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家政工:無法返京,無處隔離,無工可做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766575-2020-03-02 15:58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週刊”,作者:趙景宜
疫情之下,許多不曾見過的場景變得稀鬆平常,而曾經再簡單不過的事卻變得十分艱難。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家政工的工作節奏在“上户”和“下户”間不斷切換。**偌大的北京城裏,她們留守在各自的出租屋內,期待疫情過後的陽光。

如果晚走一天,小陳姐可能回不了北京。
她是個家政小時工,從業十年,四川閬中人。在北京,她住在五環外靠近望京的費家村。2月3日,她打算從老家返回北京。
在這之前,她就聽到北京傳來的消息——隨着疫情不斷嚴重,費家村一度不允許租户入住,後改成在家隔離一週。這個村子住着幾百個村民,以及數萬名外地人。
去閬中市火車站要坐中巴車,小陳姐趁停車時在路邊買了兩斤折耳根。她隨身帶了十來斤豌豆尖、油菜。“擔心進村後,不讓出門,買不到吃的。”
進入2月,那些偏遠的鄉村對疫情也有了警覺。往年,小陳姐會帶上閬中特產張飛牛肉送給僱主們。但如今,鎮上鋪子都關門了。
進了市區,行人很少,她也不敢亂逛。十多個小時的動車上,小陳姐一口水也沒喝,因為她不敢摘下口罩。
第二天,她就聽家人説,“封村了,路封了,班車也停運了”。
一開始,所有人都意識不到,接下來會面臨什麼。攝影/引粒

返京之路
想進費家村,得房東來一一領人。寒冬中,小陳姐等了一個小時,總算到家了。
在北京五環外,有很多像費家村這樣的地方。這些散落在城市外圍的村莊,如今成了外來務工人員的落腳點:租金相對低廉,還方便進城工作。
2017年,小陳姐搬到這裏,和女兒住在一起;去年,女兒回成都工作,這個月租1600元的小公寓裏就剩下她自己了。
“我還想再幹幾年,房租也湊合,交得起。”
按計劃,隔離一週後,小陳姐就能拿到出入證了。大年初一,費家村處於強封閉狀態,留在北京的租户需要辦證。原本村子有好幾個出入口,現在只留了一個。
起初,辦證需要花很長時間排隊,一到下午4點,管理人員就説“不辦了”。租户們不滿,去網上發帖投訴,晚些時候,村子又開始連夜辦證。
費家村一度不允許湖北、安徽、河南等八省的租户回村,但後來因為爭議太大,改成了這幾個省的人進村隔離兩週,其他省的人隔離一週。
費家村門前,有人設卡巡查。攝影/引粒
對小陳姐來説,隔離的一週太悶了,她只好用來睡覺。
她的日程原本安排得很滿,每天有4份工作:
早上6點半起,在一家幼兒園做3小時保潔;
上午10點,去一個僱主家打掃衞生、做午飯;
午飯後,在另一個僱主家待4個小時,做家務、做晚飯,離開後回到幼兒園刷1小時碗;
下午6點半,在一家藥業公司再幹2個小時保潔。
這些工作,讓小陳姐每月能賺1萬多元。但如今,突然襲來的疫情打破了這一切。
年初二,小陳姐接到一個僱主的電話,説年後就不請她幫忙了。
這是一個普通家庭,住着60平方米的兩居室。女僱主的母親得過癌症,無法照顧念小學的外孫,所以僱了小時工。
小陳姐在這家幹了兩年多,做家務、做晚飯,彼此處得很好。剛來時,她告訴女僱主,這些活不需要花4個小時。對方很體恤人,讓她睡1小時午覺。
“她跟我説,實在對不起,現在旅遊業沒活了,她自己也沒工作,打算在家把孩子帶到小學畢業。我説沒關係,我很理解,人都有無助的時候。”小陳姐説。
因為疫情,私立幼兒園暫時不開學。小陳姐的工作就剩下兩個。藥業公司告訴她,隔離期間一樣付工資。
另一個家庭僱了小陳姐10年。她在這家做午飯,和僱主一家人一起吃。最開始是一家四口,兩個小孩長大後,只剩僱主夫婦二人,其中一個出差的話,另一個就叫小陳姐過來一起吃。
這家人倒不在意外地人返京需要隔離這件事,他們告訴小陳姐:“你看能不能偷偷跑出來,和人講講好話?”
