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經學-中華文明的話語表達_風聞

     如果説中華文明的根底是史學，那麼中華文明的精神中堅則是經學。在一定意義上，中華文明衰落的症候往往體現在經學的衰落和瓦解成碎片。實際上中華文明衰落的歷程並非始於近代，這個過程不如説始於中唐。這在精神上的體現就是經學的窄化，演變為理學。理學的產生與佛學有很大關聯。佛學的引入並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它深化了中國人的思辨能力，拓深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這裏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引入佛學，而在於“窄化”，這象徵着中華文明內在精神的萎縮，從而象徵中華文明的衰落。

    那麼經學的內涵到底是什麼？對於經學內涵的認識與對中華文明精神特質的認識有密切的關聯。可以説中華文明的特徵規定了經學的內在結構功能以及它的整體思想面貌。中華文明作為非宗教化的，立足於現實，立足於世俗歷史的文明規定了政教的一體化。這種特徵決定了反映這種文明的最核心思想文化的學問必須是一種整全性的學問，是一種貫通人的生活方方面面的通學，一套內聖外王之道。（實際上所謂“經”就是基本原則，就是構成人類倫理世界，倫理生活的基本框架。西方的“權利“right,它的本來內涵也就是”原則“）。也只有這種通學才能指導在這種文明下生活的人。而經學的內涵就在於它是一種通學，它既要關切人的現實生活的需要，又要關注人對形而上意義追求的需要；它既要滿足人的理智需要，又要滿足人的情感需要。而不像基督教日耳曼文明因為政教二元性，從而分化為不同領域，由神學和哲學分而治之。

    因此經學，按今天的話説，實際上是由來自於文史哲的材料構成的有機的整體，但它不是文學，不是史學，也不是哲學，它就是“經學”，一種獨立的思想形態。其中史，是核心，它是具體的，理智的，指導或滿足世俗生活的實際需要；哲是抽象的，滿足思辨的或形而上的需要；文是具體的，形象的，滿足情感的需要。在傳統“五經”之中，尚書、禮和春秋是史，易是哲，詩是文，他們構成各有分工的結構整體。（文是經學的不可缺少部分，對於非宗教的民族來説，從事教化，激發情感的力量並塑造之，要借重文學和藝術，因此詩才是五經的入門，才有詩教一説。）理學之所以是窄化的經學，就在於它排斥了史和文，只有內聖而無外王。而即便內聖的塑造，也主要依賴玄思。缺少了情感的激發，它是枯槁的。隨着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在基督教日耳曼文明的衝擊下潰不成軍，作為這種文明的精神中堅的經學也就進一步隨之瓦解，裂成碎片。從此，百年以來，經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形態已不復存在，我們知道的只是分而治之，各有界限的文，史，哲了。這就意味着中華文明的衰敗，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它已經沒有一種獨立的，準確而完整的表達自己精神的思想形態了，它開始了自己的新的精神長征，以尋求再造新的精神家園，這就是自五四走出理學以來的實際歷程。

   那麼隨着中華文明的重新興起，它必然要重新找到表達自身精神特質的一套完整話語，這套話語就是經學。 在這裏不要拘泥於經學這個名稱，聞之而色變，把它與陳腐古舊掛上鈎。使用這個名稱，代表的是一種獨特的思想結構，一種獨特的思考問題的進路，是抓住中華文明自身精神脈落，精神特質的表達。它不再是歷史上的舊經學，而是與變遷的歷史條件及新的認識相結合再造的新經學，而具有新的精神。這種獨特的思想結構就在於“通”、“整全性，就在於它以史為基本載體，融合了文和哲。它的思想進路就在於人是他的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總是在社會關係中行動。因此人的行動具有總體性，指導人行動的學問也要打通各個環節，以配合這種總體性。因此，只有這種“通學”才能有效指導人的生活，充當人的精神家園。而作為“經學家”，就要具有對於文學的感性的感受力，史學的深諳世事，以及哲學的思辨力。史學提供無數的真實實例，正反教訓以資借鑑總結；文學的感性幫助深入鮮活的體察這些事例;哲學提供思辨力、反思力處理這些事例，超越這些事例，上升到一般性；而史學、文學又以具體充實哲學抽象的理性，賦予行動的力量和能力；史學、哲學則又克服文學感性的直接性，而引向深遠。

   實際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是這套新經學的雛形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辯證法（哲）為框架，唯物史觀（史）為載體，以經濟學的分析為基礎，過渡到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分析的政治學，以左翼文學（文）訴諸情感的激發作為輔助，指向人的覺悟和解放。它追求的正是這樣一套作為“整體”的，“立體”的社會人文科學，以應對“立體”的人-理智的人，情感的人，經濟的人，政治倫理的人和形而上學的人，把改造客觀世界與完善主觀世界結合起來，相互配合。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的作品中，就已經有這樣一種風味了。

  (附論1.）道家是中華文明的根底，儒家是中華文明的中堅，法家是中華文明的力量。”道“是道家開發的，而儒家把”道“引入人間的世俗生活，開發出人間的基本價值，並化為人心中的”德“，使人可感可知。法家則從”道“推衍出”術“以應世。秦漢經學就是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儒家仁義價值觀為核心，貫通儒道法的”通學“。 

（附論2.）今文經學可以説是義理化的經學，古文經學已經是史學化的經學了。正因為它擯棄義理的史學化傾向，隨着五經正義的編訂，經學的原初形態就終結，而為哲學化的理學的形態所代替。但理學重在求理，求仁不足，因此理學變得了無生氣，只有陽明心學的致良知才給它帶來一絲活力。清代樸學可以認為是古文經學的再生，由此為過渡，歷史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今文經學。同為義理化的經學，今文經學與理學有什麼不同呢？理學的重點在個體的求理，追求一個非歷史化的，靜謐的理的世界，而今文經學的重點是整個政治文化共同體，它要激發的是這個共同體內在的“仁”，它與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緊密相連，所以在歷史大變革的時代，出場的是今文經學，而非理學。現代自由主義者是理學家的化身，他欠缺豐滿的生命感和激情，是“不仁”。另一方面，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它又缺乏諸如社會生產關係、階級分析之類的社會科學的分析，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視野，只侷限於自由主義政治學説對一個特定歷史橫截面的自我意識，是“不智”。而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依託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則是史學與哲學的合一，可以認為是今文學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