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思考_風聞
diewisch-历史唯物观察者-2020-03-05 07:37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1期 作者：宋偉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現實基礎。這一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對全球性問題日益嚴峻的回應，也是對崛起的中國如何處理與國際體系關係的回應。論文進而分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階段定位，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原則和主要依據，最後初步設想了在全球、區域和雙邊層次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路徑。論文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必須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基本原則，依據不同範圍的複雜性，採取不同的秩序目標和合作形式，不急於追求高水平的一體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於建設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認同的國家間共同體。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現實基礎; 階段定位; 基本原則; 主要依據; 具體路徑
**作者簡介:**宋偉，山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所提出的中國外交新理念和新原則。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如果説胡錦濤時期的“和諧世界”思想在於緩和和消除國家間的各種利益衝突、推動國際合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則是一個更加鮮明的國際秩序理念，體現了中國致力於改善全球治理、建構新型國際關係的決心。那麼，為什麼中國的新一代領導集體要提出來如此宏大的一種國際秩序理念，又如何能夠分步驟、分層次地實現這一目標?畢竟，目前各國之間依然存在着複雜多樣的利益衝突，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方興未艾，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國際政治中並未退潮。人們也容易發出這樣的疑問，在當前中國和美國貿易摩擦凸顯、中國和日本等國家仍然存在領土爭端的條件下，如何能夠建設中美命運共同體、中日命運共同體乃至亞太命運共同體? 本文並不奢望能夠完全回答這些問題，但是致力於從學術的角度探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從而推動有關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學理研究。
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
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現實基礎或者説現實要求是什麼? 這個可以從國際社會和中國自身兩個方面進行回答。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人類技術的進步，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全球性的公共問題日益增多，獨善其身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而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日益離不開世界市場，國際社會呼籲中國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同時隨着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後的外交理念也變得日益關注。鼓吹“中國威脅論”、限制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正在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常態。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也是應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一系列誤解和猜忌，旗幟鮮明地表明中國希望建設一種什麼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由於經濟全球化以及工業化和技術的發展，以往相對獨立的地區國際體系逐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全球體系和世界市場。馬克思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作了精彩的論述:“隨着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從那裏輸入的新產品，特別是進入流通的大量金銀完全改變了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勞動者;冒險的遠征，殖民地的開拓，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日益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發展到今天，各國在經濟上已經高度相互依賴，全球產業鏈、跨國公司、跨境電商等，都在成為塑造全球經濟的核心因素。以大豆貿易為例，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進口量佔全球大豆貿易量的60%，90%的大豆需要進口。中國是美國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而在貿易摩擦之前，美國約有62%的大豆銷往中國。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2019年2月就明確表示，“中美肯定是大豆貿易的重要夥伴。”
因此，中美貿易摩擦是在兩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的狀況下發生的，強行的脱鈎必然會對雙方都造成巨大的貿易成本。除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以外，工業化、技術的進步、恐怖主義的外溢等，也使得國際社會在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上升。僅以各國十分關心的核安全為例，核污染、核擴散以及如何阻止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手中，這已經是需要各國去共同努力應對的全球性重大安全問題。除此以外，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對邊界的控制日益減少，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流動變得更加容易，而且他們能夠更加方便地從互聯網獲得作案的技術和工具。所有這些，都意味着人類社會已經是具有共同命運的整體。習近平主席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指出，“全球化是一種我們面臨的生活時空轉變的現實，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件，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更為迅速地對我們發生着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做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於一個崛起的中國奉行什麼樣的外交理念十分關注，而發展中國家則熱切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物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對這些疑慮和呼聲的回應。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講，一直致力於做負責任大國。按照習近平主席在 2015年聯合國發展峯會上提供的數據，“60 多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發展合作，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000億元人民幣援助，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其中有700多名中國好兒女，為他國發展獻出了寶貴生命。”