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國古代政治對當代國家治理的啓示_風聞

來源 | 北大國發院（nsd-pku）

題記：

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在“國家發展”系列講座的演講整理。“國家發展”系列講座已舉辦30多講，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推出在線版，姚洋教授為在線版“國家發展”系列講座第一講。

我今天要給大家分享的主題是“中國古代政治對當代的啓示”，大家可能會問，作為一名經濟學教師為什麼會關心古代政治？

這個緣起於十多年前，我開始着力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我給自己定的任務是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研究之後，我發現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有關。當代中國的很多做法，特別是人才選拔制度同儒家提倡的辦法有很多相通之處。所以我的研究有點追根溯源，因為要理解當代制度而追溯儒家。

這裏先説明一下，我説的儒家是指經典的、先秦的儒家，而不是宋明理學之後的儒家。一般認為，宋明理學對於先秦經典儒學有繼承，也有發展，但同時也摻入了很多道學和佛學等思想，因此宋明理學又被稱為“新儒學”，其突出特點是轉入內心，把儒學變成內省的心學。

中國歷史的政治階段劃分

如果將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分階段，可將春秋時期的分封制作為第一階段，即所謂的封建制社會。事實上，封建社會在秦統一中國之後就開始消亡。春秋時代，貴族政治盛行，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基本符合英國《大憲章》裏對國王的定義：君主是和貴族一樣的人，只不過是貴族中的第一個。

接下來，秦朝建立了大一統的官僚帝制：“化家為國”。在此之前，各諸侯國是相對獨立的君主國，“化家為國”之後，維護社會政治秩序成為整個大一統國家的目標之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漢唐是官僚帝制成型時期，漢代建立了官僚體系，唐代進一步完善。

北宋和漢唐又不太一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君臣共治，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台諫之風盛行。台諫制即北宋時期設御史台和諫院，諫官和言官同時監督皇帝、宰相和幾乎整個官場，行使着如今紀監委的權利。

南宋時期是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走向封閉，並最終走向衰落的一個轉折點。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劉子健先生説，自宋朝開始，中國向內轉。

明清時期是我們國家政治的倒退時期。明代廢相，開始抑制士大夫，搞專制；清朝完全是一種黑暗政治，和漢唐做法剛好相反，是“化國為家”，又全面倒退回了專制。

總的來看，從秦以來兩千年的歷史，北宋剛好在中間這個時間段。前面的一千年，整個中國處於上升期。

北宋之後，中國開始走下坡路，到清末幾乎將前一千年的成就抹殺掉。

下面分別來看各個時期的政治。

**春秋：**分封制的貴族政治時代

春秋時期是貴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沒有分封制。商的統治區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帶，首都變過很多次，維護統治的方式很血腥，通過征服周邊小國進而盤剝它們。商所處的時代，希臘、雅典、斯巴達等同樣是獲勝的城邦盤剝其他失敗者。

周朝的統治比較温和，發明了分封制。這裏有兩個關鍵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魯國。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國家。合起來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時代是西周，東周封和建都比較少，因為東周已經非常弱。各諸侯國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廣人稀，西周持續200年，疆域可以封得過來，東周持續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會出問題。

東周時期，王公貴族子嗣實在是太多，特別是那時允許一夫多妻，子子孫孫都能分家產，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貴族很快就會變得越來越弱，而那些節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貴族，反倒變得相對強大，最終得以挑戰王公。比如，魯桓公的三個兄弟到孔子時代已完全掌控魯國政治，魯國國君反倒非常弱，一直滅不掉魯桓公兄弟們，最後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齊國。王公和諸侯國國君本質上都是一個家族的兄弟，區別不大。王公和貴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後演變成官僚體系。

到春秋時期，很多貴族根本沒辦法再分封，後代漸漸沒落，但仍是貴族，被稱為士，即沒有封邑的貴族，孔子就是這個身份。孔母顏徵在是平民，孔父是從宋國避難到魯的貴族。宋國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並沒有滅掉商王族而是給了封地。所以孔子從血緣來講，是商貴族的後代。孔子跟母親生活到15歲，母親去世後他把母親棺槨停在曲阜城東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後獲得孔家承認，確認了貴族身份。但貴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離世前，子貢等弟子們演練孔子的葬禮，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終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國古代社會非常重要，戰國時代，他們奔走於各國之間，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國有所謂士大夫之稱，其實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錢穆先生説，中國古代政治實際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漢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開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統一中國和確立官僚帝制，“化家為國”

