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記女性如何浮出歷史地表，是對婦女節最好的紀念_風聞

紀念和慶祝，或許是兩種不太相同的態度。許多人都不太知道，婦女節於1910年8月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婦女代表大會確立，誕生於各國婦女的不懈努力和鬥爭之中。

在古代中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男耕女織並且父子相繼，女性作為男性秩序中被除名的工具，她是女兒、妻子、母親、媳婦卻非“女人”。在許多文學和文化作品中，女性被物化為空洞的能指，男性通過宣示這種窺視和控制的權力，在普遍存在閹割焦慮的男權社會里獲得自我安慰。

女性的解放始自何時又走到了哪一步？我們都知道那不是一個簡單的完成時。女性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沉默之後，如何突破封鎖自我言説和抗爭，如何處理自身和歷史進程的關係，又有哪些隱而未發的聲音，不僅關乎那些逝去的歲月。

“五四”運動整整三十年後，新中國的成立成為中國婦女生活史上又一不可磨滅的事件。新社會制度對男女兩性在法律、政治、經濟地位上的平等相待，終於正面否定了兩千年來對女性理所當然的奴役與欺侮。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政策法律的頒佈，使女性社會成員第一次在人身和人格上有了基本的生存保證。無怪新中國的成立一直被視作勞苦大眾的解放，以及婦女解放的同義語。

於是，五四新文化和新中國誕生便如同兩條軸線，一條標誌着婦女們浮出歷史地表，走向羣體意識覺醒的精神性別自我之成長道路，一條則標誌着婦女從奴隸到公民、從非人附屬品到自食其力者的社會地位變遷。兩軸互相參照，無乃衡量中國婦女解放的橫縱座標圖，它包含着由這兩個過程本身產生的兩大衡量標準：精神性別的解放和肉體奴役的消除。

現代史與當代史的交迭更替之際，這幅座標已為我們顯示了兩個令人欣喜的讀數。一方面，婦女們在社會生活中翻身做主的程度已於世界上領先一步；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從女性們難以計數的文字中已隱然可見一個成熟起來的性別自我形象，一批堪稱“女性文學”的創作已悄然臨世，至少，女性的視點、女性的立場、女性對人生和兩性關係的透視，連同女性的審美觀物方式等因素，正從男性或中性文化的污染中剝離而出，並將燭照這男性文化的隱秘結構。

然而，正是在這同一偉大瞬間，隨着社會生活的改觀，婦女解放的命題連同這一座標本身實際上已經被悄悄擲向時間的忘懷洞。這乃是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即將結束這段對女性精神生活與文學創作的回溯時，不得不特別提到的一件事情，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今天中國婦女們的處境，而歷史和死者又都緘默不言。

新中國成立之後，女性羣體精神性別的成長與社會性奴役的消除這兩方面的成就所獲得的話語處境完全不同。在文學中，對婦女翻身做主人的歌詠以及對翻身做主的女性的歌詠，在很長一段時間是百寫不盡的主題，而現代女作家們在從女兒到女性的自我成熟中尋找到的性別立場非但不復成為一種傳統，甚至幾乎無人敢於問津，更談不到發展和深化。而且不知何時起，“性別”在文學中成了多餘字眼，除非有革命真理與謬誤之爭，否則兩性之間是河井不犯。翻身做主的《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流行文壇幾十年，是不止幾代人所受的共同的藝術薰陶，而與喜兒同時問世的淪陷區女作家的作品文本，不僅多數人聞所未聞，即便在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中，也是稀有之物。

如果想到，歌詠翻身女性與表現精神性別自我之間有“女性被講述”與“女性自述”的區別，屬於兩種不同的話語傳統；如果進一步想到，在現代文學史上，主導文化陣營的話語傳統與女性自我的話語傳統曾有過間接和直接的衝突，那麼，也許便值得注意，這兩種傳統的不同處境説明了某些事情。