儘管美國在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國定位為頭號戰略對手，聲稱大國地緣政治競爭正在迴歸，但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崛起的中國要建構的恰好是一種新型國際關係，而不是這種“舊型國際關係”;儘管中國和美國很難短時間內建成命運共同體，但是中美之間存在共同命運以及從長遠來看兩國建設命運共同體，仍然是符合現實情況和兩國利益的。同時，參與國際合作是中國做負責任大國的有力證據，但是國際社會顯然希望看到中國作為新興國家在建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方面提出更多明確的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中國所提出的新國際秩序主張，這一主張的核心是定位了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一直以來，中國都把自己定位為負責任大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則表明了中國致力於建構新型國際關係、不走國強必霸老路的決心，也表明中國不會追求獨善其身，而是會繼續做負責任的大國、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物品。
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階段定位
那麼，究竟什麼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呢? 顯然，除了共同利益、共同命運這一必要條件之外，共同體意識、共同價值是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關鍵部分。按照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説法，“共同體是一個温馨舒適的場所，我們可以相互依賴、互相幫助，更多呈現的是一種情感上的寄託。”也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所有共同體都是為某種善而建立的。既然共同體都在追求某種善，那麼所有共同體中最高的且包含一切其他共同體所追求的善一定是最高的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宏偉的道義目標，但是，也如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所強調的，“普遍的道義原則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無法適用於國家行為的……因此，現實主義認為謹慎———即對不同的政治行動的後果進行權衡———是政治中至高無上的道德。”在當前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存在巨大多樣性、衝突性的情況下，不太可能短期內就建成一個包含所有國家的世界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一定是分階段、分層次的漸進的發展過程。
從歷史階段的角度來看，首先出現的基於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部落社會形態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這種原始的共同體包含“家庭和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部落成員之間互相幫助，共同佔有生產和生活資料。但是，隨着國家的出現，原始的共同體不復存在，階級統治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質。儘管奴隸制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試圖將國家打造成為“共同體”，但實際上是虛幻的共同體，“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採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脱離的獨立形式，同時採取國家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全球性的政治和經濟體系開始形成，但這也不是一個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按照馬克思的描述，“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是一個國家消亡之後的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在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世界理想之前，我們仍然面對的是一個民族國家體系。即便是無產階級，也還遠遠沒有到“自由人聯合體”所設想的階級先進性。正如恩格斯在 1882年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樣，“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指資產階級)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國家間的衝突、對抗繼續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要障礙。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一定要採取超國家的形式，相反，在達到馬克思主義所説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條件成熟之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一定是基於主權獨立和平等、不干涉內政的民族國家體系而展開的。《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原則能夠一定程度上約束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實現國家間和平與合作的基礎。在世界各國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之前，通過建立世界政府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可行，因為“中心機構的權力越大，各國要捲入一場鬥爭，控制該機構的慾望就越強烈。”“機構的影響力越大，別的組織想要控制它的慾望就會越強烈。”儘管各國內部不能在短期內都建成真正的國內命運共同體，但是這並不妨礙國際社會打造一個國家間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説，國家間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向“自由人的聯合體”過渡的推動力和必經階段。
在構建國家間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時，在不同的範圍、層次，又可以謀求建立不同水平的“命運共同體”，例如1957年法德等六國簽訂《羅馬條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進而於1965年，簽訂《布魯塞爾條約》，將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統一成為歐洲共同體。歐洲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共同體，它構建了一個統一的歐洲大市場，資本、技術、商品和人員都可以自由流動。但是，歐洲建構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進程進行得並不順利。英國“脱歐”、民族主義的興起，都意味着歐盟並未真正建成命運共同體。這其實也説明，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盲目追求高水平的一體化和制度化。國家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就是要設計合理的秩序和制度，適合不同層次的具體情況。美國學者邁爾斯·凱勒 (Miles Kahler)認為，國際秩序可以分為“消極的秩序”和“積極的秩序”。“消極的秩序”是避免最壞的情況:大國之間的戰爭，或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類似情況:在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爆發經濟戰，從而導致相互隔絕與全球經濟繁榮的嚴重衰敗。所謂“積極的秩序”是指通過聯合行動進行合作以實現所有各方都希望達到的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是一種“積極的秩序”。那麼，究竟如何確定不同範圍、層次下的國家間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秩序目標或秩序形式呢?
