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家政工：無法返京，無處隔離，無工可做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週刊”，作者：趙景宜 

疫情之下，許多不曾見過的場景變得稀鬆平常，而曾經再簡單不過的事卻變得十分艱難。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家政工的工作節奏在“上户”和“下户”間不斷切換。**偌大的北京城裏，她們留守在各自的出租屋內，期待疫情過後的陽光。

如果晚走一天，小陳姐可能回不了北京。

她是個家政小時工，從業十年，四川閬中人。在北京，她住在五環外靠近望京的費家村。2月3日，她打算從老家返回北京。

在這之前，她就聽到北京傳來的消息——隨着疫情不斷嚴重，費家村一度不允許租户入住，後改成在家隔離一週。這個村子住着幾百個村民，以及數萬名外地人。

去閬中市火車站要坐中巴車，小陳姐趁停車時在路邊買了兩斤折耳根。她隨身帶了十來斤豌豆尖、油菜。“擔心進村後，不讓出門，買不到吃的。”

進入2月，那些偏遠的鄉村對疫情也有了警覺。往年，小陳姐會帶上閬中特產張飛牛肉送給僱主們。但如今，鎮上鋪子都關門了。

進了市區，行人很少，她也不敢亂逛。十多個小時的動車上，小陳姐一口水也沒喝，因為她不敢摘下口罩。

第二天，她就聽家人説，“封村了，路封了，班車也停運了”。

一開始，所有人都意識不到，接下來會面臨什麼。攝影/引粒

返京之路

想進費家村，得房東來一一領人。寒冬中，小陳姐等了一個小時，總算到家了。

在北京五環外，有很多像費家村這樣的地方。這些散落在城市外圍的村莊，如今成了外來務工人員的落腳點：租金相對低廉，還方便進城工作。

2017年，小陳姐搬到這裏，和女兒住在一起；去年，女兒回成都工作，這個月租1600元的小公寓裏就剩下她自己了。

“我還想再幹幾年，房租也湊合，交得起。”

按計劃，隔離一週後，小陳姐就能拿到出入證了。大年初一，費家村處於強封閉狀態，留在北京的租户需要辦證。原本村子有好幾個出入口，現在只留了一個。

起初，辦證需要花很長時間排隊，一到下午4點，管理人員就説“不辦了”。租户們不滿，去網上發帖投訴，晚些時候，村子又開始連夜辦證。

費家村一度不允許湖北、安徽、河南等八省的租户回村，但後來因為爭議太大，改成了這幾個省的人進村隔離兩週，其他省的人隔離一週。

費家村門前，有人設卡巡查。攝影/引粒

對小陳姐來説，隔離的一週太悶了，她只好用來睡覺。

她的日程原本安排得很滿，每天有4份工作：

早上6點半起，在一家幼兒園做3小時保潔；

上午10點，去一個僱主家打掃衞生、做午飯；

午飯後，在另一個僱主家待4個小時，做家務、做晚飯，離開後回到幼兒園刷1小時碗；

下午6點半，在一家藥業公司再幹2個小時保潔。

這些工作，讓小陳姐每月能賺1萬多元。但如今，突然襲來的疫情打破了這一切。

年初二，小陳姐接到一個僱主的電話，説年後就不請她幫忙了。

這是一個普通家庭，住着60平方米的兩居室。女僱主的母親得過癌症，無法照顧念小學的外孫，所以僱了小時工。

小陳姐在這家幹了兩年多，做家務、做晚飯，彼此處得很好。剛來時，她告訴女僱主，這些活不需要花4個小時。對方很體恤人，讓她睡1小時午覺。

“她跟我説，實在對不起，現在旅遊業沒活了，她自己也沒工作，打算在家把孩子帶到小學畢業。我説沒關係，我很理解，人都有無助的時候。”小陳姐説。

因為疫情，私立幼兒園暫時不開學。小陳姐的工作就剩下兩個。藥業公司告訴她，隔離期間一樣付工資。

另一個家庭僱了小陳姐10年。她在這家做午飯，和僱主一家人一起吃。最開始是一家四口，兩個小孩長大後，只剩僱主夫婦二人，其中一個出差的話，另一個就叫小陳姐過來一起吃。

