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於愛國為什麼有執念？從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説開去_風聞

愛國這種情懷並不是中國所獨有，但是似乎中西方之間有些不同，中國人的愛國中有着文化心態、或者稱之為國民根性的深刻影響。何兆武先生在探討中西文化之爭時，討論了關於降將的不同態度，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一問題。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強調，歷史學最重要的就是研究中西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文化心態。

何兆武，1921年生於北京，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治學兼及中西思想史、歷史哲學、史學理論等領域，被視為當代歷史研究領域的奠基性人物。

護國賣國都説是愛國

從小就知道漢代有位李陵是個降將軍，頗有玷於他的先人飛將軍李廣的盛名，即那位千載之下還被唐代詩人王昌齡所謳歌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飛將軍李廣。記得小時候，《蘇武牧羊》一曲幾乎是人人會唱的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寢草十九年，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沒有聽説過有人謳歌李陵的。大概為李陵作過辯護的，亙古以來唯有司馬遷老先生一人而已。

記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人文學者和知識分子紛紛內遷，胡適和北大的同仁曾勸周作人南下，周作人覆函，自明本志，説是**希望大家把他看作是冰天雪地裏持節的蘇武而不是被俘降敵的李陵。**周作人這位苦雨苦茶的性靈小品家，抗日戰爭不久就做了漢奸，卻仍以自己是蘇武而不是李陵自辯，亦足以見傳統的價值觀是何等之深入人心。中國文化的傳統歷來是隻有斷頭將軍而無降將軍的。

一篇《正氣歌》所謳歌的正是張巡、許遠那類“鬼神泣壯烈”的英勇不屈的鬥士。至於歷史上戰敗投降的將軍，如洪承疇一流人，就連他們的新主子後來修史時也都鄙夷他們，特意為他們別立《貳臣傳》，把他們打入另冊，以示區別。

就連征服者的滿人，在這一點上也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漢人的文化價值觀。十九世紀海通以來，連葉名琛那樣昏庸顢頇的封疆大吏也還是對敵堅守“不戰不和”、“不死不降”的原則。抗日戰爭期間，有個集團軍總司令叫做龐炳勳的軍閥，叛國投敵，國民黨當局尚且出面為他粉飾，硬説這位總司令被俘時原是準備自殺成仁的云云。可見投降一舉即使在一個腐朽政權的眼裏，也是頗為不光彩的事。

《古文觀止》一書從前是人人必讀的，其中收有一篇李陵的《答蘇武書》，中學學國文時是必須背誦的名篇之一。此篇為贗品，早在宋代蘇東坡即已指出過，那種四六駢文體的格調只能是“齊梁小兒為之”。不過那篇文字背誦起來，倒也不失為盪漾着一股悲憤填膺的怨氣，似乎英雄末路也頗值得同情。千古以來為李陵翻案的文字流傳下來的，大概僅此一篇而已。看來對這位降將軍的定案，仍然是鐵板釘釘子。

與此相對照，還有一位降將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那就是京劇《四郎探母》中的楊四郎楊延輝。解放後，京劇《四郎探母》已經絕跡於舞台多年，那原因是此劇有為降將叛徒翻案之嫌。不過近年來這出戏又在舞台上大為走紅。是不是其間也有胡適所喜歡引用的那句名言“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緣故在內呢？還是傳統觀念在現代化的大潮衝擊之下已經褪色了呢？

降將軍不只中國有，外國也有。二戰中就有個現成的例子。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打了英美一個措手不及。日本軍隊迅速席捲了東南亞和南洋羣島。當時在菲律賓的美軍司令温賴特（Wain wright）中將節節敗退，率眾退守巴丹（Bataan），奮戰至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終於無法支持，舉起白旗投降，他本人也被俘虜；後來日美雙方交換俘虜，他才得以回國。温賴特回國後，在公開場合一露面，就受到成千上萬羣眾像是迎接凱旋歸來的將軍般地歡呼，這有當時新聞電影記錄為證。

