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早期疫情上報為何一度中斷_風聞

http://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

時間就是生命——“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中央反覆強調的新冠肺炎疫情處置措施裏，有4個“早”字。

疫情發生後，中國疾控中心（又稱“中國CDC”）對外介紹，2019年12月31日凌晨，中國疾控中心應急中心主任李羣等9名專家乘當日最早航班從北京趕到了武漢。

這一天，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派出工作組、專家組趕赴武漢。

當天午後，武漢市衞健委發出了有關“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首份通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已發現27例。

2003年SARS疫情後，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出資7億多元，建立了“中國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這個“全球規模最大” “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網絡直報系統，為傳染病疫情的“早報告”提供了基礎，基層醫療機構只要在系統裏上報信息，中國疾控中心就能實時收到。

2019年6月，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個主題為“實現全民健康——全球公共衞生髮展合作”的論壇上介紹，對於任何可疑的傳染病，包括新發和再發的，國家衞健委在6個小時之內會立刻知道，“因為我們已經建立了覆蓋全國全境的信息直報系統”。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公眾普遍關心的一點是：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中上旬，疫情早期處置的關鍵時期，這個“縱向到底”的信息直報系統有沒有接到過來自武漢的“早報告”？

疾控專家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調查。圖片來源/國家CDC官網

1月上旬報告過，“不知道什麼原因停下來了”

被稱為“疫情上報第一人”並因此受到湖北省“記大功”獎勵的，是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張繼先。

她於2019年12月26日接診了4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第二天，她向醫院彙報，醫院上報至武漢市江漢區疾控中心。12月28日和29日，該院又陸續收治了3人。醫院組織會診後，向湖北省、武漢市衞健委疾控處報告。省、市衞健委疾控處指示傳染病專科醫院金銀潭醫院和江漢區疾控中心前去開展流行病學調查。

根據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的回憶，12月29日下午，武漢市衞健委電話通知他去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調查。當天，7位病人中的6位轉到了金銀潭醫院。

這是湖北省、武漢市迄今公佈過的疫情早期報告過程，其中沒有提到可在“6個小時內”直通國家衞健委的網絡直報系統。

早在2007年，原衞生部就曾發文要求，經省級專家組會診不能明確診斷的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省級疾控機構要將標本送中國疾控中心進行檢測。據報道，2019年12月，武漢醫院裏採集的不同病例標本，曾被送往多家民營機構做過檢測。2020年1月2日，中國疾控中心才等到了來自武漢的第一份病例標本。

“時間就是生命，早一分鐘檢測，就能早一分鐘做出結果。”中國疾控中心官網稱，該中心接到標本後的研究，為確定新型冠狀病毒這一病因，“提供了最為重要的實驗室證據”。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武漢通過“網絡直報”方式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始於1月3日，大約在1月上旬後停止了。

馮子健説：“（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國家衞健委介入調查之後，要求武漢把病例通過網絡直報報上來，有這個要求，他們確實報了，但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又停下來了。”

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也對記者證實了上述説法。她説，自己諮詢過國家CDC相關人員，得知去年12月沒有接到“直報”。“他們説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接到過武漢直報過來的信息，但後面就忽然停了。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到網絡直報系統中後，才恢復上報。”

**國家要求“立即網絡直報”與“省衞健委同意才能上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獲得了武漢市一家三甲醫院公共衞生科的一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處置情況説明》（下稱《疫情處置説明》），裏面詳細記錄了該院從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16日之間的“不明原因肺炎”上報情況。相關記錄與馮子健、楊功煥的説法相符。

國家衞健委專家組不同成員向記者證實，1月3日前後，國家衞健委專家組和地方專家組共同起草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醫療救治工作手冊》，由武漢市衞健委制定下發。其中對“病例的發現與報告”一項規定：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發現符合疾病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相關部門，由醫療機構在12小時內組織本單位專家組進行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卡，註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直報病種選擇“不明原因肺炎”。

前述武漢三甲醫院的《疫情處置説明》記錄：“1月4日，我們收到了市衞健委下發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導手冊，指導手冊上面顯示，對於疑似病例，院內需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會診不能排除時應立即上報傳染病報告卡。”