這家人倒不在意外地人返京需要隔離這件事，他們告訴小陳姐：“你看能不能偷偷跑出來，和人講講好話？”

回到費家村，小陳姐向工作人員出示出入證。攝影/引粒

隔離了一週後，小陳姐去上了幾天班。這時，費家村出了新規，從進村那天算起，所有租户都要隔離兩週。

剛到手的出入證，就這樣被沒收了。

越發緊張的僱傭關係

2月初，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負責人梅若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叫李萍，是一位育兒嫂，幹了十天，下户（月嫂、育兒嫂、住家保姆等家政工通常只服務一家僱主，找到新僱主稱為“上户”，離開僱主則稱為“下户”）了，中介公司拒絕付她薪水。按照原來談好的價錢，她本該拿回3600元。

最近二十多天，梅若都在天津家中線上工作。她比以往更忙，收到了很多求助信息。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是一家專門服務家政工羣體的公益機構，家政工們稱它為“鴻雁之家”。

有人估計，中國共有3500萬名家政工，她們是城市化進程中隱秘而又重要的推動者。

疫情讓以往就存在的各種糾紛變得尖鋭又曖昧。年二十八，李萍上户了，僱主是一個剛生了二胎的母親。

“她和中介公司談好，一個月14800元，中介抽4000元。春節三天的加倍工資，僱主另付。最後，李萍只收到了加班費。”梅若説。

李萍只幹了十天，因為她覺得僱主要求過於嚴格。有10年月嫂經驗的她覺得有些委屈，比如為嬰兒做飯時，她會把孩子暫時交給母親，但對方對此很有意見：“上一次請的月嫂，孩子我碰都不用碰。”

李萍請辭過兩次，僱主都挽留了她，直到第三次，對方終於同意了。中介公司的態度是：“你毀了我的單子，違約了，十天的錢別想拿了。”

得知這個情況，梅若給中介公司打了電話。對方表示：“她在疫情中拋棄了僱主，也不管是否有人接手就直接離開了，這沒有職業操守。”

雙方交涉了好幾次。過去，梅若從不主動直接參與談判，而是試圖讓家政工“搞清楚狀況”，自己學會談判和維權。但李萍不太習慣同性格強勢的人打交道，中介拉黑了她的微信。打電話過去，她又被對方臭罵了一頓。

小陳姐的自行車。平日裏，她每天打四份工。早六點半，一直到晚八點半。半年前，村子沒收了她的電動車，改騎自行車上下班。疫情到來，小陳姐工作少了一半。但實際上，她算數千萬小時工裏比較幸運的一個了。攝影/趙景宜

對於李萍的離開，雙方各有説法。

中介公司認為，李萍只是為了賺春節加班費，離開是因為有了新的活。產生糾紛期間，中介在微信上聯繫李萍，要求她開視頻通話，但李萍都沒接，就懷疑她已經上户了。

梅若則相信李萍，因為雙方多次通話時，“環境非常安靜，明顯是待業狀態”。

“她被誤解，是因為在僱主家幹活那段時間，上一個客户在微信上問她照顧孩子的問題。聽到對方傳來的語音時，現僱主很不滿意，覺得她在找新工作。”梅若説。

過去能夠溝通、解釋的誤解，在眼下的特殊時期變得難以解釋。梅若認為，李萍和中介公司都有責任，都沒有預估疫情的影響。中介應該和李萍做好溝通，勸她這時候不下户。

“中介老説，很難找到人接手，僱主也不放心新來的人返京有沒隔離，就不請月嫂了。中介把這種損失遷怒到這個姐姐身上。”