三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原則
如上所述，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理念，不僅是回應全球化深入發展下的國際現實，也是為了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創造一個友善的國際環境。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善意姿態，更不是純粹的“做慈善”。這一國際秩序理念是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基本原則而提出來的。事實上，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損己利人的政策往往只會引起對方的懷疑和猜忌。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説，儘管他們也存在以推動民主意識形態為核心的理想主義對外政策，但服務於本國的國家利益仍然是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政策原則。從現實主義理論的角度來説，國家永遠把安全和自身利益擺在第一位，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是國家關注的中心，因此合作是有限度的。
因此，不要説純粹的利他主義，就算是能夠同時獲得收益的國際合作進程中，奉行現實主義原則的國家也會更多傾向於斤斤計較，即誰得到更多———也就是所謂的相對收益的問題。一種完全的利他主義外交政策很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質疑，因為它不符合國家首先服務於本國人民的利益這一基本屬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是中國所提出的國際秩序理念，那麼就必須將它精心地設計為一種具有高度可行性和可持續性的外交政策體系。
在設計這個體系時，服務於中國的國家利益應該是基本原則，在此前提下，中國追求與國際社會的平等互利和共同發展。明確這一原則，不僅有利於減少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疑慮，也有利於增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雖然中國已經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身實力、國際影響力相對有限，國內改革和發展的任務依然繁重。要求中國奉行完全的利他主義，只依靠中國來提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公共產品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可持續的。事實上，捍衞國家利益一直是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習近平主席也做過類似的表態，“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國奉行的是正確的義利觀，追求四個方面的統一:
第一個方面的統一是成本與收益的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肯定是有成本，而且是需要幾代人乃至幾十代人才能達到的宏偉目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過程中，中國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但一定是項目成熟一個，推進一個。就以“一帶一路”國家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為例，該地區的國土面積佔全球的38%，人口總量佔全球的62%，而國內生產總值卻只佔全球GDP總量的31%，其中只有18個能夠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因此，總體來説，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需要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並不是中國一個國家就能大包大攬的。因此，中國政府反覆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應該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構建“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以及其他命運共同體的進程然繁重。要求中國奉行完全的利他主義，只依靠中國來提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公共產品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可持續的。事實上，捍衞國家利益一直是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因此，總體來説，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需要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並不是中國一個國家就能大包大攬的。因此，中國政府反覆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應該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在構建“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以及其他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必須戰略上積極、戰術上慎重，規避海外投資風險，將好事辦好。不計成本的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不可持續的。
第二個方面的統一是長期收益和短期收益的統一。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要兼顧投資國和對象國的長期收益與短期收益。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來説，給它修一條高速公路，不如給它建一個學校、醫院、鄉村小路可能更好，更符合它們的短期收益。而對於中國來説，這樣一些設施可能短期內沒有什麼經濟回報，但是從長遠來看有助於增強民心相通和政治互信。近年來，中國先後派出多支眼科醫療隊赴柬埔寨、緬甸、老撾、斯里蘭卡等國開展“光明行”活動，派遣短期醫療隊赴斐濟、湯加、密克羅尼西亞、瓦努阿圖等太平洋島國開展“送醫上島”活動，這些都受到了當地民眾的廣泛歡迎。當然，符合對象國長遠發展利益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儘管這些項目短期內可能難以實現盈利。如果沒有這些基礎設施，許多發展中國家還將長期處於不發達的狀態;它們發展起來也有助於促進兩國關係和擴大中國的國際市場。以中國—老撾鐵路的修建為例，它承載着老撾從“陸鎖國”到“陸聯國”轉變的夢想，也是老撾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條鐵路。這條鐵路的開通，將有力促進中國和老撾兩國的經濟、社會交流，打造中老命運共同體。
第三個方面的統一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統一。這意味着，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既需要防止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而犧牲經濟利益，也需要防止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而損害長遠的戰略利益。委內瑞拉高鐵建設案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委內瑞拉政府有着良好的關係，這是中國企業投資委內瑞拉高鐵建設的政治背景。但是，良好的政治關係並不意味着完全不考慮當地的經濟和社會情況。只有綜合考慮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情況，才能把好事辦好，才能真正有助於推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反過來，更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忽視國家的政治利益和戰略利益。