根據這份記錄，1月5日，該醫院所在的轄區衞健委組織開會，“傳達市級指導手冊的精神”。區衞健委要求在“市級指導手冊精神”的基礎上，加入“區級組織專家會診”的流程，即醫院專家會診和區級專家會診均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後，才能上報傳染病報告卡。

傳染病報告卡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報告卡》。

原國家衞計委2015年制定的《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2015年版）》規定，首診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發現傳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規定報告的病原攜帶者後，應按照要求填寫《傳染病報告卡》或通過電子病歷、電子健康檔案自動抽取符合交換文檔標準的電子傳染病報告卡……其他暴發、流行或原因不明的傳染病也應填報傳染病報告卡信息。

“只要醫院上報傳染病報告卡，醫院所屬的區（縣）、市、省，以及國家CDC都能實時收到信息。”楊功煥向記者解釋。她在2004年任中國疾控中心公共衞生監測和信息服務中心主任，2005年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分管公共衞生監測工作，2011年退休。

一位武漢市三甲醫院的醫生告訴記者，醫生在接診過程中，只要在電子病歷系統中輸入傳染病名稱縮寫，系統就會自動彈出傳染病報告卡，供醫生填報。

這位醫生説，網絡直報系統是專用網絡，一般由醫院公共衞生科或者醫院感染辦公室等相關部門收集病例，並負責上傳、直報。

 “理論上網絡直報系統是醫生都可以上報的，但是可能是考慮到一線醫生工作繁重，再加上一些其他客觀原因，我去年到基層醫院考察，發現大部分都是由醫院的相關科室負責直報。”楊功煥告訴記者。

武漢這家醫院的《疫情處置説明》顯示了該院的上報記錄：1月8日-10日3天，分別上報了9張、4張和1張“不明原因肺炎”報告卡。

在連續3天網絡直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後，這家醫院停止了上報。

根據這份《疫情處置説明》，1月11日，該院專家會診一位疑似病例後，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將會診意見報告給區衞健委醫政科，醫政科要求醫院自行聯繫區疾控中心採樣、做流行病學調查。該醫院工作人員聯繫區疾控中心後，被告知採樣、流調，要等區衞健委醫政科通知。1月12日上午，湖北省衞健委執法監督處處長帶隊到該院督導發熱門診相關工作，指示：傳染病報告卡報告需慎重，省市聯合確定後報卡。當時在場的一位知情者向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回憶，省衞健委那位處長確實有此表述。

1月13日上午，武漢市衞健委疾控處處長、區衞健委疾控科工作人員一行到該院，傳達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精神。這位處長指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發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內完成各項檢驗和相關檢查，經院內專家組會診為不明原因肺炎後，再報區衞健委會診並通知區疾控採樣，經區、市、省級逐級檢測 ，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衞健委同意”，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

這家醫院公共衞生科的另一份文件，記錄了當天傳達活動的具體情況，其中提到其他醫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上報情況——截止到1月13日，武漢協和醫院共上報11例，張繼先所在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上報9例。

《疫情處置説明》裏還記錄，1月16日下午，該科工作人員向周邊醫院詢問近期報卡情況，得知“近期也未報卡”。

對不明原因肺炎的網絡直報，國家衞生行政主管部門在SARS疫情之後推出了明確規定。**基層醫療機構會診後，仍不能確診的，要立即“網絡直報”，不需要其他層級的審核和會診。**此舉是為了“早期發出預警並採取相應的防控措施”。2004年7月，原衞生部下發《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實施方案（試行）》，在此基礎上，2007年又推出了正式的《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今年1月初，國家衞健委專家組和地方專家組共同制定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醫療救治工作手冊》裏，“病例報告”有關規定正基於此。

兩個版本的方案都規定，臨牀醫務人員發現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院相關部門，由醫院組織本醫院專家組進行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卡，註明“不明原因肺炎”進行網絡直報，並電話報告縣級衞生行政部門。

《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對網絡直報的時限也提出了要求：醫療機構要在“12小時”內組織本單位專家組進行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卡”，註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

