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而王天下，我想和大家談談我自己是怎樣從美分變成自幹五的_風聞

01

    我很小的時候，一直相信自己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作為成長在革命老區，自小就耳濡目染太祖是怎樣草創共和國的小孩，對於共和國，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經歷過糧票時代，經歷過蘇聯解體之後我們風雨飄搖的那個年代，在那個現實和新聞有些距離的年代裏，曾經憂心忡忡，擔心東方的赤旗一夜易幟。

    後來進入到少年的叛逆時期，反社會人格開始萌芽，沉迷於迪斯尼、好萊塢、NBA以及一切西式的文化裏，三觀被不知不覺的改換，感覺當權者都是惡，政府是惡的集合。私有制不可磨滅，天經地義。共產主義只是個不切實際的泡影。

    一瓶快樂肥宅水入腹的時候，感覺月亮還是西方的圓啊。

   就算是看書，也覺得《西方哲學史》要比東方的大多數書來得嚴謹。

   我覺得我只要追求自我的自由就可以了，別人不理解我，完全是別人的問題。

    直到有一天，我翻開了復旦大學哲學系教研室編纂的《中國古代哲學史》，裏面有這麼一段文字，原文記不清了，大意如下：

     我們的民族是個政治早熟的民族，哲學上也講究實用性，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每當黃河氾濫，治理黃河這個任務就不是一個村莊，一個部族可以完成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在國度尚未分明的時候，就發明了遠古的聯合國——部落聯盟會議，公推了一個首領來整合所有資源來治理洪水，關於這段故事，我們現在稱之為《大禹治水》。

     我感覺我的靈魂受到了衝擊。

     當我清醒的時候，我已經淚流滿面。

     作為一個已經讀過《聖經》、《古蘭經》、《塔木德》的人來説，我發現自己竟然沒有讀完過任何一本佛經或者道藏。

    我以往沉迷在讚歎諾亞方舟的神蹟裏，沉迷在亞瑟王和北歐神話的故事裏，關於東方的那些故事，我對那些久遠的傳説的印象竟然淡了。

    然而這一刻，幼時聽過的故事一幕幕的在我腦海裏閃過：盤古開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衞填海、愚公移山！

     這些故事和我在西方歷史及傳説中看到的最大區別就是：我們的祖先從來都是靠自己奮鬥，而不是跪下來祈求命運。

     即便是自己這代人不行，那麼下一代，子子孫孫無窮匱也！

     這種文化的共鳴是深植於我們血脈的。這種看清楚生命的真相還能夠持之以恆前行的壯舉，是人類最大的勇氣。

02

     然後我開始思考太極圖的意義，開始思考黑與白的辯證統一，開始擯棄之前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二元論觀點。

     如果説之前我的世界是黑白的，之後就是彩色的。

     然後我開始發現同樣的一件事情，放到東方的語境和西方的語境裏，雙方關注的重點完全不同——譬如在武漢疫情開始之初，西方媒體吹捧的所謂的”公民記者“陳秋實事件，和中方所處的立場，實際上完全處在不同的層面。

      西方人以“言論自由”為幌子，認為不應當管制陳秋實的形為；但是在東方的情景下，陳秋實先生的形為全身都貼着不合時宜。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在一處快要決堤的堤壩上，大多數人都忙着搬沙袋救險，而有某個“公民記者”拿着攝像機上下拍攝 ，質疑跳入水中以身軀阻擋洪水的PLA戰士會不會得關節炎的人權問題——這固然在邏輯上有一定道理，但在東方價值觀裏，就屬於典型主次不分。

      再打個粗俗的比喻，在一羣人宴會的場合下，某人當中邊吃邊吐邊拉顯然是不禮貌的。他固然有公然放屁拉屎的人權，但會在別人的宴會上喜歡這麼幹的，只有蒼蠅。

      同樣的習慣和風俗在東西方評價往往完全不同，譬如我們認為，類似京劇這樣的藝術，必須唱唸做打每個環節都完美，甚至連走台步是多少步都值得探究；但西方的美聲唱法只講究聲音的優美，完全不會要求歌唱家當時面部表情是怎樣的。前者實質上提高了傳承的難度，有曲高和寡的意味；後者想對來説平易近人一些，但未免在藝術追求上不夠完美。

      在東方，説話時手舞足蹈是沒有禮貌的；而在西方，説話時伴以肢體語言才是常態。

      是誰定義了優雅？

      是誰定義了時尚？

      是誰定義了飲食文化的文明與落後？

       我不能接受梵高的畫背離了正常審美的價值，我不能接受一個倒扣的小便器《泉》作為歷史和藝術教材中的內容，而老師又不能將其講個透徹，所以我開始比較東西方的哲學，我開始懷疑近代哲學家宣揚的存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並不像他們宣揚的那樣美好。

        我覺得審美的病態，是整個社會病態的開始。

03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並不是一定要對立的。

     而我們從前，往往沉迷於兩者選其一的狀態。

     可是現在我覺得，只有小孩子才做選擇，大人就是全都要。

      不偏不倚，是為中庸。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在我們的傳統裏，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從來就不是對立的，而是陰陽平衡的。無論是道家太平時閉關、亂世下山的價值觀；無論是儒家關於隱士的論述；無論佛家對於內心修煉和宇宙觀的統一，從來都不是程序機械化的。

       但是公知告訴我們的所謂的“西方價值觀”是。

       自私一時爽，一直自私一直爽。如果説把集體主義放到最大會有問題的話，把個人主義放大到最大何嘗沒有問題？

04

       我們傳説裏的第一個天下共主，西方考古至今不承認的夏王朝開拓者——大禹並不是依靠刀劍來取得天下的。

       或許這就是為何西方人忌憚這段歷史的原因。

       一個人解決了公害，甚至因公廢私（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人，最終得到了天下人的承認，成為天下之主。這是我們所認可的真正的民主****​。

       也就是説，在我們的傳統價值裏，天下共主之所以要成為天下共主，就是他必須得照顧好天下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他執政合法性的根基，到後來，我們稱之為“順天應人”。

        而西方的民主呢？

        是誰定義了民主？

       當民主成為一種程序，而忘卻初心的時候，它原本想為大多數人發生的制度設計，還能生效嗎？

       在疫情這種洶湧的當代洪水降臨的時候，是那種制度真正的把人民最大的利益放在首位？

05

      這場疫情對於世界歷史的影響可能遠遠超過我們一個月前的預計。

      西方霸凌式話語權的崩塌，或許由此而起。

      在這個事件裏，  我看到了遠古的傳説和現實的連結，這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的年代！

      我看到了一個成熟穩重、忍辱負重的政府，運用根植於我們文化傳承裏的智慧，遊刃有餘的處理國際問題。

       只要沉下心去看，仔細去思考，就會發現我們的政府在疫情之後對內對外所做的每一個決策，其實完全符合東方文化的傳統價值和審美。

      我已經不再像幼時那樣擔憂了——看過了東西方的歷史和哲學之後，發現實事求是和辯證法這種方法論和世界觀，其實是深植於東方文化傳統裏的。我們選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允許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這個激昂的時代碰撞，可以説是一種文化傳承上的必然。

       疫情尚未結束，輿論戰才剛剛開始，東方文化的復興，已經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