比起工作糾紛，無工可做是這次疫情對家政羣體最常見的影響。有些人找不到新工作，有些人被僱主要求隔離但找不到隔離地。家政工遇到的這些困難，是近期復工難的一個縮影。

2月8日，梅若終於處理完李萍的個案，雙方各擔責任，中介公司付李萍2000元工資。

找工作對於家政工而言愈發艱難。攝影/引粒

滯留在老家

1月18日，陳雨露下户，提前回老家山西大同。

回家的原因，是她覺得上一個僱主太苛刻，“看家政工，像看下人一樣。在家裏，也不敢説話”。

這兩年多，僱主家常出門旅遊，其間給她放長假，不過會從她每月的工資里扣錢。

“他們第二天要走，頭一天晚上才告訴你，這幾天不用來了。”陳雨露提了幾次建議，希望僱主提前告知，自己回老家好買車票。好幾次，她買的都是站票。

年前，陳雨露提前10天告訴僱主，自己“以後不來了”。對方很生氣，認為她應該提前兩個月説清楚。

“誰能預料這麼早？”她有些委屈，“我就説，你們出去旅遊也沒打招呼啊。”男主人被惹怒了：“憑什麼跟你打招呼，我花錢僱你，想讓你什麼時候休就什麼時候休。”

回家沒幾天，陳雨露收到了兒子的電話，讓她去買口罩。陳雨露的兒子在天津當樂器老師，今年22歲。他聽説當地有確診病人後，口罩已經很難買了。

放下兒子的電話，陳雨露跑去藥房買了60個醫用外科口罩。這也是她買到口罩的最後機會。

一直到年二十八，陳雨露才發現疫情其實和自己緊密相關。家政公司羣裏，經理發來消息：過完年，不要着急回來，宿舍關閉了。“他説我們要是回去，得隔離14天，可我們沒住的地方，去哪隔離呀？”

這個新年陳雨露沒過好。她待在家裏，心裏犯急，擔心找不到活。“聽到這個事以後很無助。本來生活就很有壓力，因為做一天，你才有一天的工資。”

三年前，陳雨露來到北京當住家嫂。按照她的經驗，春節後是找工作的高峯期。“正常情況下，我一般初六回北京。等過了元宵節，大量人員返回北京，家政工宿舍人擠人，找活就很緊張。”

她形容家政公司安排找活就像選秀一樣，僱主一來，就安排三個人過去，一個一個看，“就是談話，僱主感覺不行就換下一個，一直挑到滿意為止”。

疫情之下，家政工供過於求。攝影/引粒

這些大大小小的中介公司，一般向家政工收取當月10%到30%的費用。中介公司可以為下户的家政工提供付費的日租宿舍，幫助他們度過空檔期。

大多數住家保姆都通過中介公司找到僱主。但疫情讓宿舍關閉，也讓處於空檔期的家政工犯了難。

陳雨露説，兒子工作的培訓機構，一直沒有通知上班時間。這段時間裏，兒子也沒了收入。

住在甘肅平涼的李夢雨，也因為封路，沒法去西安坐火車，回不了北京。

她還沒和僱主商量復工時間，也沒談到返京後是否需要隔離兩週這件事。她的工作是照顧一個兩歲多的小孩，但因為疫情，僱主也留在家裏辦公，“我得問好了再去，問不好就不去了” 。

這一個多月，她所在的村子被封了，無法看望另一個村的獨居母親。空閒時，李夢雨就看那些從北京帶回家的書，寫點東西。然而她卻被同村人譏笑，“説我成城裏人了，看不起她們”“笑我想當作家”⋯⋯

李夢雨稱，因為疫情帶來的“禁足”，讓她對農村的傳統和保守感到窒息。

漫漫返京路，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

無處隔離

住家保姆回北京後，僱主一般會要求她們先隔離一段時間。梅若稱，有些家庭會提供住處，但更多的家庭沒這個條件，需要保姆自己想辦法。

在鴻雁之家，有一個叫譚姐的人。她是四川人，遠嫁廣東後和丈夫關係不好，之後離家來到北京。

去年，她回了一趟惠州參加女兒的婚禮，包了個“很大的紅包”。在北京當育兒嫂可以賺不少錢，這讓譚姐底氣很足，但孩子們從沒來看過她。

在北京的10年裏，譚姐沒有固定住所。她住在僱主家，遊走於不同家庭間。碰到空檔期時，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就是她的家。

