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女性地位真是唐朝最高嗎？｜文史宴_風聞

文/桓大司馬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大司馬特意寫了有關歷史上女性地位演變的文章，當然我們會談往好了演變的時代，希望大家喜歡。祝文史宴的女性朋友們節日快樂！

如果我問中國哪個朝代的女性地位最高，大家可能會條件反射式的説出“唐朝女性地位最高”。這個認知不能説不對，唐朝女性確實整體上地位很高，但不是每個方面都是最高的，比如在參政的合法性上就不及漢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自古就是政治決定社會，政治上的合法權力意義重大。

這是因為**遊牧民族跟大家想的不一樣，並不推崇女性，他們實際上反而是重男輕女的，這個在從東北亞到東歐的所有遊牧民族中都能找到證據。**只不過跟成熟農耕文明相比，遊牧民比較質樸，雖然話語系統裏面輕視女性，但沒有變着法子整女性，社會事務上也沒有特意限制女性參加，所以女性顯得地位不低而已。

那麼古代的各種意識形態中對女性最推崇的是哪種呢？是剛剛邁入文明時代的薩滿文明。而漢朝恰好頗有薩滿文明的餘緒。

本文將結合薩滿教、遊牧民對待女性的觀念，以及從商朝到三國的政治歷史，來談談漢朝女性的地位。

薩滿社會與遊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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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從母系社會入手。現在對於母系社會的一般説法是，因為女性主要從事採集，獲取食物有保障，男性主要從事狩獵，獲取食物沒有保障，所以地位不及女性。

這個説法是有問題的。雖然在漫長的演化史上，男性視杆細胞變得發達，對動作看得更加清晰，從而更容易判斷動物的行動，女性視錐細胞變得發達，對色彩的感知更強，從而更容易辨別出採集物，導致他們確實對於狩獵、採集各擅勝場，但上古時代的狩獵、採集歸根結底並沒有多高的技術含量，可替代性很強，男性採集時固然要粗枝大葉一點，但他力氣也大啊，綜合起來效率未必低於女性，女性未必能夠壟斷採集的權力。

所以這種“因為分工導致男女地位有別”的説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因素其實是女性的生育能力，而且更加勁爆的是，**在幾百萬年的時間內，人類完全不知道生育還需要男性！**大家一致認為女性能夠生育是一種很神奇的能力，認為是某種神秘的力量進入女性體內促成其生育，於是產生了大量的吃鳥蛋、踩巨人足跡而有孕的感生神話，這個時代的史前文物也只有女神沒有男神，這是真正的女性的黃金時代。

24000~22000年前的史前維納斯

出土於奧地利沃爾道夫

上古有女神而無男神

後來人類又是怎麼知道生育需要男性了呢？因為一萬多年前人類養狗已經養得很溜了。人類生育需要十月懷胎，性行為跟生育的間隔太長不易被發現，但狗只要一個多月，容易建立因果鏈。人類通過觀察狗，發現了二者之間的聯繫，從而知道了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從這以後，史前文物裏就有了男神。女性的宗教地位一旦動搖，男性又有體力上的優勢，無論採集、狩獵還是戰爭實際上都更強，於是女性的地位就開始下降，母系社會轉變為父系社會。

但是，**這種轉變不是一兩天就完成的，從石器時代進入文明的時代，女性的神聖地位仍有部分殘留。**所以無論在中國商朝還是古埃及、美洲印第安、非洲約魯巴，女性的地位都是很高的。商朝有不少女性活躍于軍政領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婦好；在古埃及，女性不但可以繼承財產，還可以分配財產；在約魯巴，女性也並非男性和婆家的附屬物，在孃家有大量利益；在瑪雅、阿茲特克、印加等印第安諸文明中，女性的地位也比歐亞主流文明要高。

女性名將婦好

不過，在另一種形態的文明那裏，女性殘留的神聖地位也所剩無幾，這種形態就是畜牧文明（與遊牧文明有區別，遊牧民族是公元前1000年才登上歷史舞台）。

畜牧文明相比於早期薩滿文明，因為畜牧生活的分散性和簡約性，宗教感和宗教儀式都明顯退化，實現了初步理性化，女性因為宗教而帶來的身份加持進一步削弱了。另外畜牧民族好戰，講求武勇，女性因為體力不及男性，地位進一步下降。

我們只要看一看畜牧民族的始祖印歐人各個分支希臘、北歐、凱爾特的神話，就可以輕易的感覺到其非常濃重的直男氣息。而北魏早期“立太子則殺其母”的野蠻政策，也直接凸顯了鮮卑女性地位的低下。

