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説出“勝利”都應該懷有羞恥之心_風聞

黑澤明《七武士》

01

不得不説，我們真的已經對“新冠狀病毒”產生痛感麻木了。

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複讓你觀看300遍，會迅速產生審美疲勞。同樣的，那些災難中再悲痛的畫面，再感人的故事，經過300個電視台以及互聯網不斷重複的播放，它也會讓人痛感麻木。

更何況，那些故事與情感，又是如此單一。總是悲痛、感激與高尚，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體，也被抽象成某種精神符號。

在這其中，無論你是需要偉大、高尚，還是慘烈、卑劣，都可以找到相應的例證與畫面。而至於，那些具體的人是誰，意味着什麼，則反而可能被忽略。

文亮醫生去世的時候，悼念一夜如潮水湧起。但很快，這股情緒也如潮汐退去。不到一個月後，文亮醫生的同事，同科室的醫生梅仲明，也因新冠肺炎而殉職。

而絕大多數像梅仲明這樣的醫護人員，並沒有人知道他們具體是誰。他們只是被抽象成了“殉職醫護人員”，他們的名字和名字背後的故事，也很快被人遺忘。

66年前，黑澤明在電影《七武士》裏，講述過這種的遺忘。

一個村子因為遭受山賊的洗劫、屠戮，瀕臨滅亡。村民們為了活命，請來七名武士與山賊交戰。而酬勞，幾乎為零，只是“期間吃飯管飽”。

武士們根本不在乎酬勞，只是單純為了信仰、榮譽和悲憫，來幫助這些村民。最終在幾番死戰中，村子保住了。而七武士，因此犧牲了四個。

當最後一個山賊被殺後，危機解除。村民們立馬搬出大酒大肉，在田裏唱歌跳舞，歡慶勝利。這時候，他們不再需要武士，完全忘記了武士的存在。沒有一個人去犧牲武士的墳前悼念，也沒有一個人向倖存的武士道謝送行。

最終，倖存的三個武士，站在四個犧牲戰友光禿禿的墳前，説：

這只是場敗仗，贏的是那些農民，不是我們。

今天奮戰在一線的醫務人員，就像電影中的武士。這場戰役，同樣，最後贏得不是醫生，也不是市民，而是一些官人。最後的結局，即便是勝，也是付出犧牲戰友這樣巨大代價的慘勝。只是有些人在乎勝，有些人在乎慘。有些人看見勳章，有些人看見墳墓。

歷史總是重複，疫情總會有一天會結束，但我們並沒有什麼勝利可言。一切都會被忘記的，我只是希望，待疫情結束的那一天，能給犧牲的一線醫護人員立碑。為了他們的榮譽，記住他們的名字和名字背後的故事。

汶川地震紀念碑

02

一直以來，災難塑造了中國的氣質。

因為要對付無窮多的患難，我們塑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行政體系。因為生活中充滿了太多無常，我們容易把命運交給上天。我們還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性格，中庸、忍耐、堅韌而消極、記憶短暫。

許知遠在《中國紀事》中曾記錄，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受災最為嚴重，大半個縣城都被埋在土裏。那裏的廢墟中心處，堆放着一排排面目全非的遇難者。那些遇難者被包圍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令夜晚的空氣裏有濃重的腐臭氣息。

而在另一處廢墟的臨時帳篷區，正燈火晃晃，傳來呼呼啦啦搓麻將的聲音。

2013年，一個浙江地產商跑到北川，拍了塊地，打算搞房地產。所有人都覺得他腦子生鏽。要知道，北川災後，政府重建新縣城，給每家都分了安置房，人人都不缺房。再説，經歷過家破人亡的浩劫後，誰那還會對房子有什麼執念。

但三年之後，這個項目開盤，房子很快被北川人哄搶一空。

我們到頭來發現，中國人對於災難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態度、甚至是豁達。不是説我們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民族，而是我們對災難的承受能力，遠遠比旁人，甚至是比自己想象中的強大。

這強大的背後，多多少少有許多無奈的成分，拿生命在默默承受。

就像餘華《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貴，當父、母、子、女、妻、婿、孫，七個親人，一個接一個的死亡，直到自己在整個地球上都舉目無親。他都能將這種滅頂之災，一點點掰開了揉碎了，消解於自己漫長的忍耐當中。

