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一個文學偶像羣體的團滅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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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東漢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這一年，與隨後到來的波瀾壯闊的三國時期相比，顯得波瀾不驚，毫不起眼。但歷史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就在於，**一些極微小事情的“蝴蝶效應”，卻常常能影響歷史的進程。**正如一則笑話調侃得那樣，當年崇禎皇帝為了節省開支，下令精簡驛站，大幅裁員。很不幸的是其中有一個叫李自成的快遞小哥被裁掉了，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闖王李自成率軍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被逼自縊煤山，這一切都源於李自成被炒魷魚。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些巧合才讓歷史變得精彩。

朕的大明要亡？

建安二十二年，這一年沒有發生什麼大事。曹操頒佈了《舉賢勿拘品行令》，曹丕被立為魏太子，劉備進攻漢中。但是這一年有很多人消失在人世間，生命在這一年畫下了句號。據《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這裏面説的“幹、琳、瑒、楨”分別指徐幹、陳琳、應瑒和劉楨。而傳主王粲，傳記中記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就是説在建安二十二年，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和劉楨同時死亡。

文學史上有一個文學流派叫做“建安文學”，建安七子在詩歌散文方面對後世影響巨大。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建安七子

詩仙李白對他們表示高度讚譽，“蓬萊文章建安骨”説的就是“建安七子”。七子當中的另外兩人：一位是七歲能讓梨的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殺害了；另一位是被其老師蔡邕稱為“奇才”的阮瑀，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懂音律，能鼓琴。這樣介紹還是不具體，那我們換一種解釋：蔡邕是東漢才女蔡文姬的父親，而阮瑀是那個“猖狂阮籍”的父親。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等於説在建安二十二年，隨着另外五子的死亡，建安七子被團滅，這個名稱已然成為歷史。那麼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一文學偶像團體的隕落呢？

《後漢書》給出了答案——“是歲大疫”。“冬，有星孛於東北，是歲大疫。”意思是説這一年冬天，東北方向出現了彗星，而彗星又叫掃把星，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不祥的徵兆，於是掃把星帶來了瘟疫。而且因為這次瘟疫比較嚴重，死了很多人，文學家曹植為此寫下《説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從描述來看，這次瘟疫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無論是“荊室蓬户”的貧苦百姓，還是“鼎食之家”的豪門士族，都無法擺脱瘟疫帶來的疾病和死亡。“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病死之人不計其數，有的全家都染病死亡，嚴重的整個家族慘遭覆滅。家家染病，户户哀嚎，真的是慘不忍睹。作為先進知識分子代表，曹植深知瘟疫並不是什麼掃把星帶來的，而是寒暑錯時，冷熱交替導致的，並且對於百姓懸掛符咒來抵禦瘟疫的迷信做法進行了批判。

夏夜天空中掠過的掃帚星

從現代科學眼光來看，曹植的説法具有一定的依據。竺可楨先生《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東漢時期，我國的天氣有趨於寒冷的趨勢，到三國時期，氣候繼續寒冷，公元225年，淮河竟然結冰了，這也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次淮河結冰的記載。這充分説明在建安二十二年，天氣極其寒冷，在極端的天氣下，陰陽失位，寒暑錯時，變化劇烈，給病毒的生長和傳播提供了條件。

就因為一場不知道來源的瘟疫，建安諸子染病去世，對於建安文學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力的大佬們就這樣走了，這對於當時的文壇來説，無異於一場大地震。建安文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創作上，尤其是建安七子的詩歌創作，題材豐富，種類繁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家在一起遊賞宴飲所作的遊宴詩、相互贈別唱和的贈答詩以及寄情山水、放蕩不羈的風月詩。如王粲、應瑒、陳琳等人的《公宴詩》，在反映當時歷史情境的基礎上又能夠表現出作者的情感寄託，同時對於後世山水詩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但是在這之後，這些題材的詩詞創作逐漸走向了衰敗，而以悼亡為主要內容的哀悼之文逐漸興起，如在王粲死後，曹植為哀悼他所作的《王仲宣誄》一文，對於41歲就病逝的文壇大佬王粲的“早世即冥”表現出無限的悲傷和嘆息。