不過正如前文所言，畜牧民族秉性質樸，雖然瞧不起女性，但也沒有變着法子去整她們，而且畜牧生活比較辛苦，許多地方需要女性的助力，所以其實際地位比理論上要高。等到牧民入主早期文明區，跟農耕生活結合後，因為耕地的物權比牧場更明晰，將女性視為私有資產的觀念開始發展，對女性的限制才多了起來。

這個在中國史上的直接反映，就是從商到周女性地位的變化。印歐牧民影響了更東部的阿爾泰人，周人作為阿爾泰系牧民（即使不是純粹的牧民，至少也有很濃重的牧民成分）消滅了薩滿文明殷商。

殷商早期可能也是畜牧民族或者流動性同樣比較大的“遊耕民族”，但是與原初的薩滿文明結合後，仍以母系傳承為顯著特徵，殷商早期王位繼承以兄終弟及為主，兄的王位傳於其弟而非其子，這是典型的母家優於父家的觀念，這種觀念下，也沒有排他性很強的父系宗法概念。

到了殷商後期，母系傳承逐漸被父系傳承替代，宗法制度初見端倪，周滅商後則再添了一把火，建立了以父系血緣為依據的嚴格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下，正妻雖然有法律保障的權利和平等地位，但嫁入夫家後沒有了自己宗族的保護，實際上成為了父系宗族的附屬品，對於女性的各種壓迫就開始變本加厲了，久而久之，其父系宗族也不將女兒視為自己人，而是視為謀官賣錢的資源，於是形成了雙重壓迫。至於妾婢，更是可以隨意處置的私有財產，更不用提。

如《禮記·昏義》，要求女性要“順”，認為這樣才能符合夫家的利益：

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委積蓋藏。是故婦順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因為把嫁入的女性當成了夫家的生產資源，才會有這樣的觀念。因為是夫家宗族的資源，丈夫在關於妻子的問題上有時也做不了主。《禮記·內則》載：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説，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漢代的薩滿殘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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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周滅亡後的春秋時代，中原華夏各國的宗法制已經很深入人心，但東部和南部地區卻頗有不同。東部沿海的山東、蘇北一帶原為東夷故地，該地的莒、邾等國仍有東夷遺風；南部的楚、吳則分別為苗、越之裔，仍保留了部分原始民族的風俗。在這些地區，上古薩滿文明的殘留較多，宗法制沒有那麼整飭，女性的地位較高，一直遺留到秦漢時代。

西漢的建立者劉邦，其家族是魏人入楚，而西漢核心功臣集團則是清一色的楚人，楚文化對於漢代影響頗大，與中原文化有別，在漢代仍有不少反映。

比如皇子在未封時以母姓來稱呼，漢武帝與衞子夫之子劉據稱為衞太子、劉據與史良娣之子劉進稱為史皇孫；同母異父關係也受到重視，如衞青、衞子夫是衞媪跟不同的男人生的，這在後世基本上是互相不往來的，但這時兩人卻互相扶持；再就是直接跟母親姓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呂后的侄子呂平，就跟呂后的姐姐姓，衞青、衞子夫也都從母姓。在這些習俗的加持下，統治集團內部女性的地位其實頗高。

這直接反映在對待外戚的態度之中。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國君一般與他國國君聯姻，難以出現外戚政治，但少見的幾次都與楚有關。如楚考烈王娶臣下李園之妹，李園得以執國政，秦國重用來自楚國的宣太后（即羋月）之弟魏冉、羋戎，可能也與楚文化的影響有關。

楚國的女性總是很彪的

因為楚人並沒有像中原各國那樣追求極度整飭的父系宗法制，所以到了西漢，為了增強布衣天子的力量，在依靠宗室之外，漢朝皇帝還自然而然地依靠外家的母系宗族。漢朝開國之初，呂雉及其家族就是劉邦的有力臂助，此後，在劉邦白馬之盟“非有功不得侯”的規定之外，西漢皇帝一直將外戚中的長輩（主要是皇后的父親和皇太后的兄弟）直接封侯，視為如同宗室甚至比宗室諸侯王更親的親屬。

而外戚也不像後世那樣避免“專權”的嫌疑，而是理直氣壯的以大將軍身份輔政，或者擔任侍中等侍從官的職位，為皇帝出謀劃策，或者統帥京城兵馬，拱衞皇帝。對外戚的重視還體現在觀念和文本上，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是，《史記》竟然將皇后的傳記放入《外戚世家》之中，而不是像三國之後的史書那樣放入《后妃傳》中。《史記·外戚列傳》甚至開宗明義地説：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也就是説，皇后最大的意義不在跟皇帝結婚，母儀天下，成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而是給皇帝提供外戚，幫助皇帝。社會也廣泛的接受了母系宗族地位不亞於父系宗族的觀念，東漢時代，漢明帝馬皇后不願諸弟參與皇家權爭，不予封爵，漢章帝雖非馬皇后親子，但尊馬皇后為嫡母，也就將馬氏外戚視為帝舅，想要給他們封爵，被馬皇后拒絕。但《後漢書·皇后紀》接着記載：