秦代確立帝制，皇帝是國家的象徵並且世襲。當時的世界，像雅典那樣實行民主制度的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區域都是世襲帝制。世襲帝制的好處是可以避免無謂爭鬥，皇帝要麼傳位給嫡長子，要麼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別爭，這樣能保證和平相處。

除此之外，秦朝已經意識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議秦始皇設立郡縣，從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體系來管理整個國家。馬克思·韋伯早就説過，官僚制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標誌之一，這個判斷標準到今天依然適用。

由是觀之，中國是第一個建立現代國家雛形的國家。這個觀點會顛覆我們對中國兩千年專制制度的認知，但錢穆先生很早就對中國建立這種官僚帝制讚賞有加。而且自秦始，國家機器不再只為帝王一人服務，而主要是建立全社會的政治秩序，這就是所謂的“化家為國”，這一理念在當時同樣非常先進。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記載，為了佔領耶路撒冷稱王，人們打來打去，毫無社會秩序可言，也沒有固定的國家疆界，所謂的國家就是這個帝王的國家，所有階級都是為帝王一人服務。

秦統一中國，設立郡縣則不一樣，這屬於“化家為國”，開始真正有了國的概念，同時注重為社會建立政治秩序。秦統一的是非常遼闊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體制？李斯提出“車同軌、書同文、語同音”。“車同軌”，車轍壓出來的路也就有了規制，車因此能跑得更快更遠，時間縮短，世界變小，統治更容易；“書同文、語同音”有助於減少交流障礙，否則，中國的統一非常困難。

錢穆先生有“中華文明早熟論”的説法，原意是説，中國過早建立了現代國家的形態。為什麼説“過早”建立？一方面，人類當時的智識水平，根本沒有達到建立現代國家形態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國最終走入了專制的死衚衕，因為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怎麼管理一個現代國家。

在我看來，“中華文明早熟”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封建制度早於其他文明建立，也早於其他文明停止。

對比同期歐洲歷史看，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國王對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過，這有個好處，當現代化開始時，這些小封建主、小貴族反倒成為反對王權的一個重要牽制力量。

中國很早就進入官僚帝制，延續兩千年後發現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對手能夠打敗帝制，引進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響根深蒂固。英國、日本在現代化的國家進程中，阻力都比中國小。17世紀的英國革命持續四五十年，宗教和貴族是反對國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維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終逼迫幕府大政奉還，比較容易地過渡到了現代文明。

**漢唐：**落實“化家為國”，完善官僚帝制

西漢君權和政府分離非常清楚，皇帝當然是國家的代表，但管理這個國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軍事，御史大夫主管監督官員。“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員。三公位階當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漢，“三公九卿”去見皇帝都不用特別行禮，當時沒有椅子，大家都是盤腿跪坐，大家給皇帝鞠躬就行，然後皇帝鞠躬回禮。

西漢已經建立察舉制度，太學也真正成為培養人才的地方，貴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學。不過，貴族繼承了一些春秋的傳統，享有一些優待，比如貴族太學畢業就可以到皇帝身邊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畢業考甲科，也能跟貴族一樣，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當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機會。

同時，西漢還有“鄉舉裏選”制，“舉孝廉”主要是推舉孝子和太學出身的廉吏。此外還有“考課制度”，是指皇帝派欽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員，做得好的獎勵提拔，中等的調往別處歷練，差的降級，和我們現在差不多。

可惜“鄉舉裏選”制到東漢演變成門閥制度，這也是為什麼隋代要開科舉。

錢穆先生談到漢代薦舉制度説：“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並不取決於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於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説（見《左傳》）。哪一人賢，就採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於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可見，漢代是一種賢人政治，從太學的人才培養和任用，到“鄉舉裏選”舉孝廉，甚至“考課制度”對地方官員的考評，都是以賢薦賢。

​唐代把相權進一步擴大和完善，對科舉也進一步完善。相權被一分為三，分成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書省最重要，負責給皇帝擬定詔書。門下省是審核詔書，有監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稱為“封駁”。尚書省是執行部門，轄六部。

