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對漢使用生物戰甚至連戰神霍去病亦早夭_風聞

　　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於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徵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説：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説：“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

　　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鑑》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漢武帝后期，國中數起大疫。當時人認為，疫病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胡巫之詛（巫詛），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衞太子劉據之死難。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説，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覆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説：“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鋭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鋭減去四分之三）。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鋭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三國赤壁之戰曹操失利的重要原因是，軍中大疫，曹操自己放火燒船退卻。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盛年（四十歲左右）。以善養生著名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脱、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鋭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硫黃。（餘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説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雲：“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何晏説：“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説：“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徵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鋭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着北匈奴的西遷，在公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覆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或者鼠疫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