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

也就是説，在東漢人的概念裏，不止是皇后，連皇后的宗族都成為了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不依照慣例會遭遇上天的懲罰。

也正是在東漢，外戚成了漢朝朝廷的支柱。漢光武帝劉秀的“進功臣而退文吏”與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頗有不同，劉秀雖不讓功臣掌握實權，但並沒有打算用富貴美人把功臣弄成廢物，而是建立了與功臣聯姻的傳統，利用其崇高的聲望，讓他們作為外戚來拱衞漢朝。

從漢光武帝開始，到漢桓帝打擊功臣外戚為止，除了漢安帝的閻皇后不是出自功臣之家外，漢明帝馬皇后、漢章帝竇皇后、漢和帝鄧皇后、漢順帝梁皇后都出自馬援、竇融、鄧禹、梁統等功臣之家，漢桓帝更是先後娶了梁、鄧、竇三家皇后。這些皇后成為太后之後，在新皇帝幼小之時任用父兄竇憲、鄧騭、梁商、梁冀等理直氣壯的輔政，這些外戚對東漢的存續多有貢獻，即使最不成器的梁冀，縱然敢於毒死漢質帝，也從未起過謀朝篡位之心。

**在漢光武帝的制度設計下，功臣之家的皇后們對於參與國政也是完全自覺的。**如漢明帝馬皇后就自述“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漢和帝鄧皇后臨終時遺言自己畢生“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皇太后與外戚主政也得到朝臣的支持，如大司農朱寵就在漢安帝清算鄧家時上書為鄧太后説話，稱其立漢安帝令“宗廟有主，王室是賴”。

東漢馬皇后、鄧皇后均以政治家自許

正因為有上古薩滿時代的許多風俗遺留，漢代雖然也重視宗法制，但制度還不是很嚴，何況皇室重視母族外戚，對民間還有示範的作用。

漢代總的來説離婚相對自由，婦女參加户外活動的限制也比後世寬鬆，雖然漢朝也表揚貞婦，但那是作為與男性等同的忠烈來褒獎，而不是作為專門對婦女的要求。漢朝的富貴女性尤其開放，名聲在外，班超的孫子班始娶了漢順帝的姑媽陰城公主，因為公主當面出軌還令他在旁邊伺候，班始難耐之下做掉了公主；漢桓帝時的楊喬甚至寧願絕食而死也不想娶公主。漢朝能夠與婦女地位頗高的唐朝並稱為“髒唐臭漢”，其男女之活躍可想而知。

班昭的《女則》充滿委屈

東漢本是以劉秀為首的豪族建立的豪族聯合政權，對豪族比較優容，地方豪族實力大幅提升並且儒學化，朝廷的選官制度因為過於腐敗受到豪族抵制，在博弈之下，東漢王朝選官轉變為以豪族士大夫和全社會推崇的儒家經術、儒家道德為標準，士大夫獲得較多政治權力之後，對東漢政治極不滿意，試圖由自己來主導政治，予以改善。

東漢雖然沒有西漢那麼極端秦制，但依然是秦制國家，政治墮落是很正常的。雖然政治墮落出現在外戚主政的時代，但其實外戚也不過是皇權集團的一員而已，外戚的墮落實質上是皇權的墮落，要從根本上進行拯救，應該將皇帝和外戚一起做翻。但在秦制帝國生活已久的士大夫已經缺乏這樣的魄力，他們希望依靠皇帝打倒外戚，然後從皇帝那裏得到主政的權力，以實現其理想。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外戚的貶斥日益增多。鄧太后時有杜根讓太后歸政，丁鴻則在鄧太后死後助漢安帝清洗鄧氏，梁冀主政時李固、杜喬因與梁冀鬥爭而慘遭殺害。士大夫打擊外戚的武器是儒家的宗法理論，將外戚與皇家進行切割，從理論上不再視外戚為“公室”的一部分，將其斥為私門，外戚秉政也被斥為“政在私門”。既然在政治上有這樣的理念，而這理念本身也有宗教教條的意味，自然也就會滲入生活之中，對女性的限制因而增多。

在士大夫的進攻和功臣外戚後繼乏人的情況下，外戚政治果然日益沒落，皇帝權威日益強大，但翻身的惡龍並沒有對士大夫投桃報李，反而重用宦官，製造兩次黨錮之禍，對士大夫盡情迫害，而東漢也最終因為排斥積極力量，缺乏自我改善的能力而崩塌。

漢末亂戰，很大程度上依靠士族而建立統治的曹魏，對士族進行大量權利讓渡的前提下，終於得到士族的支持，曹丕得以頒佈根本大法性質的《禁婦人與政詔》，將外戚政治正式終結：