喬納森·温萊特

尤為可怪——至少在中國人眼中覺得可怪——的是如下的一幕：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籤投降書，代表盟國統帥部簽字的是總司令麥克阿瑟，代表美國簽字的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海軍五星上將，而站在尼米茲身旁作為特邀代表的竟赫然是温賴特中將。可見不但美國民眾，還有美國官方，都對這位降將軍懷有何等崇敬的熱情。這在我們中國文化傳統所積澱的心態之中，怕是不可想象的事。

既然已經英勇戰鬥過了，而且還打得很出色，那麼在已經絕望的條件之下繼續作無謂的犧牲就沒有意義了。這種説法能夠成為論證投降之舉的正當性的充分理由嗎？這僅僅是一種倫理價值的判斷呢？抑或有其更為深遠的文化心理的積澱呢？這種作法會不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呢？無論如何，它在當時並沒有對美國人民作戰的熱情造成消極的影響，那影響反倒是積極的。這顯然似乎更加令人難以索解了。

中學西學重要的是“學”

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文化思想界曾經爆發過一場中學與西學之爭的大論戰，那實質上是一場保守與進步之爭、守舊與維新之爭。本來，所謂“學” “學術”或“科學” 是隻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真與偽之分，而無所謂中與西之分的。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並無所謂中西。幾何學源出於希臘或埃及，沒有理由説幾何學是“希學”或“埃學”。代數學源出於阿拉伯，也沒有理由説代數學是“阿學”。別的民族一樣可以學好幾何學和代數學，甚至於比古希臘人的幾何學或中世紀阿拉伯人的代數學來得更加高明。

中國人歷史上有過四大發明，但也不能説那就是中學，別的民族是不能有的，就是學也學不好的。**任何學都不是某一個民族所能壟斷的專利，所以沒有理由可以掛上一箇中學或西學或英學、法學之類的招牌。**任何學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學到手的，而且完全有可能青出於藍。就“學”之作為學而言，本來無所謂中西。總不能説馬克思主義是“德學”，儘管馬克思本人是德國人。

不過，百年前的那場大論戰卻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所謂的中學有其具體的內涵，所謂的西學也有其具體的內涵。當時的中學是指三綱五常，西學是指聲光化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具體涵義就是説：我這個君主專制政體的絕對權威是不能動搖的，雖則科學技術的用處也還是少不了的。及至後來，歷史條件變了，再標榜中學、西學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在今天，你怎麼界定中學、西學？難道西方學術就不研究倫理道德？難道中國學術就不研究物理學、化學？五四時期所揭櫫的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已經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其內容實質並不存在什麼中西之別。然而一百年後神州大陸竟又掀起過一陣中學、西學之爭，實在是叫人覺得有點不知所云了。難道時代竟然倒流，乃至我們又回到了一百年以前的思想認識的水平了麼？

然則，究竟有沒有中學和西學呢？也可以説是有的，但只能是限於在下述的意義上：即某些學術在歷史上最初是出現在中國的，我們就簡稱之為中學；最初是出現在西方的，就簡稱之為西學。一種學術的出現當然和它的具體社會歷史條件有關，但並不和某個民族有必然的內在聯繫。**別的民族處於相同的條件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相同或類似的貢獻。**幾何學也好，印刷術也好，帝王專制也好，仁義道德也好，莫不皆然。其間當然也有偶然的個人因素在起作用，但那無關乎本質的不同。

所謂中學西學之分，不外是歷史發展的不同，但其間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所有的民族大體上都要走全人類共同的發展道路。畢竟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其間並無中西之分或者華夷之辨。在學術上談不到什麼以夷變夏或以夏變夷，而應該是通常所説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這裏並不存在任何先天註定了的本質之不同，像是吉卜林（R.Kipling）口出狂言所説的什麼“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他們永遠也不能會合”。