詔書在門下省同意之後，皇帝要在詔書上籤敕（即硃批），然後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較難，因為沒有中書門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時期，凡是未經門下省的詔書，皇帝都是用黑筆而不是用紅筆來簽字，詔書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這樣的詔書當時被稱為“斜封墨敕”，因此，沒有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審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員被稱為“斜封官”，雖然皇帝認同，但在官場抬不起頭。

唐代的科舉考試和宋及以後不同，唐代的科舉考試科目特別多，宋及以後變成了進士一科獨大。如果更準確地評價科舉制度，它不簡單是一個考試製度，還是整個帝制的一部分。因為想讓官僚帝制運轉起來就需要很多官員，科舉制為官僚帝制輸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國現代性的拂曉時分

吳鈎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為《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為什麼稱宋代為中國現代的拂曉呢？宋代確有很多特別之處，第一個就是宋代的道統、規訓。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並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夢溪續筆談》中，記錄了宋太祖趙匡胤和宰相趙普這樣一段對話：“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當着皇帝的面説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學的創建者程頤也有一句話，“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筳”，意思是説皇帝不要管日常運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責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責任在經筳官。

宋代為皇帝講儒家思想的儒家學者即經筳官。程頤做經筳官時，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講課，他的理由是：“臣竊見經筳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理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説得理直氣壯。

可見，北宋是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士大夫也在北宋開始自我覺醒。經歷南北朝動盪，唐朝引入了佛教，並以佛教為主，儒學地位下降。北宋時代，儒學重新興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説出這樣的話。

相比漢唐，宋代還進一步實現了“化家為國”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實曾諫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當着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見宋代形成了一種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權有所增加，相權有所分散，但這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亂來。實際上，封駁非常多見，御史台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僅監督百官，也進諫皇帝。包拯當御史時，反對仁宗的一個任命，吐沫星子都噴到了仁宗臉上，仁宗回到後庭才敢擦。王安石變法之後，宋代的台諫之風惡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態，導致黨爭過頭，釀成不少冤案，如蘇軾的烏台詩案。但是，如果以現在人的眼光來看，台諫、黨爭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標誌？事實上，黨爭在北宋還處於君子之爭，就事論事，台上互相打壓，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馬光和王安石。

北宋還是科舉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試，進士有三四百人之多，當然後來這也成為一個問題，官太多，養不起。不僅如此，宋代科舉不再給貴族留名額，在唐代的時候，還給貴族留一些名額。因此，宋代真正實現了平民子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願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宋代官員的俸祿也是幾千年裏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當於現在的300萬元。

如何對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寫進祖宗家訓。據説宋太祖趙匡胤立了這樣一塊誓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歷代皇帝上任，都要念這塊碑。北宋還真沒有殺過一個士大夫或者上書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殺。

宋神宗時期，遭遇西夏戰事失利，因為文官管軍事容易戰敗。神宗特別生氣，想殺一個轉運使解氣。門下侍郎章惇反對，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發配，章惇説這還不如把他殺了。神宗問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罷，聲色俱厲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乾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罷！”

宋太祖的祖宗家訓，是不是也有英國《大憲章》的意義？《大憲章》被認為是英國走向憲政的重要文獻，但實際上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簽訂的限制國王恣意妄為的協議。這個協議幾百年間並沒有得到國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吸收《大憲章》的思想撰寫出《權利法案》，《大憲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當然，宋太祖誓碑是個單方的、自願的約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並遵守了這個約束，最後是不是也可以成為一種契約？這值得探討。

宋代也已經有了法治的概念。我們都以為古代沒有法治，但是南宋陳亮是講法制的代表，他説“人心之多私，而以法為公，此天下之大勢所以趨於法而不可御也。”他還説“舉天下一聽於法，而賢者不足以展布四體，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聽起來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個受過西學影響的變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國為家”

如劉子健先生所言，南宋開始，中國轉向內在，表現為理學成為官方學説，文化開始僵化，女性從小被要求纏足等等。

中國為什麼在南宋轉向內在？

竺可楨先生曾統計中國三千年歷史裏的氣候變化，後人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他身後的氣候情況，最終繪製成一條氣候變化曲線。據這條曲線記錄，中國三千年歷史共經歷過兩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國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時候。

