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電影中的人性衝突、人性關懷與人性光輝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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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電影中的人性衝突、人性關懷與人性光輝

自電影誕生伊始便有跡可循的災難類型片有着相對清晰可循的美學風格、創作手法與主題模式，百餘年來可謂生命長青且歷久彌新，從電影誕生之初的《撲滅火災》（1897）到20世紀30年代的《金剛》《颶風》，到20世紀70年代的《大白鯊》《星球大戰》等佳作，到新世紀前後的《龍捲風》《泰坦尼克號》《後天》《日本沉沒》《漢江怪物》《2012》等災難大片。其中，病毒傳染類災難電影也是災難片的重要一支，出現了《黑死病》《盲流感》《傳染病》《流感》《釜山行》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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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類型電影，災難電影，描寫人類遭受巨大暴力和傷亡為重要類型元素，更通過表現人與環境的劇烈衝突、生死抉擇而表現人性衝突，進而凸顯人性關懷主題，煥發出人性的光輝。災難電影通常設置想象/現實、救己/救他、情義/理法等“二元對立”式的衝突，其深層魅力正在於通過主人公對這些“二元對立”的生死抉擇的戲劇化表現，以及煥發出來的人性光輝的表現，而生髮災難反思、人性批判與人性超越的力量。

關於“人性之美”或“人性之善”，孟子曾説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由此，主人公處於災難危機時是否依然具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否勇於救助他人，是否能夠堅持作為人的道德倫理底線，可以作為我們評判“人性光芒”的標準。

報告文學作家錢剛曾在其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中説到“人類在未曾經歷滅頂災難之前，很難想到生存與生命的涵義，也很少意識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樣的堅韌與頑強”。毫無疑問，災難時是最能見出人之本性的。災難也可以使人迸發出與命運抗爭的悲劇性的崇高之美與人性光輝。就像古希臘著名雕塑《拉奧孔》所展示的那樣，在經過與命運殊死的抗爭之後，拉奧孔奄奄一息，即將死去，但面部表情從容、平和，有一種靜穆的美，表達了情感淨化和昇華的悲劇美學力量。

災難電影常於現實與想象的衝突，災難景觀與災難中人的戲劇化抗爭中，反思現實，思考人性，謳歌人性。無疑，災難電影長於表現奇觀性災難場景，其場景營造頗具想象力，堪為“想象力消費”的重要組成，但同時，災難片的想象力是接地氣的，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即或是科幻類的災難片，它是在想象中呈現已經發生的災難或預警未來有可能發生的災難現實。而這一切，都是通過災難中的人來完成的，因為，文學是人學，藝術、電影也同樣是人學。

因此，災難電影中的“現實”是視覺奇觀感性呈現與理性反思的彙集交融。一方面，猝不及防、震撼刺激、充滿想象力的“災難景觀”，促使着主人公與受眾珍惜美好或平淡的家庭生活、日常現實。另一方面，它歌頌主人公（有時甚至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面對災難壓頂的極端情境下人的行為選擇和人性的迴歸。《卡桑德拉大橋》中，為銷燬感染者封鎖車廂的一幕極具視覺衝擊力與諷刺意味；《流感》中焚燒感染者的場景震撼人心、反諷意味十足；《釜山行》中斷後路的自私乘客；《烈火英雄》中城市火災景觀下瞞報方的工程負責人；《傳染病》中末日景觀下造謠生事、危害人民的博客寫手……諸多或現實、或想象的災難景觀下，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滿目瘡痍、觸目驚心的場景與自私自利的個體，體會到了生命的脆弱，更感受到了珍惜生活的重要性。於此，災難電影在想象景觀與殘酷事件中理性反思現實，詢喚人性的迴歸，促使主人公/受眾迴歸現實、把握當下、擁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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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現實、揭示人性之惡的同時，災難電影更在災難景觀中詢喚人性，輝耀人性之光，人性之美。《釜山行》中災難前克服自私自利本性最後捨己救人的父親；《卡桑德拉大橋》中在災難時奮不顧身救人的罪犯羅比；《流感》中一直被架空卻在最後關頭拼命抵抗的總統，一直擔任焚燒感染者工作人員卻在生死之間保護母親的小戰士；《極度恐慌》中前期一直反對主人公救援，但後期保護男主、憐憫羣眾的上司……他們都是災難前與災難中的普通人甚至是自私自利者，但卻在一次次心靈洗禮下找回了初心、彰顯了人們內心最深處的善與仁義，詮釋了迴歸現實的內在含義。

