遣送回法國，再次被捕，判了6個月監禁。

納賽裏最後一次出獄，已是1988年，兩伊戰爭都快打完了。他再次住到了戴高樂機場，四顧茫茫，兩眼摸黑，忘記了自己是誰，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這一次，他再也沒打算走了，準備將後半輩子就交待在這兒。於是一年又一年，這一住就住了18個春秋，直到2006年，因為健康原因，才搬出機場。

納賽裏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機場的一道“風景”。2004年，大導演斯比爾伯格，將他的悲劇故事改編成了喜劇電影《幸福終點站》，由湯姆·漢克斯主演。

納賽裏和《幸福終點站》

有意思的是，早在1996年，納賽裏其實就重新拿到了難民身份，法國已允許他離開，但他始終沒走。無邦可居的恐懼，早就令他的精神出了問題，再無勇氣離開機場半步。都説吾心安處是吾鄉，一個人但凡有個讓他驕傲的祖國，不至於把一個離別之地當成永久居所。

在《幸福終點站》中：有人建議主人公維克多申請美國政府庇護，但條件是必須表現出對自己國家相當恐懼，維克多拒絕了，並且驕傲地説道：“那是我的家，我不害怕我的家。”

家國相依，有國才有家。擁有一個讓人心安的祖國，是多少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無所謂，又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大奢望。

END

本文作者：左頁，血鑽故事研究員，前媒體主筆，公眾號左頁亂翻書（zuoyebook）的主人。重點研究方向：東南亞，日韓。

部分參考書目：

1《我所緘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兒的回憶》，作者：阿扎爾·納菲西，外國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霍梅尼》，作者：海因茨·努斯鮑姆，世界知識出版社

3《巴列維王朝的興衰》，作者：侯賽因·法爾都斯特，新華出版社

4《巴列維回憶錄：對歷史的回答》，作者：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5 The 15 Year Layover，author：Michael Paterniti，GQ

6 William Knox D’Arcy in hinstory of Iran，author：Albert Boghoziyan

7 Revolutionary Arson, 19th August 1978: 470 Burnt Alive，author：Potkin Azarmehr

8《伊朗與西方》，紀錄片，BBC

9《影子司令：伊朗軍事大師蘇萊曼尼》，紀錄片，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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