請再取《白毛女》一析：喜兒的形象在描寫翻身女性的作品中是一個最初始也最恆久的原型。

最能體現“女性被講述”傳統的不在於喜兒被置於一個描述和觀看的客體位置上，而在於**講述的方式是傳統男性中心文學慣例的沿用。**從故事結構上看，喜兒早先和睦的父女之家被拆散、愛情遭到粗暴的截斷，從此淪落地獄般的黃家備受折磨，最終被救還的過程，儼然是無數善惡王國爭奪價值客體的故事中的一個，喜兒的遭遇落入了模式化的功能的限定：她註定被搶走、註定不會死掉、註定會被拯救，她的功能就是為了引發一個救生並尋回的行動。

從女性原型上看，喜兒與睡美人、灰姑娘那些由男性賦予價值和生命的原型相類，她與她們都在一個深藏、隱秘、洞穴式的神秘空間中等待，直到某一天某王子來到，將她發現、喚醒，由鬼變成人，由賤者變為尊者。喜兒的翻身解放就這樣在對童話模式的沿用中，帶着全副男性中心的文化傳統信息，成為當代婦女解放神話的一部分。像童話故事一樣，這神話並不是為女人而存在的。

不過值得注意，《白毛女》中的性別統治信息並不像童話故事那樣單純。不要忘記，“白毛仙姑”被救出山洞還歸喜兒的故事情節，是《白毛女》劇組集體添加的。這段情節改觀了整則敍事的象徵內涵，在其童話敍事式的拯救者/被拯救者、主體/價值客體等單純性別角色模式上，投進了政治象徵意味。

具體而言，喜兒的獲救與一般童話敍事的結尾不同，對於她，獲救無異於再生。獲救意味着從深山洞穴來到人間，由夜間出沒於宇宙周圍的遊魂變成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活人，由白毛仙姑變回一頭黑髮，一句話，意味着喜兒從荒野、從黑夜、從鬼蜮再度降生人世，所謂“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一具有特殊的再生意義的獲救情節與其説是強調喜兒的翻身做主，不如説是為了引進一個具有賦生能力的隱在的拯救者。顯然，這拯救者不是大春，大春只是拯救者偉大意志的執行者，而且這執行者的資格也是在他加入革命隊伍之後才具備的，作為執行者，大春本人無力完成一個再次賦生的使命。這裏，使喜兒再生而獲得拯救的拯救者，已不是一般童話模式中的男性角色，而是一個特定身份的男性角色——一個象徵意義上的“父”的化身——共產黨八路軍。這一結局與《白毛女》故事的開頭形成了微妙對應；在故事起端，楊白勞作為喜兒的生父未能保護女兒，神聖的父女紐帶被粗暴切斷，而在故事終端，一個更為神聖的父女紐帶重新在象喻層面上出現，儘管這一“再生之父”並不總是肉身。“父”藉助喜兒新生還而生還，喜兒和大春的婚姻重新得到“父”的允諾，敍事達到了自身的完滿。

隨着這個象徵越來越明確，喜兒的形象在不斷修改中也越來越趨於重返其“女兒階段”。最初劇本中她對黃世仁的幻想，她的懷孕，連同她在深山老林生下的孩子，一次次、一點點地被刪去，到了最後我們看到的舞劇中，喜兒已從一個受盡凌辱的母親還歸為處女。她註定要保持處女之身以便從生父手中移交給再生的象徵的父親，以便保持父女關係的超越一切的神聖性：在父做出允諾之前，她只屬於父親。由此，喜兒被確立了一種“從父”的女兒的精神性別身份。

