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與警惕，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_風聞

1896 年春，梁啓超離開北京，前往上海蔘與《時務報》的創辦工作。彼時的上海華洋交錯，新舊文化與知識互相碰撞，充滿了新鮮、刺激。梁啓超逐漸融入當地的社會，結識住在上海的士人，並觀察着這座現代都市。

 —— 許知遠

1896

**時間：**1896 年

地點：上海

人物：梁啓超

晚清上海氣象

時務報館與青樓、茶館開在同一條街上，這是當時上海才可能出現的景象。通商口岸的特殊政治氣候，令許多人來到這裏釋放創造力和過多的慾望。

人們對廣東人的道德評價普遍不佳，就連一份英文雜誌都説：“大多數人認為……廣東人最壞。”廣東人也折射出上海之變遷， 它是一座移民之城，説閩南話的福建人聚集在永安路、金陵東路，廣東人則聚集在虹口，敏鋭的觀察者可以很快在茶館中區分出蘇州人、廣東人、山東人。移民不僅來自國內各地，也來自不同國家。“走在南京路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好像在參加世界各族大聚會……有高高的大鬍子俄國人、胖胖的德國佬……老於世故的中國人坐在西式馬車裏，精瘦的美國人則乘坐人力黃包車……”有位英國人這樣描述過晚清上海的景象，“轎中坐的是中國的官太太。一個法國人在上海狹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黃色絲綢外套的印度人臉上。耳中聽到的捲舌頭的德語夾雜着倫敦俚語。穿巴黎新款時髦衣衫的人旁邊站着近乎半裸的窮困小工。”

黃浦江沿岸那些高大的西式建築、賽馬場的尖叫，還有電話、水龍頭、抽水馬桶、電燈，這些洋玩意讓人興奮不已。但走入城內，更有熟悉的中國生活，“房子由外觀柔和的藍灰色磚砌成……街道鋪着石板，林立的貨攤使得街道非常狹窄”，街道上還有搭在兩側屋檐的晾衣竹竿——“從女人的內褲、嬰兒的尿布到裹腳布……在街道上飄蕩”，你還可以在豫園喝茶，到城隍廟上香。

與廣州、北京相比，上海更年輕，這裏是各色人種、觀念、生活習慣的交匯之地，形形色色的緊張對比激發出嶄新的動力。《馬關條約》准許外來者開辦工廠，催生出一股工業化的浪潮，上海不僅是貿易與金融之城，更很快成為一座工業之城，一座消費、娛樂之都，中西文化的混雜、新技術與舊傳統的交融，造就了一種新生活。它的命運也與大清國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越陷入黑暗，前者的光芒就越耀眼。太平天國的戰火幾乎摧毀了整個江南，上海卻因西方人的到來獲得意外的繁榮，富商、文人、青樓女子湧入租界，尋求安全。外來者的管治方式也給予中國人從未體驗過的自由，使他們逃離掉權力、社會習俗的壓迫，開始在這裏尋求嶄新的經驗、釋放創造力。

海上名士世界

在上海，梁啓超認識了那些多年來一直呼籲中國改革的人：王韜、嚴復、徐建寅、陳三立，還有日本的宗方小太郎。這些“海上名士”已在此地宣傳新思想多年，對當局十分不滿。當梁啓超融入到這個世界時，他感到了亢奮與刺激，收穫着新的知識與觀念，他的視野與思想進一步開闊。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肥後人。1898年前後，宗方小太郎和維新派唐才常、畢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漢報》積極支持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的主張。

上海的社交場，是美食、風月、時事與哲學思辨的混合體。在酒精的刺激下，志士們充分體會着觸碰禁忌之快感。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與梁啓超、麥孟華在一品香飲酒，“暢談東方之時事”。他形容二十四歲的梁啓超“弱冠中舉，學術文章冠一時”，但梁啓超強烈的“反滿”意識多少讓他吃驚。梁説：“中國天下已為滿人破壞，欲挽回國運，不可不脱離滿人之羈絆。”

宗方小太郎是一名出色的日本間諜，早在 1885 年就以經營藥鋪的名義進入中國。在 1893 年一份報告中，他説中國表面上雖然不斷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狀其觀瞻，外形雖美，但一旦遇大風地震之類，則柱折棟挫，指顧之間即將傾覆”，這些都因為“人心之腐敗”。他甚至在 1894 年預言，“以今日之勢占卜中國之前途，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在甲午戰爭中，他還曾潛入芝罘、威海衞的要塞，探測北洋艦隊的港口設施與艦隊活動。像那一代很多日本人一樣，他是日本正在興起的亞洲同盟的中堅分子，對中國文化滿懷感情，抵達上海時還寫下這樣的漢詩：“帆影鈴聲志客途，壯心曾未廢馳軀。樵漁豈是男兒事，一褐秋風又向吳。”