此外，假使有的醫療機構“不具備網絡直報條件”，應立即向當地縣級疾控機構報告，縣級疾控機構在接到電話報告後，應“立即進行網絡直報”。

方案還要求，轄區內的不明原因肺炎監測、排查和管理工作，由各級衞生行政部門負責領導，並且要組織監督檢查。各級衞生行政部門接到醫療機構報告後，應儘快組織本轄區內的專家進行會診。此時的“會診”不是“網絡直報”的前提，而是便於對之前的網絡直報結果進行修訂：“縣級專家會診後，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報請地市級專家組進行會診。做出明確診斷的，由報告單位訂正為診斷疾病。”

楊功煥對記者解釋，SARS以前，逐級上報流程很慢，也容易出現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的情況。建立這個直報系統，就是為了減少中間環節，（病例信息）可以從基層醫院直達國家疾控中心，讓國家用最快的速度獲得疫情信息，做出響應。

中國疾控中心公共衞生監測與信息服務中心原主任金水高，曾在一篇論文裏總結國家法定傳染病報告工作的演變。這項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幾十年間都是報告從基層醫院經由不同層級防疫部門，每月彙總到國家衞生行政主管部門。計算機技術取代了郵寄報告卡後，縮短了疫情從基層到中央的報告週期，但直到2004年，並沒有改變按月報告的基本特性，經常造成信息延遲，不能對疫情的暴發及突發衞生公共事件進行及時的預警和實時的監測。

《中國數字醫學》2006年發表的金水高研究員論文，介紹了“網絡直報系統”的框架。

他介紹，新系統2004年1月1日開始正式運行。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發現的傳染病例，要在發現的第一時間通過互聯網直接傳送到中國疾控中心的中央數據中心。各級疾控中心和衞生行政部門可以根據授權在系統裏查看轄區內信息。到2006年，全國96％以上的縣及縣級以上醫院、66％的鄉鎮衞生院已經能夠通過系統上報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SARS的爆發給人們最深刻的教訓就是信息渠道不暢，信息不透明。”金水高指出，後來建成全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其中建立新的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系統，滿足對暴發疫情及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早期監測與預警，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一段時間裏，沒有網絡直報，對外無通報或通報“無增長”

武漢多家醫院醫生向記者反映了另一個不利於新發病例上報的原因：1月3日前後，他們收到了通過口頭傳達的武漢市衞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他們認為，這個標準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排查標準過於“苛刻”，即使臨牀收治了很多此後經過核酸檢測確診的病人，但當時都不符合標準。一位醫生説： “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一個都報不上去。”

“我從來沒參與過《入排標準》的制定，國家衞健委一開始也不知道這個標準的存在。”國家衞健委專家組一位成員對記者説：“這個標準是武漢後來加進去的。”（此前報道：白皮手冊與綠皮手冊：新冠肺炎診斷標準之變）

一段時間裏，武漢市沒有網絡直報，沒有對外通報或對外通報“無新增”，但不代表沒有病例出現。中國疾控中心後續回溯病例發現，以發病日統計，2019年12月31日前就有104人感染。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楊波等人在1月29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論文介紹，武漢早期425個確診病例中，1月1日到11日之間發病的有248人，1月12日到22日發病的有130人。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論文

其中，1月1日到1月11日之間，武漢有7位醫務人員感染肺炎。醫務人員感染是病毒“人傳人”的重要指標。

1月上旬趕到武漢的國家衞健委專家中，有人後來對記者説，專家組當時並未得知人傳人信息。

這位專家説，當時詢問過的一位武漢醫生，在很多天以後曾給自己打電話，承認當時感染了新冠病毒，卻沒對專家組説實話。

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圖片來源/央視新聞

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回憶，1月8日，他接到國家衞健委電話，讓他第二天一早去武漢。1月9日，他在武漢待了一天，跟當時在武漢的國家衞健委其他專家“基本沒有交集”，主要是聽湖北省和武漢市方面的一些情況介紹。

“他們説（患者）病情比較輕，跟季節性肺炎差不多，幾百個密切接觸者沒有一個發病的。説得很輕鬆。”他回憶當時的情況。

他還記得，當時聽説了“有限人傳人”現象，但也只是個別人。

曾光對記者説，他在中國疾控中心曾管過17年的全國傳染病疫情報告和疫情分析。雖然存在報告機制，但如果地方不報告，就形同虛設。甚至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上頭（通過其他渠道）知道了，催下面報告。這樣的問題都出現了，下面捂不住了，上面催他們報告。”

