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盲山：關於提高收買婦女兒童罪法定刑的建議_風聞

兩會期間，有代表提出提高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起點刑。

對於人販子，大家都深惡痛絕，即便在監獄裏，人販子也為服刑人所不齒。月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對被告人張某、周某等人拐賣兒童案進行公開宣判，以拐賣兒童罪判處張某、周某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輿論一片叫好。

不過，有個現象值得注意：沒有買方就沒有賣方，人們在譴責人販子的同時，似乎卻對買方格外地寬容。

法律也是如此。刑法第240條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其基準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特別嚴重情節的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甚至死刑。而下一條，即第241條卻規定，如果不考慮強姦、非法拘禁等暴行，單純的收買婦女、兒童罪的最高刑只三年有期徒刑。

買方和賣方，三年和死刑，刑罰明顯不匹配——刑法對前者的打擊力度要弱得多。

拐賣與收買屬於刑法理論中的“對向犯”，是一種廣義上的共同犯罪。

所謂“對向犯”，指以存在兩人以上相互對向的行為為要件的犯罪，如受賄罪與行賄罪。沒有受賄就沒有行賄，沒有行賄也不可能有受賄。對向犯有兩種：一是共同對向犯，二是片面對向犯。前者所對向的雙方都被刑法規定為犯罪，而後者是隻有一方被規定為犯罪。

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就屬於共同對向犯，因為所對向的雙方都被規定為犯罪。但銷售偽劣產品罪則是片面對向犯，只有銷售者一方構成犯罪，而購買者不構成犯罪。一般認為，購買偽劣產品者並非銷售假藥方的共犯。

從刑事政策的角度來看，立法者對共同對向犯的處罰要明顯重於片面對向犯。比如增值税專用發票，無論是賣方還是買方都構成犯罪；但是對於普通發票，刑法只懲罰賣方，不懲罰買方。這主要是考慮到買方的社會危害性較小，畢竟購買增值税專用發票的人不多，但購買普通發票的人卻大有人在，法不責眾。

在刑法中，共同對向犯的刑罰基本相當。罪名相同的共同對向犯，如非法買賣槍支罪，買賣雙方自然同罪同罰。罪名不同的共同對向犯，刑罰也相差無幾，比如購買假幣罪和出售假幣罪，刑罰完全一樣。受賄罪與行賄罪的刑罰也相差不大，受賄罪最高可以判處死刑，行賄罪最高刑也可達無期徒刑。

只有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婦女、兒童罪這一對共同對向犯很特殊，對向雙方的刑罰相差懸殊，到了與共同對向犯的法理不兼容的地步。

説句不好聽的，當前法律對於買人的制裁力度甚至比買動物還要來得輕緩。刑法第341條規定了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收購與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行為人，買賣雙方同罪，基礎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特別嚴重的最高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買一隻葉猴就可以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買兩隻則是十年以上。聯繫到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的買賣

鸚鵡案

，買家動輒獲刑五年以上。這樣一來，不免有“人不如猴、人不如鳥、人不如物”的意味，無論如何都會讓人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收買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為什麼這麼輕？立法者或許是考慮到我國人口買賣的悠久“國情”。在一些地方，幫老光棍購買女性解決婚配問題，是要舉全村之力才能辦到的事情——人人有責，導致人人無責。

但法律的要義在於保護人的基本權利，而非其偏見和陋俗，“倘若人權得不到保護，社會上就沒有法治可言”（《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發展、安全和人權》，聯合國正式文件，A/59/2005）。

當然，相關法律也不是毫無改進。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取消刑法第241條的免責條款。

原法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則將其解釋為，如果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業已形成穩定的婚姻家庭關係，解救時被買婦女自願繼續留在當地共同生活的，可以視為“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

這樣一來，拐賣犯罪幾乎成了片面對向犯，買方几乎不用承擔任何刑事責任。由於過於遷就陳腐陋習，漠視婦女兒童的基本權利，這一法條及解釋在法學界一直備受詬病。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試圖提高對買方打擊力度，將免責條款修改成“從寬條款”——“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但上述修改仍然沒有達到保護婦女、兒童應有的力度，與有關共同對向犯的法理還有很大錯位——拐賣婦女兒童罪最高可以判處死刑，對收買方的最高刑才三年有期徒刑，差距明顯太大。

十多年前，有部叫做《盲山》的電影，講述女大學生白雪梅被拐賣到山區，給老光棍黃德貴做老婆的故事。期間，白雪梅被虐待、被強暴、被毆打，多次逃跑，卻終於走投無路。電影有兩個結尾：一個是基於真實案例（鄭秀麗被拐案）的，女主角拿刀砍向“買”她的人、丈夫黃德貴；另一個是虛構的，白雪梅在司法者/警察的幫助下，逃出深山。

十多年過去，真實和虛構之間是否發生了轉換？從法律的層面看，並沒有。影片的導演李楊是這樣解釋“盲山”兩個字的——大山深處，人心已盲，黑暗無法穿透。

也許，要求法律來改變人心，是不現實也不恰當的。但還是那句話，法律至少要有所作為，如果不能成為照進黑暗的燈塔，那起碼也要發出守護人權的微光，給白雪梅們一個公正的盼望。

所以，我建議提高收買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