宗方發現，梁啓超這種憤懣是上海文人席間的普遍論調。當日下午，他與李盛鐸、羅誠伯等會面時，李、羅也稱清國“在上者盡皆腐鑠，居下者無知愚蠢不足道”，可以依靠的只有中間士子，只有這個羣體能改變中國。他相信，日清聯合是“在野志士皆熱望之”，不管兩國政府如何，兩國“志士互相提攜，乃當今之急務”。

梁啓超面對一個亢奮的世界，很快陷入疲倦。為《時務報》撰寫文章一年後，他的身體出現狀況，開始頻繁生病。這時，他的朋友兼革命夥伴吳樵去世了。吳樵的父親在兒子去世後，花了很多精力為梁啓超考慮。他跟梁啓超説，我在西湖邊上幫你建個房子，幫你買好各種書，你來讀讀書吧，讀幾年再回去。周圍朋友也擔心梁啓超可能撐不住。大家能意識到，他在《時務報》過分高產，不停地寫各種文章，這會耗幹他的儲備。還有譚嗣同也勸他停一停，休息一下。

與此同時，《時務報》內部的糾紛令梁啓超心生厭倦，他跟汪康年的關係也出現問題。這時候，一個更好的解救到來了，是長沙陳三立發出邀請，想請他去長沙領導一個將要創辦的學堂。

2019

**時間：**2019 年

地點：北京

**人物：**許知遠

這一章我們談論在一個特別的時空與情緒中的梁啓超，是在晚清的上海。上海作為當時最繁盛、活躍、價值觀最混雜的都市，梁啓超作為其中一個聲名鵲起的年輕人，一位新的社會名流，他能體驗到各種生活。在《時務報》上，他不斷地談論時事風雲，談論變化的時局，同時，他也置身於上海的風月場所之中。四馬路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縮影，它一半是報館、書局，另一半是茶館、青樓、西餐廳。

梁啓超也會看到那樣的上海，不同人種、不同文化、生活方式交錯的上海，也是很有趣的。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廣東年輕人，他到底對此怎麼感覺，看到那些賽馬場，看到那些外國人的這種頤指氣使，他還專門寫了文章來批評當時中國社會瀰漫的失敗主義，覺得好像中國就交給西方人管理好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梁啓超這些維新者，他們覺得應該去學習外界、學習西方，但是他們又非常討厭那種失敗主義和投降論，要維持一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自尊。

梁啓超面對上海這麼一個地方，崇拜金錢、崇拜外國勢力，他知道這些東西是重要的，是某種自由、某種可能性，但同時他做出抵抗。我想梁啓超這種焦慮其實是之後一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問題，我們現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們面對一個看起來仍然矇昧的中國社會，需要改變的中國社會，但是我們又對外來力量感到既需要他們，又要保持警惕，這樣的一個悖論。可能這種悖論、這種緊張感也是一代一代知識分子創造力的源泉吧，我覺得梁啓超一定會深切地感覺到這一點。

我們想到梁啓超這樣的人物，經常會把他變得抽象化，認為他是一個思想者或者是寫作者、啓蒙者，卻很少意識到他生活中同樣會有的那些活色生香，他在時代情緒中的這種起伏，他的交友。

我想梁啓超一定是個很温暖的人，所以他有很多非常真誠要幫助他的朋友。這些温情自始自終對梁啓超是很重要的力量。我們自己也能感受到，最終能幫助你的或真正給你力量的，是那些親密的朋友帶來的温情和支持。那些傑出的維新者，他們其實從來都不是孤立一人。康有為有非常龐大的萬木草堂的學生羣體追隨者，給他源源不斷的力量。梁啓超也一樣，他一直有很好的同伴們給他鼓舞。

— 預告 —

長期的撰稿工作令他感到很大的負擔、他越來越感覺自己的才學很難應對變化如此之快的世界，報館裏的糾紛更令他心生厭倦，他決定去往當時中國的改革中心湖南，找尋一個令自己身心舒緩的地方。下一節我們將跟隨他的腳步前往內陸省份湖南，看看那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