1998年抗洪，我一位叔叔是奮戰在前線的軍人。那時候他一身軍裝，即便滿是泥污，卻是英雄的象徵。他走在路上，能感受到別人投射給他的目光中，充滿了尊敬與欽佩。

而僅僅兩年後，他穿着同樣一身軍裝，站在火車上，發現一個農民暗暗指着他。他最後聽清，那個農民在跟他的兒子説道，“看，那裏站着一隻黃皮狗。”

《七武士》中，山賊被殲滅了，對於村民來説，武士就沒有了利用價值，瞬間從神壇跌落。現實中，洪水結束，軍人也從神壇跌落，從英雄變成了“黃皮狗”。或許疫情結束，醫生也將從神壇跌落。

説起來，這並不算可悲。人性的劣根，一向習慣於在災難時期，將拯救者奉為信仰，而信仰用完即丟。只要不去蘸血饅頭，就已經算是仁慈。

華山醫院傳染病專家張文宏，因為公開講話金句頻出而爆紅。關於他的視頻，點擊動輒上百萬。但他對這份“紅”，充滿理智，他説：

等過了這個事情，大家該看電視的看電視，該追劇的追劇，該看跑男的看跑男，誰要看我啊？當新冠大幕落下，我自然會非常silently走開。你再到華山醫院來，你也很難找到我了。

無論發生什麼災難，羣眾的關注都是有限的。當潮水退去，曾經圍困在潮水中的當事人，也許就擱淺在沙灘上，而沒有人關心他們是否會患上精神絕症。

就像當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各種救助物資從全國各地湧向災區，同時而來的還有全國人民的同情與關愛。一時之間，整個災區被巨大的愛包圍，似乎也融化了死亡、恐慌和悲痛。

然而，當救援者各自回去，那些災民不得不獨自面對巨大的落差。很多人接受不了這種現實，在地震中倖存，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堅持下來後，最終卻在地震發生很長時間後選擇了自殺。

也許遺忘，並不是造成這種悲劇的直接原因，然而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忘記。

一場重大災難，就像一場戰爭一樣，能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突然之間，所有的階級、財富、性別、職業的差異都暫時消失，人們感覺到空前的平等。也覺得自己是更大羣體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找到了明確的歸屬感。

這種熱情富有感染力，但是註定難以長久。這也並非令人嘆息，只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特徵罷了。

詩人里爾克

03

1935年，希臘詩人卡贊扎斯基正在中國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裏，他和一位中國老外交官進行了一番談話。

因為當時一些日本人正試圖從滿洲進入華北，詩人問退休的外交官：你們不害怕嗎？

老人微微一笑，説：日本年輕，中國是不朽的。

詩人又問：難道您不怕中國的其它敵人嗎？比方説水災，前幾年，長江氾濫，淹死了三千萬人。

老人繼續保持着他的微笑，聳一聳肩，説：三千萬人算什麼？中國是不朽的。

現在我想起來這句“三千萬人算什麼？”依然感到毛骨悚然。這三千萬人彷彿不是具體的生命，而是棋盤上的棄子，被掃盡了歷史的垃圾桶。

至今，每次在重大災難之中，一些掌權者往往講“全國一盤棋”。棋類遊戲的策略，是為達到整體目標而構建，所以有些棋子可能是棄子，在實施策略的過程中，要被犧牲掉。

但如果這個邏輯，推廣到社會中，卻是反倫理的。人不是棋子，每個人的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越是在災難中，我們越要避免把人當作棄子。

當卡贊扎斯基來到中國時，他發現中國人依靠着土地的遼闊，人口的眾多，還有在廢墟中歡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凡人皆可成為棄子的思路，來渡過與吞噬一次次災難。

中國歷史上是個瘟疫多發國家，從公元前七世紀到20世紀的2700年裏，中國光是規模較大的瘟疫就爆發過700多次。從清朝入關，到鴉片戰爭，不到200年的時間裏，有78年的時間是處於大規模瘟疫的爆發狀態。

瘟疫對所有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不可忽視的影響，在許多涉及軍事行動以及改朝換代的重大歷史關頭，它甚至成為主要因素。而它也一再被後人忘卻。

這次大疫，和以往所有的災難一樣，是一場有英雄，但沒有勝利的慘劇。我們所有人都只是熬過來的倖存者，還有很多人沒有熬過來，永遠倒在了冰冷的冬天。

而這時，我想起里爾克的詩，送給每一個人：

我們目睹了，發生過的事物。

那些時代的豪言壯語，並非為我們所説出。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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