北宋末期遇到蠻族入侵，江山大變。對士大夫來説，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淪喪一半，君臣暮氣沉沉，他作為一個儒家學者走向內心恐怕是無奈之選。崖山之戰後，陸秀夫揹着小皇帝投海，十萬軍民跟着以身殉國，從文化意義上説，“崖山之後無中國”並不是沒有道理，寓意中華文明的巔峯已過。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雖然國家還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從元代開始，士大夫見皇帝都得下跪。明代還有一個特別壞的制度，就是廷杖，讓士大夫顏面盡失。明朝官員誰敢反對皇帝，就要拉出午門打屁股，有兩次100多人集體被打屁股，十幾個人被當場打死。據統計，明朝300來年發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進一步“化國為家”，國家是皇帝一人的國家，沒有宰相，也沒有內閣。明朝好歹還有內閣，到了清朝就再沒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獄”更是萬馬齊喑。清朝的皇帝一個比一個勤奮，他們就要一人獨斷。乾隆就説過：“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以史為鑑，古代政治給我們的啓示

古代政治對我們當代到底有什麼啓示？

首先，中國古代政治沒那麼黑暗，從春秋到北宋，實際上是中華文明的上升期，也是政治文明的上升期。我們開創了現代國家的雛形，“化家為國”，以建立政治秩序作為國家治理的目標，還有權力的制衡，君權和相權分離並且相互制衡。宋代儒家政治更是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政治是不是有個理想原型？是不是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補？民主政治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契約，還有法治、權力的制衡。儒家強調官員的德行、政治秩序，還有社會的融洽，這兩者不是剛好互補嗎？

以法治為例，我們需要加強法治，但法制永遠不可能完備。2016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就是憑藉不完全契約理論獲得諾貝爾獎。既然法律是不可能完備的，這時候恐怕還得靠官員的德行，如果官員無德無行，有法律也沒有用。

儒家的理想原型是從人性論出發，相信人性是多樣的、流變的、可塑的。孔子就説，人生而不同，唯上智和下愚不移，但是中人可教，而且有教無類。孟子也説，人皆可為堯舜，但這是個潛能，要通過後天修煉才能成。荀子的學説在我看來屬於環境説，“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儒家主張統治者施仁政，仁者愛人，就是民本主義，此乃儒家的政治原則之首。百姓和秩序是統治的最終目標，但是儒家政治和民主政治不一樣，儒家政治講究層級，這是社會治理必要的，但誰能進入層級需要選賢任能的標準，賢能等級高就可以獲得高層級的職位，儒家非常相信這一點，我們古代政治也是這麼實施的。而且，儒家政治裏每個層級都是開放的，但開放不是説隨便誰都可以進，而是必須具備進入層級的資質，一級一級往上走。

如果説儒家有個理想結構，以現在的觀念來看，可能有四個部分：首先是主權機構，它是一個民選機構，掌握國家主權；其次是中央機構，負責決策和選拔人才，向主權機構負責；再次是政府機構，管理國家日常行政，向主權機構負責；最後是諫言機構，監督上述三個機構。 古代政治除了沒有主權機構，其他三個其實都有。即使沒有主權機構，台諫制度對中央機構和政府都有很大的約束力。

研究中國4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認為中國或中國共產黨成功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就是迴歸中國，特別是融合儒家精華。

最後，我們還應該超越中國，進一步應該思考和研究全球文明。儘管這個話題今天看起來還有點遙遠。

回首人類的文明史，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軸心時代，那時候的人類文明羣星燦爛。錢穆先生説，三大古文明中，印度文明產生了第一個宗教——佛教，試圖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希臘文明試圖回答“如何征服自然”的問題，產生了科學；中華文明試圖回答“如何活在當下”的問題，所以我們創造了官僚帝制。

可以想見，未來肯定會出現一個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説一個文明打敗了另外一個文明，而是綜合了所有文明的優勢，統一回答由前述不同文明來回答的問題。因此，面向未來，我們應該好好總結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燦爛歷史，形成世界文明視角里的中國敍事，而且用充滿人文關懷的、全世界都能聽得懂的語言去講述中國。這是我們的責任。

（王志勤 整理）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政治經濟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