回到費家村,小陳姐向工作人員出示出入證。攝影/引粒
隔離了一週後,小陳姐去上了幾天班。這時,費家村出了新規,從進村那天算起,所有租户都要隔離兩週。
剛到手的出入證,就這樣被沒收了。

越發緊張的僱傭關係
2月初,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負責人梅若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叫李萍,是一位育兒嫂,幹了十天,下户(月嫂、育兒嫂、住家保姆等家政工通常只服務一家僱主,找到新僱主稱為“上户”,離開僱主則稱為“下户”)了,中介公司拒絕付她薪水。按照原來談好的價錢,她本該拿回3600元。
最近二十多天,梅若都在天津家中線上工作。她比以往更忙,收到了很多求助信息。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是一家專門服務家政工羣體的公益機構,家政工們稱它為“鴻雁之家”。
有人估計,中國共有3500萬名家政工,她們是城市化進程中隱秘而又重要的推動者。
疫情讓以往就存在的各種糾紛變得尖鋭又曖昧。年二十八,李萍上户了,僱主是一個剛生了二胎的母親。
“她和中介公司談好,一個月14800元,中介抽4000元。春節三天的加倍工資,僱主另付。最後,李萍只收到了加班費。”梅若説。
李萍只幹了十天,因為她覺得僱主要求過於嚴格。有10年月嫂經驗的她覺得有些委屈,比如為嬰兒做飯時,她會把孩子暫時交給母親,但對方對此很有意見:“上一次請的月嫂,孩子我碰都不用碰。”
李萍請辭過兩次,僱主都挽留了她,直到第三次,對方終於同意了。中介公司的態度是:“你毀了我的單子,違約了,十天的錢別想拿了。”
得知這個情況,梅若給中介公司打了電話。對方表示:“她在疫情中拋棄了僱主,也不管是否有人接手就直接離開了,這沒有職業操守。”
雙方交涉了好幾次。過去,梅若從不主動直接參與談判,而是試圖讓家政工“搞清楚狀況”,自己學會談判和維權。但李萍不太習慣同性格強勢的人打交道,中介拉黑了她的微信。打電話過去,她又被對方臭罵了一頓。
小陳姐的自行車。平日裏,她每天打四份工。早六點半,一直到晚八點半。半年前,村子沒收了她的電動車,改騎自行車上下班。疫情到來,小陳姐工作少了一半。但實際上,她算數千萬小時工裏比較幸運的一個了。攝影/趙景宜
對於李萍的離開,雙方各有説法。
中介公司認為,李萍只是為了賺春節加班費,離開是因為有了新的活。產生糾紛期間,中介在微信上聯繫李萍,要求她開視頻通話,但李萍都沒接,就懷疑她已經上户了。
梅若則相信李萍,因為雙方多次通話時,“環境非常安靜,明顯是待業狀態”。
“她被誤解,是因為在僱主家幹活那段時間,上一個客户在微信上問她照顧孩子的問題。聽到對方傳來的語音時,現僱主很不滿意,覺得她在找新工作。”梅若説。
過去能夠溝通、解釋的誤解,在眼下的特殊時期變得難以解釋。梅若認為,李萍和中介公司都有責任,都沒有預估疫情的影響。中介應該和李萍做好溝通,勸她這時候不下户。
“中介老説,很難找到人接手,僱主也不放心新來的人返京有沒隔離,就不請月嫂了。中介把這種損失遷怒到這個姐姐身上。”
比起工作糾紛,無工可做是這次疫情對家政羣體最常見的影響。有些人找不到新工作,有些人被僱主要求隔離但找不到隔離地。家政工遇到的這些困難,是近期復工難的一個縮影。
2月8日,梅若終於處理完李萍的個案,雙方各擔責任,中介公司付李萍2000元工資。
找工作對於家政工而言愈發艱難。攝影/引粒

滯留在老家
1月18日,陳雨露下户,提前回老家山西大同。
回家的原因,是她覺得上一個僱主太苛刻,“看家政工,像看下人一樣。在家裏,也不敢説話”。
這兩年多,僱主家常出門旅遊,其間給她放長假,不過會從她每月的工資里扣錢。
