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叔説】羣眾高喊“假的假的”，這就對了_風聞

昨天下午有個視頻很火，相信不少島友也看到了。武漢某小區時，有小區居民從樓上向正在考察的中央指導組喊：“假的，假的！”

視頻立馬引發網友熱議。現場反映的情況是，社區物業假裝讓志願者送菜給業主，事後證明也基本屬實。今天，小區物業表示，“已採取措施加強工作力度，努力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該小區到底是什麼情況？身在武漢的島叔輾轉採訪到了小區的兩位普通居民，他們也對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一

方先生一家3口搬進開元公館已經2年多，事發時他不在現場，他在微信朋友圈中得知了這一情況。他説，“喊話的人是少數”。

談到居民生活物資保障問題，他説，目前小區是統一團購，除居委會、物業組織的團購外，居民也自發組成了不少團購羣，不同需求的居民可以加入不同的團購羣，達到一定數量後，供貨方會配送。

在他看來，目前居民生活物資保障方面挺順暢，價格漲了些，但能接受。他同時提到，去年小區物業想漲停車費，從現在的每個月300元漲到五六百，引發業主不滿，此事一直僵持至今。

我們採訪到的另一位小區居民鄭先生，在開元公館居住已有三四年，事發時就在現場，剛好拿着手機拍攝，聽到了樓上的喊聲。

鄭先生説，當時自己倒沒喊，現場喊話的人也沒網上説的那麼多。“**主要是對物業有意見”，**他説，但其實車位帶來的矛盾時間很長了，這次大家發泄情緒，“主要原因還是疫情發生以來，物業工作很不到位”。

“比如説，疫情開始後，物業的樓宇消毒、進出的體温檢查，包括小區內確診人數的公佈等問題，都沒做到位，走過場。”

鄭先生反映，“物業幾個看門的根本不管，進進出出查體温，完全就是擺設，就給你量一下，也不看結果。樓宇消毒也是，最多把單元門大廳、扶手、電梯噴一下。”

後來，居民打了市長熱線，小區情況稍有改善，但居民還是不滿意。尤其是該小區有了20多起確診病例後，小區也沒有及時通報相關信息，讓居民產生了不小的恐慌。

對此，業委會曾和物業有過交涉，希望嚴格管理，無果。鄭先生反映，經過昨天這事，物業的樓宇消毒工作一下緊張了起來，嚴格多了。

至於生活物資供應，鄭先生表示沒有參與物業組織的團購羣，社區居委會和業委會組織的團購，已經基本能夠滿足目前生活需求。“我對社區和志願者沒有意見，這些社區工作者的工作還是蠻認真的。”鄭先生説。

事發後還有個小插曲：小區物業當晚就貼出告示，表示車位不漲價。

二

從武漢嫂子“漢罵”，到昨天的開元公館居民“喊話”，我們可以看到，武漢的社區實施24小時封閉後，居民有更加強烈直接的權益訴求。某種程度上，因為互聯網的高關注度，這種訴求的聲音很容易被放大，成為當天的輿論爆點。

這其中，形式主義尤其令人深惡痛絕。

中央指導組來視察，社區物業假裝讓志願者送菜給業主，這種“作秀”當場被居民揭穿——這説明，居民在平常沒見過這種“善心”，臨時抱佛腳的裝點門面當然不會被買賬。他們希望領導考察能看到實情，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對着花瓶、樣板點個贊。

這種訴求，當晚已經得到中央指導組的積極反饋：“不迴避矛盾，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堅持務實作風，實事求是、切實解決問題，提升羣眾滿意度。”

防疫是戰時狀態。**既然是戰時，信息的高效率、低損耗溝通是基礎。**中央指導組下基層查訪，就是要看到實情，看到不足，以便更及時解決問題。一些考察點搞形式主義，本質上就是在干擾防疫大局。

所以説，羣眾不喊聲“假的”，各級幹部怎能聽到更多“真的”？居民這一嗓子，既是對形式主義的鞭笞，也是對實事求是的呼喚。

中央指導組成員、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今天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説，針對羣眾反映的一些服務管理的形式主義和工作不到位的問題，中央指導組組長孫春蘭副總理已作出指示，要求中央指導組督查組深入調查，地方政府也要深入調查。

孫春蘭於3月5日下午召開了有武漢市委市政府領導參加的專題會議，要求立即整改，實事求是，決不掩飾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切實解決好老百姓關心關切的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三

另外，島叔在武漢一些小區的隨機採訪中，發現不同居民對事件的看法不同，其對物業行為的耐受度也不同。這正是基層工作複雜的地方，可謂眾口難調。

比如，最近矛盾集中點較多的生活物資配送問題。因為小區封閉，居民需求彙總對接和物資配送任務，壓到了居委會、物業，甚至業委會和居民個人頭上，凸顯出很多矛盾。

在當下的特殊時期，能力強的小區能調動更多資源，找到多種渠道給居民供貨，像住在開元公館的方先生和鄭先生，其實並不太擔心生活物資保障問題；但能力不足的小區，大多隻能依靠居委會和超市對接，提供基礎的套餐服務，或者政府的愛心蔬菜。這種反差，在沒有物業、老年人居多的老舊小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最近，島叔曾去探訪過一個武漢的老舊小區。小區的低收入居民普遍反映，超市肉菜價格太貴。前期，該社區給居民提供了50元一袋的超市大米，居民嫌貴；社區又多方聯繫到批發市場，才採購到了35元一袋的大米。15元的差價，對不少人來説可能不算什麼，但對低收入居民來説，還是很在乎的。

又比如樓宇的消殺問題。方先生覺得小區物業“做得挺好”，鄭先生覺得“不到位”，喊話的居民就更不滿意了。實事求是地説，在疫情爆發初期，武漢防疫物資普遍匱乏，普遍需要靠業主、物業自行購買消殺物資，不少小區物業都存在消殺不徹底的情況。島叔去探訪過一個老舊小區，當地居民同樣對居委會消毒不進樓道很不滿。

還有前期確診患者信息不公開的問題。其實，武漢很多小區都存在過這類現象，背後既有防疫初期政策不允許的原因，也涉及到考慮患者隱私。但客觀上，這種遮掩加劇了居民的恐慌和不滿。

在具體執行中，不排除物業或居委會責任心不足甚至不作為的問題。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物業、居委會平常和居民互動交集少，信任感、情感聯繫建立不夠，一到“戰時”，平常打馬虎眼過去的矛盾，就會成為引爆情緒的導火索。

比如，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其實代表了政府、社會自治和市場力量，國家也有《物業管理條例》《社區自治組織法》。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物業和業委會的矛盾更為突出。居委會如果能力強，可以居中調停，把很多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但這需要居委會工作人員經常深入各小區，瞭解居民所需，而不是因為有物業服務居民就放手不管。

目前看，不少基層居委會的行政化程度過高，很多精力都在應付來自上級的報表、檢查等工作，深入羣眾不足。尤其是在城市小區，大家一關門都是陌生人，情感聯繫就更弱，怎樣培養“原子化”的城市居民對小區、社區的共同體意識，是社區治理的大難題。

可以説，這次防疫動員就暴露出**“社區在做，羣眾在看”**的問題。這提醒我們，如果不把羣眾工作做在平時，“戰時”再動員羣眾就會很吃力，“請求羣眾多理解”更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