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汪曾祺：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_風聞

“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温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它們開得不茂盛，想起來什麼説什麼，沒有話説時，儘管長着碧葉。你説我在做夢嗎？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説：‘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着嗎！”

“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有時一個人坐着，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撲哧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説出來，便挺幽默。富於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

寫下這些文字的人，是汪曾祺。今天是他百年誕辰。

説起來，他這一生雖然早早展露才華，卻幾經耽擱，晚年才迎來爆發。又是近十年，迎來出版盛況。

筆下花鳥蟲魚、吃吃喝喝，尋常即是至味；寫人憶舊，描景繪聲，散淡卻是情濃。

他説自己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希望自己的寫作是“人間送小温”。

我們在今天喜歡讀他，多半是因為這些“小温”，因為其中透着慢生活的閒適，好像和這個“小時代”再妥帖不過。

但這背後，汪曾祺遇到的並不是什麼歲月靜好，而是充滿了顛沛坎坷、辛勞困窘，是在這個背景上仍然愛着很多東西。

“不管走到哪一步，

總得找點樂子**”**

老師沈從文曾評價汪曾祺：“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他們都出生在水鄉——沈從文是湘西，汪曾祺是江蘇高郵。

抗戰時期，家鄉淪陷，汪曾祺跑到昆明，進了西南聯大。

他不算個好學生，常常逃課去泡茶館、翻閒書。有次作業畫一個地圖，老師的評價是：“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後來又因為外語不好沒能畢業，只好去鄉下學校當老師，生活捉襟見肘。

有時沒錢吃飯，就堅卧不起，實在熬不住了，就和同學朱德熙賣了字典去吃飯。然後在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雲，説一些‘沒有兩片樹葉長在一個空間’之類的虛無飄緲的胡話。”

在西南聯大，中間為汪曾祺

日軍的轟炸機飛來飛去，動不動就“跑警報”，時不時就死人。

但這樣的時刻在他看來，卻是談戀愛的好時機：

“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着，有時還提着一袋點心吃食。”

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因為可以買炒松子，一邊躲轟炸，一邊大快朵頤。

寬裕些時，就去集市的攤邊吃白斬雞，美其名曰“坐失良機”（坐食涼雞），或是在街頭酒館要一壺酒、一碟豬頭肉。

也喜歡看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

於是，苦痛的日子在他的回憶裏閃着亮光：“在昆明見了長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線可救失戀的痛苦。”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1948年，正打仗的時候，28歲的汪曾祺到了北京。在沈從文的幫助下，在歷史博物館做辦事員，幹着檢查倉庫這類無足輕重的事情。

才華無處伸展，不可能不愁悶。下班後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看人算卦、叉魚，來打發時間。

晚上，“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裏一點是熱的。”他後來回憶道。

汪曾祺和沈從文

新政權建立，沈從文很快“靠邊站”，在創作的盛年告別文學，和故宮裏的瓶瓶罐罐打起了交道。

汪曾祺也收斂起鋒芒，但後來還是沒躲過被劃為“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家口的沙嶺子。

年近40的文弱書生，就這樣幹了三年插秧、鋤地、打藥、抗包的活兒。

但他説，“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幹嘛呢！****”

噴灑農藥的時候，他欣賞着 “波爾多液”好看的天藍色。他成了打藥能手，別人讓他總結經驗，他説，“我覺得這活有詩意”。

馬鈴薯開花，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裏，對着畫花和葉；馬鈴薯熟了，他就畫薯塊，畫完就烤上吃掉。

於是，“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多年之後，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説：“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那裏的日子並非悠閒，有時累得一句話都説不出。但沒什麼人管，對他來説，就是神仙日子了。

“爸爸的腦子，似乎特別不願意記憶那些悲啊苦啊的東西，更不願意將它們訴諸文字。”汪朗説。

汪曾祺很喜歡宋人的一句話，“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這或許也是他不寫自己的苦，反而要“人間送小温”的初衷，也讓他在當時人性撕裂的黑暗中，守住性情不至於太動搖。