歷史也為我們留下了動人的一瞬。王粲葬禮那天，曹丕想到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於是號召大家一起學驢叫，以此來表達對王粲的哀思。於是有趣而動人的一幕出現了，諸多送葬的文人雅士、士族貴胄都紛紛學驢鳴叫。《世説新語·傷逝》記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此種不羈與看淡生死的灑脱，是魏晉時期獨有的風流與見識，後再無可媲美者。

歷史總不是那麼單純，人性的温情與知己的相合、世人的稱頌與上位者的賞識之間，還充斥着權力罪惡的凌虐與暴戾的摧殘。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曹操與劉備相持於漢中，而都城鄴都卻發生了謀反事件。主角是相國鍾繇的一個下屬，名叫魏諷，他趁着曹操在外，勾結黨羽，聯絡長樂衞尉陳禕企圖圍攻鄴都，發動政變。結果中途陳禕向留守鄴都的曹丕告密，於是陰謀叛亂被輕而易舉化解了。曹丕大怒誅殺魏諷，受牽連的多達數十人，而其中就有王粲的兩個兒子。

不知道曹丕在處死王粲兩個兒子的時候，有沒有想起兩年前的那一場葬禮，想起那一次對王粲逝世的嘆息和充滿温情的送別。**後來在漢中的曹操聽到這個消息後，一聲嘆息：“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同年，曹丕在寫給吳質的《與吳質書》一文中，對建安七子等人的去世還流露出追思和傷懷，文中寫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文中曹丕並未提到王粲的名字，或者説他想到了被處死的王粲的兩個兒子？

曹丕 影視劇照

總之，建安二十二年的驢鳴和王粲的兒子一樣，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這場瘟疫中，死亡的大佬遠不止這幾位。《三國志·魏書·司馬朗傳》記載：“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徵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司馬懿的哥哥司馬朗跟着夏侯惇討伐東吳，士兵染上瘟疫，司馬朗親自巡視發放醫藥，結果不幸也染上了瘟疫，最終病故。東吳的魯肅也於這一年去世。《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記載：“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熟悉三國曆史的朋友們應該知道，魯肅死後，呂蒙白衣渡川，擒殺了關羽，奪取了荊州，此舉也標誌着孫劉聯盟的破裂。此外，在疫情的影響下，曹操與孫權在濡須口一戰後便息兵止戈，沒有發起更大規模的戰爭，畢竟軍士染上瘟疫，人心惶惶，戰爭也無法持續下去。

在頻繁的戰爭影響下，瘟疫也出現得愈加頻繁。從東漢安帝到三國末年這150多年的時間裏，根據相關學者統計，有三十多個年份出現瘟疫，平均5年出現一次，而且基本都是殺傷力比較嚴重的瘟疫。

在醫學並不發達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醫聖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中提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在十年間，因為瘟疫，張仲景家族死亡人數達到三分之二。**此外，在有歷史記載的瘟疫記錄中，瘟疫一旦爆發，帶來的往往是大規模的人口傷亡。如東漢安帝延光四年冬天，京師爆發瘟疫，造成的結果就是“民多病死，死有滅户，人人恐懼。”再如吳赤烏五年，孫權執意要遠征海南島，結果發生瘟疫，“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每一次瘟疫，帶來的都是數以萬計的人口死亡及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根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研究，在東漢順帝永和五年前後，當時的人口數量應該超過6000萬，但是在三國末期，人口數預測最多也就3000萬，在將近140年的時間裏，人口損失達到50%，**這其中，瘟疫不得不算是主要原因之一。

張仲景

正是因為人類認識到了瘟疫的危害性，所以千百年來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從沒有停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現在的新冠肺炎出現時，我們才想到了17年前的非典，才想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那一年死去的建安風骨。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回首前事，不過是三兩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