梅若很早就認識譚姐。“她中專畢業，文化程度不錯。有次上烹飪課，不小心踩翻了開水鍋，毀容了。她過得一直挺坎坷，但生活得很充實。”

譚姐回北京前，梅若嘗試幫她聯繫住所，但最終失敗了。“我問了一些朋友，看有沒有住的地方。譚姐也問過小陳姐，但那時小陳姐的外甥女住進去了⋯⋯”

年初七，譚姐住進了老鄉家裏。僱主知道她回來後，專門給她送過一趟口罩，並承諾在隔離期間照樣付工資。

這一天，梅若接到另一個育兒嫂的諮詢。

對方稱，僱主催她回來上班，提供了一處房子讓她隔離5天。房子裏只留了掛麪、方便麪，其他需要她自己解決。育兒嫂認為隔離這5天應該有工資，但僱主諮詢了中介公司後稱不需要支付。

“我告訴她，關於這事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你從山東臨沂坐12個小時車回來，路上冒着交叉感染的風險，回來隔離5天，僱主理應支付這筆費用，但需要雙方進一步協商。”

第二天晚上，這個育兒嫂給梅若發來微信：“感覺心被鎖起來了。我想回家了。”

回城工作一事，遙遙無期。攝影/引粒

更少工作機會

2月22日，在調查了90名家政工後，鴻雁之家發佈了一份家政工疫情調研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受疫情影響，有40%的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工作，20%的人失去了原來的工作。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小陳姐都只能打兩份工了。2月13日，隔離期結束，她可以出入費家村了。中午，從僱主家離開後，她就直接去了藥業公司。

這些天，來公司上班的人很少，做清潔的難度小了不少。公司原來有一個專職保潔員，還有一個和小陳姐一樣，每天只幹兩小時。她們都沒回來，被困在了老家。

小陳姐算了一筆賬：“公司跟我説，讓我先全包了，另外兩個人的工錢都算給我。她們回來前，我的收入和過去差不了太多。但那傢俬立幼兒園剛開不久，説不定要倒閉。這些窟窿還要想辦法填。”

每天下午4點不到，小陳姐就回家了。在那間小公寓裏，她煮過火鍋，做過土豆餅、酸菜面，還拍成小視頻發到網上。

梅若一直覺得小陳姐性格樂觀，“她喜歡喝紅酒。那麼苦，不勉力生活，怎麼支撐得下去”。

梅若認識的另一個住在費家村的小時工，是一個人過的年。村子實行封閉管理，她同在北京的丈夫和兒子過不來。現在能出村了，但她更多時間都在家躺着，因為無事可做。

“她不像小陳姐，時間安排很密集，和僱主關係經營得很好。她是一個很散的人，不是很有計劃性。她的僱主都是不固定的，不是每天都去同一家。有活就做，沒了也着急，常常看到活就上户，有一種投機性，趁機會找人多要錢。”

“她常接些不靠譜的活，通常都沒有合同。這幾年，我跟她去了好幾次僱主家找對方要錢。”

過去的僱主讓她最近不要去了，因為知道她去很多家裏“串”，擔心交叉感染。實際上，這段時間她只有一個活，就是去喂貓，因為僱主去南方過年了。

“我説你這樣會坐吃山空的。”梅若在電話裏這樣提醒，“她反倒挺坦然的，説全國人民都這樣，正好能躺幾天，能有啥辦法？”

在京務工的日子裏，家政工們會在業餘時間聚集到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一起排練節目。攝影/楊昶

梅若説，家政工這個羣體其實蠻樂觀的。

她還記得2017年12月，自己去拜訪小陳姐，後者當時和姐姐、外甥女一起住在東辛店村。小小的房子裏沒有電暖器，非常冷，那段時間，村裏的很多外地租客匆忙搬走。

在談話間，村子又一次突然停電，小陳姐三人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點燃一支蠟燭，繼續愉快地談起剛説的事情。

“那種失序感，那種隨時要迎接的意外，對她們來説就是生活的常態。”

“她們長出了一種能力，隨時迎接生活裏的不確定性。”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萍、陳雨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