國家衞生健康委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在武漢工作期間，感染了新冠肺炎。在武漢期間，他曾向媒體介紹整體疫情“可防可控”。他後來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回憶，對疫情的判斷不是個人，是集體做出的，“但是研判的資料，必須得是沒問題的”。原始的資料不真實、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沒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

直報系統就像打車軟件，可以選快車也可以選出租車

1月19日，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在武漢開展工作。次日，專家組在北京以記者會的形式首次透露了病毒人傳人、醫務人員感染等信息。

這一天，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衞健委將新冠肺炎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1月24日，在緊急系統調試之後，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動態監測功能”上線。

“新冠肺炎被列為法定報告傳染病，並且系統進行更新、升級後，這次疫情的網絡直報就順暢了。”楊功煥告訴記者。

新冠肺炎被納入法定報告傳染病之前，我國一共有39種法定報告傳染病。

中國疾控中心官網介紹，法定報告傳染病分為甲、乙、丙3類。此外，還包括列入乙類、丙類傳染病管理的其他傳染病和按照甲類管理開展應急監測報告的其他傳染病。

楊功煥在中國疾控中心工作期間，參與了網絡直報系統的建設。她介紹，“對基層醫院來説，法定傳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都是在一個軟件裏的，只是分處兩個不同的模塊。就像使用打車軟件時，你可以選快車，也可以選出租車。”

她認為，雖然是一個軟件，但可以把法定報告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和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理解為兩個不同的系統。“一個是法定報告的，一個是重點監測的，確實不太一樣。”

馮子健也告訴記者，法定報告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和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性質上）是兩個不同的系統。系統“規定”各地醫務人員報告39種法定傳染病，同時“鼓勵”醫務人員報告他們希望報上來的傳染病——“這個沒有明確的規定，是在‘其他’疾病這個欄目裏，然後在備註里加一個這個疾病的診斷，這是自願的。”

“比如水痘，就報了很多，這個就不是法定報告傳染病，但很多醫務人員覺得它是個很明顯的傳染病，也都有報告。”他舉例説。

馮子健解釋，一個新的疾病出現但還沒有被納入法定報告傳染病時，中國疾控中心有時會發臨時通知，要求各地把這種新發疾病在“其他”欄目裏報，然後後面加上備註。“這樣就臨時解決報告方式問題。”

他説，這次在武漢，1月初“不明原因肺炎”也是採取這種方式報告的。

至於“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馮子健告訴記者，該系統是SARS、H5N1禽流感出現以後建立的，希望基層能夠報告那些“無法做出診斷的，排除不了其他疾病的不明原因肺炎”。“特別是那些有聚集性的、病毒性的不明原因肺炎，這個更要報。但是這個報告，年度間、各地間的差異特別大，總體情況就是報告得不夠好。”

一家基層疾控中心提供給記者的網絡直報系統照片顯示，“不明原因肺炎”處在“其他傳染病”子項之下，該子項還有水痘、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等疾病。記者從北京一家三甲醫院臨牀醫生電子病歷系統的照片中，也看到了“傳染病報告卡”的“不明原因肺炎”選項。

無論是SARS、MERS還是新冠肺炎，在病毒確定之前，都屬“不明原因肺炎”。2017年，中國疾控中心完成了一篇在馮子健指導下研究“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的碩士畢業論文。其中介紹，“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是SARS和H5N1禽流感之後，為早期發出預警並採取相應防控措施，從而防止疫情擴散建立的系統。比如，2013年人感染禽流感H7N9疫情暴發初期，絕大多數H7N9病例都是通過該系統發現的。

“很多傳染病比如鼠疫的初期症狀跟肺炎很像，這個系統有一年甚至監測到了一起鼠疫病例疫情。”楊功煥告訴記者。

上述論文提到，“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是一個依賴臨牀醫生上報病例的“被動監測系統”，臨牀醫生對該監測系統的接受程度直接影響病例報告質量和效率。

“那些已知的傳染病經過多年的防控，已經很難再引發大的疫情了。反而是新發的傳染病，比如SARS、MERS產生了嚴重的疫情。”北京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中國疾控中心首任主任李立明對記者説，“這個直報系統應該注重新發傳染病的監測和報告。”