災難電影的主人公常在“救己與救他”的選擇中凸顯親情、愛情、友情與人之大愛。

對於災難電影的主人公而言，“己”不是指自己，而是與主人公相關的情感羣體。“救己”多表現為主人公拯救自己的親人、愛人與朋友，這是主人公內心深處愛與責任的彰顯，更是災難電影中主人公反抗災難與命運的出發點，是大部分災難電影屢試不爽的劇作元素。如《釜山行》中的主人公為救女兒而捨生取義，《流感》中主人公為朋友而大義向前，《漢江怪物》中的家庭是為家人而反抗怪獸，《後天》中的霍爾博士是為兒子而大膽無畏前往災區，《泰坦尼克號》中傑克是為愛情而堅守到底……諸多人物是在親情與愛情的推動下，在“救己”的過程中彰顯出大愛與大義的。所以，災難電影中主人公的“救己”或曰救自己的親人，也是一種責任擔當、勇於犧牲的人性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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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救己”是主人公基於情感的“小愛”，那麼主人公在災難來襲、生死矛盾的處境下選擇“救他”，甚至救全人類的義舉，則彰顯的是其內心深處的“大愛”“大義”與“大仁”。《流浪地球》中為拯救地球而犧牲的劉培強；《烈火英雄》中為拯救城市、防止有害氣體外泄而犧牲的戰士們；《極度恐慌》中為拯救小鎮人員、拯救國家而多番冒險的上校；《卡桑德拉大橋》中為護乘客而義勇向前的張伯倫醫生；《釜山行》中為救其他乘客而犧牲的大叔；《流感》中為救女孩而自發形成人牆的感染者們……他們都在深處最危急時於“救己”中“救他”，在迎難而上中無私奉獻，在捨生取義中彰顯着“大愛”，書寫着最為至真至純、耀眼奪目的人性光輝。

災難過程中的主人公尤其是具有軍人、戰士等職業的角色，常常需要處理情與法、感性與理性矛盾關係。“法”不僅是指法律法規，更是上級命令和要求等。影片中他們常常會發生情與法的衝突對立，需要他作出艱難的選擇。他們常常會因內心良善、因為處於良知和常識性的判斷，出於對無辜生命的尊重和拯救而違抗上級命令，衝破法理約束。實際上，主人公在為感性之情而違抗法理、命令的行為背後是一種理性選擇，是一種基於主人公思考、感性、大愛基礎上的理性選擇。換言之，主人公的違抗命令、法理，恰恰是理性的表現與人性的呈現。正是這種理性選擇，彰顯着主人公的崇高與人性的偉大。《流感》中接到射擊命令而故意打偏的士兵；《釜山行》中看到女孩與孕婦不忍射殺、違抗命令的士兵；《極度恐慌》中為拯救小鎮人員而把炸彈丟向海中的飛行員；《流浪地球》中為拯救地球人民而反抗命令、駕駛飛船捨生取義的劉上校……都是災難過程中的“逆行者”，也是災難中具有思辨能力、理性判斷、更具仁愛之心的擁有者，他們在情與法、情與理等二元矛盾中堅守“人民生命大於命令”的良知和常識式理性判斷，在矛盾中選擇人性、謳歌崇高、彰顯偉大。

綜上，災難電影在現實與想象中營造視覺奇觀，同時反思現實，詢喚人性迴歸，彰顯人性關懷，而且通過主人公面臨“救己與救他”“崇情與尊法”等劇情矛盾時的抉擇，讓主人公在“為他”、“為情”、“為集體”的行為中凸現人性的光芒，闡釋愛與責任的價值，表達着人類內心深處最單純、最耀眼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