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日後曹丕一度想給卞太后父母追封爵位時，還被士大夫領袖陳羣以維護慣例為由駁回；外戚也不再有天然合法的成為郎官的權力，必須自己有水平才能被士大夫認可，曹睿毛皇后的弟弟毛曾人才庸劣，曾與大名士夏侯玄共坐，就曾被夏侯玄公然鄙視。此後的史書也不再將皇后傳記置於《外戚傳》中，而是設立獨立的《后妃傳》，外戚也不再集中立傳，而是根據個人行事列入各傳之中。

曹丕終結外戚政治

在華夏政治決定社會的傳統中，政治上對母族的防範，必然會滲入生活之中，造成女性地位的進一步下降，日後雖然南北朝因為北朝遊牧民和南朝原始民族越人的影響，對這個趨勢有所反撥，但始終是婦女地位下降的一個因素。

也就是説，從遊牧風習強化而來的宗法制度，最終排斥了薩滿風味濃厚的上古習俗，推動了女性地位的下降。

排除外戚後，曹魏、西晉轉而依賴遠支和近支的宗室，然而西晉皇權中樞的混亂導致宗室內部殘殺形成八王之亂，西晉最終被匈奴人滅亡，司馬氏王爺在自相殘殺和胡羯的屠殺中幾乎全部報銷，士族終於掌控了無拳無勇的皇帝，形成士族主政的東晉門閥制度，外御外侮，內修明德，華夏文明擺脱秦漢帝國的苛爆之政，得到了脱胎換骨的昇華。

不過，**在士族主導政治的同時，皇室內部的秩序也得以整飭化，外戚、宗室不再能名正言順的妨礙皇帝一家獨大，皇帝成了皇權集團的唯一代表，一旦皇帝有機會從士族門閥手上拿回權力，士族門閥依靠外戚、宗室等皇權集團的內部的其他勢力來制衡皇帝的能力也在下降。**他們失去了試錯的機會，如果被皇帝奪權，就會再難反制，而歷史果然這樣走了下去。

對比一下日本天智天皇、天武天皇大力推行中央集權的時代，正是因為皇族內部母系的力量出現了持統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孝謙天皇等一系列女性天皇，以及藤原氏的外戚勢力，正是皇室內部父系、母系、外戚的爭權，令日本的皇權一元化胎死腹中。所以，士大夫擊倒外戚的選擇雖然有助於他們暫時的主導政治，但從長遠來看則未必是利好。

到此為止，中世以前女性地位因政治而社會的升降我們粗略走了一遍。單論女性地位，我們可以發現薩滿文明＞遊牧文明＞農耕文明的大致格局。

需要強調的是，小共同體的興盛和古代宗教的興盛一般會促成女性地位下降，並非僅有儒學如此，本文只是客觀的講述歷史過程，並無批判儒學和士大夫之意。士大夫政治勃興後女性的紙面地位雖有所下降，全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活水平則大幅提高，女性在這個過程中客觀來説也是有失有得。

近年西方史學家在去歐洲中心化的風潮之下，拿希臘與埃及對比時，總是喜歡以埃及男女平等、希臘重男輕女來為古埃及的成色辯護，但除去這一條之外，則再也舉不出埃及在民生上的好處了，可見不能單以“男女是否平等”這一條來決斷一種文明、一種政體的優劣。

**小共同體對女性既有限制的一面，也有保護的一面，**在儒學昌明的朝代，一般不會制度性的役及女子。而在看似婦女自主權較大的秦代，沒有小共同體保護的原子化的女性則是要服兵役、徭役，悽慘無比的。我們可以看看深刻影響了秦國基層的墨家的説法，《墨子·備城門》説：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

再看看《漢書·嚴安傳》：

（秦）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呂思勉先生剖析先秦兩漢女性地位下降之原因時，説道：

夫孰使女子屈伏於羈軛之下，而喪失其天賦之人權也？則以其不繫於羣而繫於家。

女性地位要真正提高，既不能作為家庭、宗族的附屬品，更不能指望王朝的恩賜，那種話術上的地位提高往往帶來更悲慘的實際遭遇，唯一的路徑只有“繫於羣”，亦即代表自身利益的社會自生組織。

參考資料：

呂思勉《先秦史》

呂思勉《秦漢史》

徐衝《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

衞廣來《漢魏晉皇權嬗代》

米蘭達·阿爾德豪斯·格林《凱爾特神話》

卡羅琳·拉靈頓《北歐神話》

菲利普·馬蒂塞克《希臘羅馬神話》

喬治·羅林森《古埃及史》

彼得·沃森《大分離——舊大陸與新大陸的歷史與人性》

蕾伊·唐娜希爾《人類性愛史話》

布魯斯·G·崔格爾《理解早期文明》

馮瑋《日本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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