第四個方面的統一是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的統一。我們不能只考慮本國利益，也不能只考慮他國利益，應該努力做到綜合考慮、基本平衡。完全只考慮相對收益、斤斤計較，肯定是無法開展有效的國際合作的，更不用説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了。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們要樹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繫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不斷擴大同各國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努力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沒有一個國家能憑一己之力謀求自身絕對安全，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別國的動盪中收穫穩定。
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依據
既然我們明確當前中國致力於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基於民族國家體系的國際間命運共同體，那麼這樣一種共同體的構建，應該依據哪些標準來確定其不同的展開形式? 畢竟，就算是聚焦於國家間的命運共同體，不涉及各國自身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問題，這一任務仍然是極為複雜和艱鉅的。全世界有190多個國家和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復雜多樣，利益訴求也各不相同乃至時有衝突。就如本文在一開始提到的，在當前中美存在貿易摩擦、中日存在領土爭端的背景下，如何能夠建構中美、中日命運共同體呢? 本文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可以依據一些標準，來確定自己的建設目標或者説共同體的形式，從而有針對性地克服國際體系中存在的差異性和矛盾。國家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並不需要同時在全球、地區和雙邊層次上謀求同樣的目標;相反，應該針對不同層次的情況，依據如下一些重要標準來確定短期內的建設目標，從而使之具備最大限度的可行性。本文所提出的依據，主要是針對中國提出的，為下一節討論中國在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具體路徑奠定基礎。
第一個判斷依據是中國的相對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中國是一個新興大國，雖然就國別而言總體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第二，但是對許多國家並不瞭解，本身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內改革和發展的任務非常繁重，不可能單靠中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就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90萬億人民幣，但是仍然只有美國的60%多，而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總量仍然排世界第二位。美國和歐盟作為老牌的發達經濟體，又曾經是殖民強國，它們相對於新興經濟體來説仍處於優勢地位。這意味着，在全球層次上，中國必須更多依靠現有的國際機制和國家間的合作，通過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區域層次的命運共同體建設同樣需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第二個依據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範圍，是在全球範圍、區域範圍還是雙邊範圍，不同範圍複雜性不一樣。在全球與區域層次上，由於涉及的國家更多，形勢更加複雜，從短時期來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目標和形式不能過於高級。例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制度、社會文化、風俗習慣差異性很大，這增加了建設過程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正如蘭州大學楊恕教授所指出的，“以中亞地區為例，國內不少研究將中亞五個國家視為一個整體，但事實上，中亞五國存在明顯差異，這些差異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族羣、外交等多個領域。”總體而言，涉及的範圍越廣泛，國家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目標和形式就應該越有限。
第三個依據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不同形式自身所帶有的風險。總體而言，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能夠充分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促進共同繁榮和共同利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只有“擺脱種種民族侷限和地域侷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 (也同精神的生產) 發生實際聯繫，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 (人們的創造) 的能力。”但是，當今世界反全球化運動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也提醒我們需要注意經濟和社會一體化進程中可能藴含的風險。經濟全球化會帶來貧富差距的加劇，而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由於雙方經濟關係的逐步一體化，自然也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例如對當地產業和就業的衝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市場建立以後就有很大的風險，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可能導致犯罪分子的跨國流動，會導致越來越多的文化和族羣的衝突。不同階段風險是不同的，但總的來説，命運共同體的形式越高級，一體化的程度越高，那麼風險也是逐步上升的。在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要充分了解和規避這些風險。這尤其意味着，在構建雙邊的國家間命運共同體時要有所選擇，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適合在短期內打造雙邊命運共同體。
基於以上這三個主要的判斷依據，就可以對當前中國在不同層次所能展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形式做出一些理論上的推演。在不同的範圍、層次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共同的終極的目標，但是從中短期的角度來看，需要採取不同的秩序目標和秩序形式。
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路徑
在建構國家間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我們可以借鑑功能主義和經濟一體化理論對於推動國家間合作與一體化的一些思路，並結合命運共同體的自身特徵，設計出分步驟、分層次、具有可行性的一種建設路徑。戴維·米特蘭尼(David Mitrany)是功能主義一體化理論的主要代表學者。“米特蘭尼相信，技術問題的解決需要精深的知識和專門的技術。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技術專家們不涉及政治或衝突內容的合作行動，因為技術專家們會選擇與政治、軍事這些國家間高級政治無關的解決方案。”例如歐洲一開始在煤炭和鋼鐵聯合經營方面的合作，從中形成的互惠將可以使這些合作形成習慣並自動擴展到其他部門。參與合作的可以是政府部門、市政當局或者私有企業。
功能主義對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啓發是，在共同體建設的起步階段，可以更多進行技術性的、功能性的合作，逐步擴展到政治和安全層面的共同體建構。經濟學中有關國際一體化的研究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路徑設計也有啓發。大體而言，國際經濟一體化可以劃分為自由貿易區、關税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與貨幣聯盟這個幾個階段。其中，共同市場意味着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與企業———的自由流動。歐共體的共同市場建設實際上是到 1986 年 2 月歐共體理事會簽署《單一歐洲法案》之後才得以正式完全實現。經濟與貨幣聯盟是非常高級的國際一體化形式，要求實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一體化。借鑑經濟學的國際一體化理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同樣可以採取分步驟的方式進行，在不同層面可以有不同的秩序目標和秩序形式。