任何民族的文化或學術既是與一定歷史條件相制約的產物，所以也就必然會隨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改變。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一百年前中學與西學之爭的那一幕，到了五四就已經壽終正寢了。此後再繼續這一爭論如“全盤西化”或“保存國粹”之類 就成了毫無意義的語句。不過在那場爭論中以及在前幾年再度被炒起來的那場爭論中，似乎有一個根本之點卻是往往被人忽略了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那就是中西曆史不同的具體背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中西文化心態之不同，也可以叫作“情結”的不同吧。

上面提到的對降將軍所持的態度不同，即是一例。又如恩格斯《起源論》中提到過日爾曼人比起古典的古代來，歷來就比較尊重女性，也是不同的文化心態之一例。文化心態固然也不必一定永世長存，但它又確實是在漫長的時期內一直在滲透人們的心靈的，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與其浪費口舌糾纏一些假問題的無謂之爭，何如認真地探討一下具體的歷史條件之下所形成的具體的心態這類真問題。

長期以來歷史教科書大抵是空洞説教的成分多，而具體的心態分析和解讀的內容少；假如能跳出空洞的概念之爭，進入實質性的心態研究，或許會更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並能更公正地判斷歷史。威尼斯畫派喜歡畫裸體美女，倘若被一個嚴肅的衞道者看到了，他必定要斥責這哪裏是什麼藝術，分明是道德敗壞、腐化墮落；而另一個浪漫的藝術家則會稱讚這是最美好的藝術、最崇高的理想，哪裏會有什麼道德敗壞和腐化墮落。假如讓雙方來進行一場辯論，大概是誰也説服不了誰。歸根到底，雙方的不同無非只是不同文化背景所積澱的價值觀或心態不同罷了。

一個人固然免不了要採取某一種觀點，但如果同時也能學會多以另外不同的觀點來思考，或許就更能深化自己的認識和提高自己的境界。我沒有研究過李陵，本文也毫無為李陵定案或翻案之意，只不過覺得如果能從具體的文化心態的角度切入，或許更能得出較為深層的看法，——儘管深層的看法也未必就是確鑿不移的結論。

因而憶及歷史學界前輩北大鄧廣銘先生謝世後曾看到有一篇紀念文章提到：有一次當然已是“文革”之後鄧先生在系裏閒談曾有這樣的話：老實説，我鄧先生 在“文革”中並沒有吃太大的苦頭，因為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條原則在倫理上能成立嗎？不妨設想假如你是單身一個人黑夜裏遇到暴徒手持武器，勒令你放下錢包。如果這時候你同他英勇地進行生死搏鬥，當然是不失為一個維護正義的英雄好漢。但是若是你老老實實地交出錢包來，那恐怕也不失為明智之舉。權衡利害得失，一個人又何必一定要捨命不捨財呢？

不過這項靈活性與原則性相結合的有效性，應該允許推行到一個什麼限度呢？**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就必然是以犧牲原則性為其代價的，它必然導致説假話、辦虧心事等等。**鄧先生本人若是在“文革”中説了真話，大概也是不會不吃很大的苦頭的。**故而説假話、辦虧心事怕也是屬於悠久的傳統文化心態之一。**雍正皇帝當年不殺曾靜，為的是不但要給他那部《大義覺迷錄》留下一個反面的活教材，而且還要逼得大小臣子爭先恐後地紛紛表態，為文作詩，搖筆乞憐，一面詈罵曾靜罪不容誅，一面就肉麻地歌頌天子聖明。這種具體的心態，難道不是比空洞的理論更值得研究麼？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又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

歷史研究者往往喜歡引用一句諺語：歷史決不重演。具體的歷史事件自然是不會重演的。**但是某些歷史的精神，即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態卻可以不斷持續地重演，直到它能自覺地進行一場理性的自我批判為止。**歷史研究這門行業大概本來是宜於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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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黃泓

觀點資料來自《雜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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