很快，汪曾祺被調回北京，不久進入樣板戲創作班子，這讓他終於過了還算安順的日子，但“四人幫”倒台後，他又因這段經歷被“掛”起來審查了一段。

汪朗記得，那段時間，汪曾祺白天在單位受審查，回家後就喝酒，罵小人，嚷嚷着把手指頭剁下來以“明志”。

他多年以來已很少畫畫，這時又畫起瞪眼睛的魚，蜷腿翻白眼的大嘴鳥，自題：“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別人稱讚汪曾祺能隨遇而安，汪曾祺説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但另一些時候，他又説“隨遇而安”不算是好的心態。“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

沒有人能超脱時代的限制，隨遇而安不過是讓他不至於被時代變故摧毀，用文字營造了一個精神的花園，自娛之餘，也慰藉他人。

但這個花園是脆弱的，“世間小兒女”的平淡故事後有很多隱痛。

這是在“汪曾祺熱”裏很容易遮蔽掉的一層。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汪曾祺後來被戴了很多帽子，“最後一個士大夫”“最後一個純粹文人”之類的。

實際上，他對士大夫時常是語帶諷刺的。

他熱愛平凡人的生活，就不覺得廟堂文化有多麼尊貴。

倒不如汪朗的評價更準確，他説：“我們家老頭兒，雜七雜八的東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體系，有雜而無學”“老頭兒之雜，起碼有三，看雜書，寫雜文，吃雜食。”

老頭兒也倡導“口味最好雜一點……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

他不僅能寫會畫，也會唱戲，擅做菜，“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

此外，他還嗜煙，好酒，喜茶，兼及侍弄花草。

“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裏，這，才叫活着。”他寫道。

他挑書，全看它是否有意思。

有一次，他告訴好友朱德熙，自己一個人在家裏，炒了二三十個白果，喝了多半斤黃酒，正在讀一本妙書——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後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京語調的研究》，他覺得比《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還要好玩兒。

他又説，“我從法布爾的書裏知道知了原來是個聾子，從吳其濬的書裏知道古詩裏的葵就是現在的冬莧菜，實在非常高興。”

他還寫過一本《釋迦牟尼傳》，涉及佛教的用語都十分精確。但汪朗説自己從來沒見父親讀過一部佛經，“這個老頭兒，肚子裏還有什麼貨色，實在弄不清。如今是無處查詢了。”

雖然做了多年編劇，汪曾祺只把它當謀生，寫小説才是他眼中的正經事。

他在80年代初又開始寫小説，恰好與莫言、餘華這些年輕人同步。

年輕人為西方的文學技巧新奇，但於他，卻是“早玩過了”。

在他身上，還有着古文的傳統，民國的風塵，又因藏筆多年，跳過了1949年後的政治書寫。

像是深埋多年的蓮藕，突然開出了花。

既清新又成熟，既現代又傳統。幾乎是孤品一般的生長路徑。

汪曾祺（左）、張潔、範用在宴席。（拍攝：許以祺）

當時，汪曾祺正想寫一篇《城隍、土地和灶爺》，“這三個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但與老百姓生活關係最密切，老百姓最敬畏的就是這些。”

他還想寫一個長篇，“從變態心理角度寫漢武帝。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抄在一個本子上，塑料封皮，抽煙不慎，燒掉了，再也沒興趣收集那些材料了。”

汪曾祺説，“一個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風格，要能認識自己、發現自己，並且，應該不客氣地説，欣賞自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你看到了，他的性格里，有温和，也有驕傲。就像他對生活，既是隨意，又十分用心。

這個態度在美食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被稱為美食家，首要的自然是愛吃。

他在昆明跑警報時顧着吃，“文革”後接受調查、連日寫交代材料的苦悶裏，也不忘從美食裏尋得一點安慰——“買油條兩三根，劈開，切成一寸多長一段，於窟窿內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葱絲肉末，入油鍋炸焦，極有味。”

他無食不可吃，“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都去嚐嚐。”

最後寫入文章的、自己喜歡做的，又都是再尋常不過的馬鈴薯、韭菜花、苦瓜、鴨蛋、鹹菜、蘿蔔、扁豆等等。

這是美食的選擇，也是生活的態度。

作家蘇北記錄過汪曾祺有一次招待女兒汪朝的同事，忙活了半天，結果端出一盤蜂蜜小蘿蔔來。“蘿蔔削了皮，切成滾刀塊，上面插了牙籤，邊上配了一碟蜂蜜。結果同事一個沒吃。汪朝抱怨説，還不如削幾個蘋果，小蘿蔔也太不值錢了。老頭還挺奇怪，不服氣地説：‘蘋果有什麼意思，這個多雅’”。