他説，從SARS、MERS到新冠肺炎，都是新發傳染病，對人民、對社會的影響更大。建議建立更加“敏感”的體系，可以“立即報告、立即響應、立即處置”。

“網絡直報系統什麼時候都應該是最快、最敏鋭的，要不還有什麼意義呢？”李立明説。

他説，不僅要關注“病”，也要關注“症”。比如國外發現流感流行，不僅靠症狀，也靠其他的敏感信息，比如超市紙巾銷售量突增等。

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指出，武漢市有沒有報告，國家疾控中心應該檢查、督查，及時弄清情況。如果沒有報告，國家疾控中心有沒有及時發現並向國家衞健委反映？各級疾控中心負責檢查、督查疫情報告系統的及時性、敏感性和報告率、漏報率等，結果要形成書面報告，上報各級衞生健康委。國家疾控中心不僅要檢查省級疾控中心的報告情況，還要檢查基層醫院和社區發病情況以驗證疫情報告系統的及時性、敏感性和報告率、漏報率。

國家衞健委官網2月發佈的一則信息透露：1月14日上午，國家衞健委召開了全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視，“講政治、顧大局”，把疫情防控作為當前衞生健康系統的頭等大事來抓，會上要求“強化系統內、部門間、區域間信息共享和聯防聯控”。

關於武漢，會議提出要求：“武漢的疫情防控工作決定今後全國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漢市要採取嚴格管控措施，重點加強農貿市場管控；加強發熱人員管控，築牢體温監測和發熱門診篩查兩道防線；加強人羣活動管理，減少大型公眾聚集性活動，提醒發熱患者不要離開武漢；加強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觸者管理，落實最嚴格的措施，下決心把疫情控制在當地，盡最大努力避免武漢疫情擴散蔓延。”

**鍾南山眼中疫情暴露出的一個短板：**CDC地位太低了

1月18日上午，曾光再次接到電話通知，讓他當天下午趕到武漢。這一次，他是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6位成員之一，另外5位是鍾南山、高福、李蘭娟、袁國勇、杜斌，他們分別從不同地方趕到了武漢。

兩天後，高級別專家組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證實了有人傳人的傳染，也證實了有醫務人員感染。

曾光在那次記者會上説：“我們希望人羣現在能不到武漢去就不去，武漢人能不出來就不出來——這不是官方的號召，是我們專家組的一些建議。”

**他事後對記者回憶，他“喊出這樣的話”，因為專家組非常着急。**那次記者會，“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該説什麼，不該説什麼”“想到哪兒就説到哪兒”。

2月27日，在廣州市疫情防控新聞通氣會上，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説，此次疫情“暴露了我們的短板”——“我們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CDC只是一個技術部門，一個衞健委領導下的技術部門，CDC的特殊地位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他説，在有的國家，CDC是直通中央的，不需要逐層申報，甚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直接向社會公報，但中國要一級一級（報告）。鍾南山説：“CDC只是個技術部門，它只能向上報告。向地方政府報告了以後，地方政府怎麼決定，那是地方政府的決定，CDC沒有權力再進一步做什麼東西。”他認為，這一點需要改變，CDC的地位需要提高，並且要有行政權，“這是我的一個很重要的看法。假如説以後還不是這樣的話，那（疫情）還會出現。”

“我經歷過SARS，我感覺這次疫情早期跟SARS時有着驚人相似之處。”李立明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指出，“都是一開始沒有一個快速的系統去響應，最後不得不全社會動員、全民參與的羣防羣控措施，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去解決問題，對全社會都是巨大的消耗。實際上17年過去了，我們的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們國際合作也做得很好，我們這次診療救治的指南也不斷在更新。但是公共衞生意識還是落後的，傳染病防控這種專業的事還在受行政因素的干預。”

他説，傳染病防控應該是件**“技術決策”的事，建議加強基層“守門人”**醫務人員公共衞生意識的培訓，讓他們主動報告、依法報告。技術上，直報系統要對基層醫生更友好，不能讓他們為上報傳染病信息而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同時還應有激勵機制鼓勵“吹哨人”；要讓疾控技術人員能夠及時判斷、核實診斷，然後做出如何應急響應的決定，而減少行政的層級干預。“我就一句話：專業的工作，應該讓專業的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