基於以上兩個方面的理論啓發，可以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路徑做出如下初步的劃分:(1)共同體構建的第一步可以是推動相互依賴和功能性的合作。相互依賴的加深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區、關税同盟、共同打擊跨國犯罪等經濟和政治合作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各國主要致力於功能性、技術性的合作，加深雙方共同利益和政治、社會互信;(2)共同體構建的第二步可以是致力於經濟與社會的一體化。與經濟學的國際一體化不同，這裏所設想的經濟一體化停留在共同市場的階段，而不需要進入更高的貨幣與財政一體化的超國家階段。這樣設計的原因在於，一方面，中國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定位是國家間的命運共同體，還沒有到達馬克思所説的“自由人聯合體”的階段，主權獨立和平等仍然是這一共同體的基石;另一方面，歐盟雖然成功實施了貨幣一體化，但是由於沒有實現財政一體化，導致其出現了債務危機———一些成員國失去了發行貨幣的權力，只能通過借債的方式來支撐其財政政策。但事實上，目前歐盟不可能一下子就同時實現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一體化，這説明經濟學的國際一體化理論仍然存在問題。(3)共同體構建的第三步是政治和安全的(有限)一體化，這意味着共同體成員採取集體安全政策、在國際舞台上以一個聲音説話，並通過密切的社會交流(如通婚等)實現了廣泛的社會一體化。在這一時期，成員國之間也並不一定需要發展出超國家的機構，但是應該有相應的一體化機制來協調成員國的政策，甚至也可以考慮建立聯合快速反應部隊這樣的軍事機制。
考慮到在全球、區域和雙邊層面的範圍、複雜性不一樣，中國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時應該量力而行，不同層次制定不同的目標、採取不同的形式。
(1)在全球層面，考慮到國家數目很多、差異性很大，應該基於現有的國際秩序，致力於改善全球治理，而不是另起爐灶。作為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改進者，中國繼續做負責任大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可以爭取更大的制度性話語權，使之與中國做出的貢獻匹配。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從三百六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七十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六十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係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例如，中美兩國就可以在全球治理領域展開合作。中國外交學院學者高望來指出，“中美兩國可從雙方存在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領域起步，嘗試構建由多元行為體參與的雙邊和多邊對話機制，探索在新能源、綠色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領域的新型合作模式，並逐步拓展兩國合作的深度。”
(2)在地區層面，中國可以繼續推動自由貿易、“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中國與區域國家的經濟和社會一體化，在條件成熟的區域範圍內逐步建設共同關税區和共同市場。考慮到目前中國所推動建設的區域命運共同體內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社會差異性仍然比較大，因此短期內應該更多致力於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等方面，打造自貿區的升級版，而不是盲目追求過渡到共同市場的階段。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不要急於推動高制度化的區域合作，尤其是涵蓋範圍比較廣泛的區域命運共同體，例如亞太共同體的建設。但是，對於範圍小一些的區域，或許可以追求制度化水平更高的區域合作，例如中國與東盟有可能通過自貿區升級版的打造建構一個制度化更高的合作形式。
(3)在雙邊層次，通過選擇條件成熟的國家作為雙邊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對象，可以有更高的秩序目標，例如一些國家可以開始考慮建立關税同盟、共同市場，同時也可以考慮建立集體安全政策、高水平的戰略協作關係。在構建雙邊命運共同體時，需要考察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程度，還要考察對方社會對彼此的認同程度以及考察雙方文化的一致性等，從而能夠實現高水平的雙邊命運共同體建設目標。就如前面所提到的，需要實現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統一、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統一，不能僅僅因為雙方政治關係好或者經濟關係密切就覺得可以建設高水平的雙邊命運共同體。目前中國政府明確宣佈建設中國—老撾、中國—柬埔寨等雙邊命運共同體，是經過慎重選擇的、也得到了對方國家的歡迎和大力支持，有可能達到經濟和社會的一體化，將來真正實現政治和安全的有限一體化。這種安全上的有限一體化並不是説要建立針對第三方的同盟，而是一種高水平的安全協作夥伴關係，雙方互相幫助、維護彼此的國家安全。
六 結語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宏偉的外交政策目標，但這一目標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的，致力於促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它的提出不僅有利於應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也有利於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慮、明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定位。為了順暢地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需要明確這一國際秩序理念的歷史定位、基本原則，以及建設過程中需要遵循的主要依據和具體路徑。論文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指出中國致力於建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國家間的命運共同體，是為馬克思所論述的共產主義社會做準備的階段，建立在民族國家體系基礎之上，需要尊重現有的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原則。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國必須堅持國家利益方面的四個統一，即成本與收益的統一、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統一、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統一、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的統一。對於不同範圍、層次的共同體建設，中國應該依據自身實力、對象複雜性以及不同合作所具有的潛在風險，來確定在全球、區域和雙邊層次的共同體建設路徑。總的來説，在全球層次，中國繼續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改進者，通過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改善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區域層次，中國應該依據不同區域的具體情況，逐步推動經濟和社會層面的一體化，不急於追求高水平的一體化和制度化;在雙邊層次，中國可以通過選擇合適的對象國家，開展高水平的雙邊命運共同體建設。通過在不同層次的各種形式的努力，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具備較強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最終實現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