“他們第二天要走,頭一天晚上才告訴你,這幾天不用來了。”陳雨露提了幾次建議,希望僱主提前告知,自己回老家好買車票。好幾次,她買的都是站票。
年前,陳雨露提前10天告訴僱主,自己“以後不來了”。對方很生氣,認為她應該提前兩個月説清楚。
“誰能預料這麼早?”她有些委屈,“我就説,你們出去旅遊也沒打招呼啊。”男主人被惹怒了:“憑什麼跟你打招呼,我花錢僱你,想讓你什麼時候休就什麼時候休。”
回家沒幾天,陳雨露收到了兒子的電話,讓她去買口罩。陳雨露的兒子在天津當樂器老師,今年22歲。他聽説當地有確診病人後,口罩已經很難買了。
放下兒子的電話,陳雨露跑去藥房買了60個醫用外科口罩。這也是她買到口罩的最後機會。
一直到年二十八,陳雨露才發現疫情其實和自己緊密相關。家政公司羣裏,經理發來消息:過完年,不要着急回來,宿舍關閉了。“他説我們要是回去,得隔離14天,可我們沒住的地方,去哪隔離呀?”
這個新年陳雨露沒過好。她待在家裏,心裏犯急,擔心找不到活。“聽到這個事以後很無助。本來生活就很有壓力,因為做一天,你才有一天的工資。”
三年前,陳雨露來到北京當住家嫂。按照她的經驗,春節後是找工作的高峯期。“正常情況下,我一般初六回北京。等過了元宵節,大量人員返回北京,家政工宿舍人擠人,找活就很緊張。”
她形容家政公司安排找活就像選秀一樣,僱主一來,就安排三個人過去,一個一個看,“就是談話,僱主感覺不行就換下一個,一直挑到滿意為止”。
疫情之下,家政工供過於求。攝影/引粒
這些大大小小的中介公司,一般向家政工收取當月10%到30%的費用。中介公司可以為下户的家政工提供付費的日租宿舍,幫助他們度過空檔期。
大多數住家保姆都通過中介公司找到僱主。但疫情讓宿舍關閉,也讓處於空檔期的家政工犯了難。
陳雨露説,兒子工作的培訓機構,一直沒有通知上班時間。這段時間裏,兒子也沒了收入。
住在甘肅平涼的李夢雨,也因為封路,沒法去西安坐火車,回不了北京。
她還沒和僱主商量復工時間,也沒談到返京後是否需要隔離兩週這件事。她的工作是照顧一個兩歲多的小孩,但因為疫情,僱主也留在家裏辦公,“我得問好了再去,問不好就不去了” 。
這一個多月,她所在的村子被封了,無法看望另一個村的獨居母親。空閒時,李夢雨就看那些從北京帶回家的書,寫點東西。然而她卻被同村人譏笑,“説我成城裏人了,看不起她們”“笑我想當作家”⋯⋯
李夢雨稱,因為疫情帶來的“禁足”,讓她對農村的傳統和保守感到窒息。
漫漫返京路,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

無處隔離
住家保姆回北京後,僱主一般會要求她們先隔離一段時間。梅若稱,有些家庭會提供住處,但更多的家庭沒這個條件,需要保姆自己想辦法。
在鴻雁之家,有一個叫譚姐的人。她是四川人,遠嫁廣東後和丈夫關係不好,之後離家來到北京。
去年,她回了一趟惠州參加女兒的婚禮,包了個“很大的紅包”。在北京當育兒嫂可以賺不少錢,這讓譚姐底氣很足,但孩子們從沒來看過她。
在北京的10年裏,譚姐沒有固定住所。她住在僱主家,遊走於不同家庭間。碰到空檔期時,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就是她的家。
梅若很早就認識譚姐。“她中專畢業,文化程度不錯。有次上烹飪課,不小心踩翻了開水鍋,毀容了。她過得一直挺坎坷,但生活得很充實。”
譚姐回北京前,梅若嘗試幫她聯繫住所,但最終失敗了。“我問了一些朋友,看有沒有住的地方。譚姐也問過小陳姐,但那時小陳姐的外甥女住進去了⋯⋯”
年初七,譚姐住進了老鄉家裏。僱主知道她回來後,專門給她送過一趟口罩,並承諾在隔離期間照樣付工資。
這一天,梅若接到另一個育兒嫂的諮詢。