還有一次，他招待從美國來訪的作家聶華苓，做了一道煮乾絲，聶華苓吃得連湯都喝掉了，因為煮乾絲是童年記憶，很多年沒吃到了。

這是手藝之外，汪曾祺對“家鄉胃”、對人情世故的敏感。

在一篇小説裏，他自況為“生活現象的美食家”。

兩道菜，效果雖迥異，但都能看到老頭兒給尋常食材加上的心思。

做完菜，他一般只是嘗幾筷，然後就坐着抽煙、喝茶、喝酒，“從這點説起來，願意做菜給別人吃的人是比較不自私的。”

“每個人都帶着一生的歷史，

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汪曾祺的字畫，也是簡單隨意，心情不錯又恰好有紙時，就弄上幾筆。他還形容寫字就像看風景，“順眼的都是佳作。”

而他的一生，也就是個四處溜達看看風景的人，把觸動他的畫面記下來。

“我有一個特點，喜歡東張張西望望。有人問我：‘你怎麼成為作家呀？’我説就是東張張西望望成為一個作家。”

另一次，他寫打油詩説：“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與其説是謙虛，不如説是一點赤子之心。

就像老師沈從文一樣。汪曾祺曾經稱沈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後來也把這頂帽子送給了自己。

沈從文給過汪曾祺一個很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冷嘲”。

既是生活態度，也是寫作準則。

汪曾祺筆下常寫“小人物”，“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鹹。每個人都帶着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都透着一種為柴米油鹽奔波的辛勞，亦是他們的尊嚴。

汪曾祺在家鄉高郵的蘆葦蕩裏

汪曾祺寫的很多故事、食物，都關乎故鄉高郵。

在那裏，他的父親平和開明，繼母温暖慈愛。還有家裏的花園——“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

他回憶自己在大年初一，早早爬起來，去摘下臘梅，把骨朵剝下來，用穿珠花的銅絲穿成插鬢的花，然後送給家裏的女眷——“我應該當一個工藝美術師的，寫什麼屁小説！****”

在北京，他惦念着故鄉的野菜。有一次發現釣魚台國賓館的牆壁外長了很多灰菜，“極肥嫩，就彎下腰來摘了好些，裝在書包裏。門衞發現，走過來問：‘你幹什麼？’他大概以為我在埋定時炸彈。”

故鄉的這些煙火記憶，給他的顛沛旅程許多慰藉，也讓很多背井離鄉的讀者感同身受，那種花開花落的安定感、時光疏忽而過的悵惘，都可能打到你內心柔軟的地方，然後放慢一些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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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最沒地位的老頭兒

兒女們説起汪曾祺，都叫“老頭兒”。連孫輩們也這麼叫。打打鬧鬧，沒有規矩。

有客人去他們家，見到汪曾祺很拘謹，女兒就安慰説：“別怕，他在家裏最沒地位了，我們都欺負他！****”

但喝上幾口後，老頭兒也會聲張兩句：“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

作為“右派”下放時，汪曾祺被收走了房子，後半生都是蹭妻子單位分的房子住。妻兒因此戲稱他為“寄居蟹”。

早先，他沒有書房，要借女兒的房間寫作。有時靈感來了，但女兒在睡覺，他只好在客廳裏走來走去，憋得滿臉通紅。

孩子們逗他，“老頭兒，又憋什麼蛋了？”

他笑着説：“我要下蛋了，這回下個大蛋！”

汪曾祺一家

老頭兒有顆童心，作為父親時也不例外。

“**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他説。

當年，他的父親汪菊生就是這樣對待子女，和他們一起在田間嬉鬧，放風箏，做西瓜燈。

汪曾祺初戀時，父親還給他出主意怎麼寫情書。看他學會了煙酒，每次就分他一份兒。

平和的家風就這樣續了下來，汪曾祺對兒女們的事，大多也是“聞而不問”，相信他們的選擇，一起分享“家人閒坐，燈火可親”的平凡幸福。

汪曾祺76歲時的全家福

1997年5月16日，77歲的汪曾祺因為消化道出血病逝。他本來覺得自己還可以多寫上幾年。

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哎，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

“唉！都錯過了 

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 

故事一串串 

像掛在樹梢尖上的 

冬天凋零的乾果 

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 

——黃永玉《比我老的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