不僅喜兒，這一“女兒”的精神性別身份是新中國早期文學和現實中女性的共有身份。在與《白毛女》齊名的《紅色娘子軍》中，這一點更為明確。《紅色娘子軍》包含了兩次拯救，一是對吳瓊華肉體的拯救；洪常青把她從南霸天的水牢中贖買出來，指一條生路；二是對她精神的拯救或賦生：娘子軍連幫助她學會臣服於黨的意志，最後終於使她成長為黨的精神女兒。注意，是“黨的女兒”而不是“黨的女友”，在吳瓊華與黨代表之間只能存在一種崇拜被崇拜的關係，而且洪常青這個拯救者必須把作為個體、作為男性的那一份完全消滅，以便使瓊華原來那份極易轉為愛慕的對他個人的崇拜感激之情全部轉化為對黨的崇拜，這樣她也就不會成為個別黨員的女友而首先成為黨的女兒。“黨的女兒”——這一活躍近三十年之久的正面女性文學形象，規定了新中國女性不可超越的精神性別身份。

唯其如此，《白毛女》才會幾十年流行不衰。**這個翻身女性的最初始也最恆久的原型，所代表的正是新的象徵秩序為女性羣體所設置的身份與地位。**從這一精神性別身份自身的限定性以及它與象徵之父的關係中，可以看到主導意識形態話語與女性的話語在哪裏發生了衝突。“五四”以來的中國女性是從叛離家庭、叛離父親始，才作為一個精神性別出現在歷史地表的。“叛逆之女”的身份打破了幾千年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同盟，從而成為女性性別意識的成長起點。但《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中的“女兒”卻不帶有這樣的歷史性性別內涵。這份在女性性別自我成型並形成自己傳統之後出現，並淹沒了女性話語的話語，對女性精神解放的潮流實行了一場全線倒灌，一直倒灌至性別概念萌生之前：它高揚起一個不知性別為何物的女兒。

根據這兩部作品的模式，似乎不論女性在生理、心理、體能及智能上如何差異，她的精神性別身份永遠只能是一個陰性或亞陰性所屬格——父女關係中的女兒，而且是忠實女兒。如果説，按照情節的規定，女兒的復現為的是父的復現，那麼同理，女兒的恆久意味着父的恆久，這樣，這恆而久之的父女關係式便可以杜絕任何性別覺醒及性別分野的可能性。

完全可以認為，將父女關係式設計得如此神聖不可侵犯，其文本性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使父女關係凌駕於兩性分野之上，並儘可能取消這後一分野。而父女關係之所以必須凌駕於性別關係之上，道理又很簡單。在“父女”關係式中，“男女”之別並無多大意義，父的權威不容置疑。反之，在男女兩性的關係中，性別是首要密碼，“父”並無多少意義。因此，父要保留自己的身份，必須時時防止“女兒”的“女”變成“女性”的“女”，一旦“女兒”進入男女兩性的性別對立，“父”便喪失了其權威和意義。女兒身份之不可超越的意識形態原因，也正在這裏。

在某種意義上，女性話語被抹煞，只談男女平等而不談男女差異，女性自身神秘性的難於解破，女性自我認識上的種種禁區等一切中國婦女解放中的薄弱與匱乏，都與這樣一個統馭多年的“父女”關係式不無干系。

“女兒”這樣一種前性別意識的精神性別身份以及男女平等、婦女半邊天的社會地位，標明瞭中國婦女的十分獨特的處境，她在一個解放、翻身的神話中，既完全喪失了自己，又完全喪失了尋找自己的理由和權力，她在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里，似乎已不應該也不必要再尋找那被剝奪的自己和自己的羣體。

置身於這一處境，中國婦女的前路也十分崎嶇，她的解放與西方婦女解放的道路不盡相同，因為她有着另一種現實與過去。對於她，“男女平等”曾是一個神話陷阱，“同工同酬”曾不無強制性，性別差異遠不是一個應當拋棄的概念，而倒是尋找自己的必由之徑。中國的婦女解放面臨的尚然是無數歷史和現實的挑戰而不是理論的設想。

迄今為止，她所需要説明也能夠説明的東西，也許並非“什麼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貫主宰的歷史，她應該説出來並正在説出來和説下去。而我們相信，這將會成為那幅婦女解放座標系上新的讀數。

- 版權信息 -

編輯：黃泓

觀點資料來自北京大學出版社《浮出歷史地表》

原題為《性別與精神性別——關於中國婦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