對方稱,僱主催她回來上班,提供了一處房子讓她隔離5天。房子裏只留了掛麪、方便麪,其他需要她自己解決。育兒嫂認為隔離這5天應該有工資,但僱主諮詢了中介公司後稱不需要支付。
“我告訴她,關於這事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你從山東臨沂坐12個小時車回來,路上冒着交叉感染的風險,回來隔離5天,僱主理應支付這筆費用,但需要雙方進一步協商。”
第二天晚上,這個育兒嫂給梅若發來微信:“感覺心被鎖起來了。我想回家了。”
回城工作一事,遙遙無期。攝影/引粒

更少工作機會
2月22日,在調查了90名家政工後,鴻雁之家發佈了一份家政工疫情調研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受疫情影響,有40%的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工作,20%的人失去了原來的工作。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小陳姐都只能打兩份工了。2月13日,隔離期結束,她可以出入費家村了。中午,從僱主家離開後,她就直接去了藥業公司。
這些天,來公司上班的人很少,做清潔的難度小了不少。公司原來有一個專職保潔員,還有一個和小陳姐一樣,每天只幹兩小時。她們都沒回來,被困在了老家。
小陳姐算了一筆賬:“公司跟我説,讓我先全包了,另外兩個人的工錢都算給我。她們回來前,我的收入和過去差不了太多。但那傢俬立幼兒園剛開不久,説不定要倒閉。這些窟窿還要想辦法填。”
每天下午4點不到,小陳姐就回家了。在那間小公寓裏,她煮過火鍋,做過土豆餅、酸菜面,還拍成小視頻發到網上。
梅若一直覺得小陳姐性格樂觀,“她喜歡喝紅酒。那麼苦,不勉力生活,怎麼支撐得下去”。
梅若認識的另一個住在費家村的小時工,是一個人過的年。村子實行封閉管理,她同在北京的丈夫和兒子過不來。現在能出村了,但她更多時間都在家躺着,因為無事可做。
“她不像小陳姐,時間安排很密集,和僱主關係經營得很好。她是一個很散的人,不是很有計劃性。她的僱主都是不固定的,不是每天都去同一家。有活就做,沒了也着急,常常看到活就上户,有一種投機性,趁機會找人多要錢。”
“她常接些不靠譜的活,通常都沒有合同。這幾年,我跟她去了好幾次僱主家找對方要錢。”
過去的僱主讓她最近不要去了,因為知道她去很多家裏“串”,擔心交叉感染。實際上,這段時間她只有一個活,就是去喂貓,因為僱主去南方過年了。
“我説你這樣會坐吃山空的。”梅若在電話裏這樣提醒,“她反倒挺坦然的,説全國人民都這樣,正好能躺幾天,能有啥辦法?”
在京務工的日子裏,家政工們會在業餘時間聚集到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一起排練節目。攝影/楊昶
梅若説,家政工這個羣體其實蠻樂觀的。
她還記得2017年12月,自己去拜訪小陳姐,後者當時和姐姐、外甥女一起住在東辛店村。小小的房子裏沒有電暖器,非常冷,那段時間,村裏的很多外地租客匆忙搬走。
在談話間,村子又一次突然停電,小陳姐三人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點燃一支蠟燭,繼續愉快地談起剛説的事情。
“那種失序感,那種隨時要迎接的意外,對她們來説就是生活的常態。”
“她們長出了一種能力,隨時迎接生活裏的不確定性。”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萍、陳雨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