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 1938，文化與大眾之戰_風聞

因為這場災難，很多人的生命被永遠地改變，甚至失去了它，我們依然很難平靜下來，於是決定換一種方式，邀請老朋友們談談他們這段時間的閲讀和感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文學和知識界也應該開啓自己的反思，重讀這個世界。

今天的分享者是作家、媒體人楊瀟，他推薦的是《武漢，1938：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這本書。在關注這場與新冠病毒的戰役之餘，不妨回到八十二年前的武漢，聽聽當時的作家在另一場“戰鬥”中發出的聲音。

被人遺忘的武漢“英雄”故事

撰文：楊瀟

疫情初起時，官媒急吼吼給武漢打氣，説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手邊剛好有本《武漢，1938：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記錄了被今人遺忘的“英雄”故事：這座“中國的馬德里”如何吸引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記者、作家、攝影師（W.H.奧登、衣修伍德、羅伯特·卡帕等等），以及又如何把軍事上的失利轉變為宣傳的勝利。這個故事留下了很多經驗，其中最有趣一個，是權力更迭提供了短暫的窗口期，自由媒體在這裏蓬勃發展，正是依靠這些活躍的媒體（當然也包括街頭劇、漫畫、合唱等其他形式），流亡的知識分子（在難民中比例奇高）得以把抗戰文化帶給大眾，把他們充分動員起來。

《武漢，1938：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

作者: [美] 史蒂芬·R. 麥金農

出版社: 武漢出版社

副標題: 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

譯者: 李衞東 / 羅翠芳

把文化帶給大眾：老舍、郭沫若與聞一多

（下文節選自《武漢，1938：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

在武漢，出版物種類與數量的興盛標誌着了中國文化創作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儘管從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在理論上進行了創新，高質量的大眾宣傳已經在上海發動起來，不過，將新的理論付諸於實踐，使之在哲學、文學、繪畫、戲劇、視覺藝術、音樂和其他文化領域得以體現，卻是在武漢。

這一時期創作的熱情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參與者們認為正在發生的變化與五四運動時期曾經發生的變化一樣重要。兩個富有才能的領導人，老舍與郭沫若，以自己的方式，領導了武漢這個試驗田的文化大眾化運動。

老舍

老舍（1899—1966）從小失去了父親，在一個貧苦的滿族家庭長大。他基本上靠自學而成才。老舍不屬於五四運動中的知識精英，1919 年這些知識精英（上街遊行的學生與教授們）以科學與民主的名義挑戰中國傳統文化。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老舍到美國與英國留學。1929 年，他回到了北京，一年以後搬到濟南，在那裏他教授英語，並開始創作小説。老舍最初的作品是模仿西方文學的短篇小説與獨角戲，發表在北京本地的報紙上。他第一部最暢銷的著作是連載小説《二馬》，講述的是北京滿族鄰里間的生活。在他的故事中，他再現了北京方言與衚衕街區裏的生活。這種關注是新鮮的，本土化的，但是如果與當時巴金、茅盾、丁玲及徐志摩等人帶有批判色彩的知名小説相比，老舍的作品使他處在主流作家之外，巴金等人所描繪的是中國城市上流社會家庭生活中信仰的破裂與困惑。由於老舍的作品強調方言與地方化，很多人包括五四運動中一些有名的作家，如魯迅就認為，老舍的作品雖好，但有侷限性，作品狹隘且缺乏深度。對此，老舍全然不予理會，他以説書大師的稱號，以及作品受到普遍歡迎而引以為榮。他的經典著作《駱駝祥子》在 1936 年連載，曾轟動一時。

老舍跟不上北京、上海五四運動那一代作家步伐的另一原因是他厭惡政治。20 世紀 30 年代早期，他因不願意參加新文學運動，故從來沒有獲得主導中國政治的任何一個列寧式政黨陣營的信任。他與國共兩黨的文化部長（前者是葉楚倫、陶希聖，後者是周揚、胡風、馮雪峯）關係都比較疏遠。30 年代早期，雖然日軍對華北的侵略深深地攪亂了老舍的生活，但是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即使他需要這麼做，他也沒有任何參加正式的遊行抗議活動。老舍與魯迅及上海的左翼作家聯盟雖有聯繫，但仍保持了較遠的距離。他結交的唯一一個、並保持了長期友誼的政治人物，就是北方軍閥和民粹主義者馮玉祥將軍。馮很早就是老舍的崇拜者，他把老舍的短篇小説當做識字課本教材，教士兵認字。

1937 年 7 月 7 日，老舍正住在北京西南郊區，離盧溝橋只有幾十英里遠。當時中日軍隊交火，南京政府正式對日宣戰。隨着日軍快速佔領北京，老舍離開妻子與家人，隻身南下報道日軍的侵略行徑。在穿越華北平原時，農村與集鎮中充滿了恐懼與驚慌的情景使老舍感到震驚。為此，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向大眾描述了普遍性的毀滅與難民的苦難。這些文章尤其是對在韓復架放棄省會濟南之後的山東所發生的情形進行了着重描述。

1937 年 12 月，老舍來到了武漢，起初他與一個朋友住在武昌華中大學一個很小的公寓裏。幾個星期之後他搬到漢口，幫助馮玉祥將軍在一個高牆圍着的名日叫“福音堂”的大樓裏組織了一個作家天地。參加這個團體的有他的好友吳祖湘、何容、老向（王向辰）。在這裏他找到了合乎他興趣的氛圍：“這裏有樹，花草，鳥，還有一個大院子：鍛鍊是沒有問題的，跑 100 米還不用轉彎……這裏的人雖很多，但是秩序井然，所以我能自在地讀寫。感謝能有這樣一個空間和安靜、平和的人們，讓我能在幾個月的時間內進行大量的創作。我非常感謝我的朋友與馮先生。”因有馮玉祥的經濟與政治支持，老舍、何容與老向成功地創辦了雙月刊《抗到底》，該刊物向人們提供了大量的短篇小説、歌曲和漫畫，以及鼓勵半文盲工人階級的戲劇作品等。雜誌的編輯們承諾要在語言與形式上進行創新，以便普通士兵都能夠讀懂，並吸引更多的城鄉讀者。

老舍和他的同事們把自己的作品稱為“舊瓶裝新酒”，這個口號是他們從歷史學家顧頡剛 （1893—1980）那裏借用來的，後者在 20 世紀 20 年代發起了通俗讀物運動。顧除了創辦一個通俗讀物出版社外，還推出了一個週刊。到 20 年代末，他收集了 13000 萬多首民歌。30 年代在抗日情緒的推動下，顧主持編印了北方大鼓詞曲讀物，宣傳抗日，這種詞曲的印刷本首次印刷後，在幾天內就賣出幾萬本。到 1936 年，顧在北京開了一家大型出版社，該出版社在一個星期內推出 8 種冊子與幾種小報紙，所有這些都是用簡潔語言和民間形象及短語寫就的作品。北京陷落之後，通俗讀物編刊社把設備與人員搬遷到武漢，目的就是要與老舍及其同事一起工作。

從政治上講，老舍的活動對 1938 年春天由上海來到武漢的新文學作家所享有的戰時宣傳權威提出了挑戰。3 月底，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在武昌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上，老舍告誡自己的同行説：“忘記自己是一個文人，換句話説，忘記莎士比亞與杜甫，把自己變成一個鄉村説書人。”老舍在大會上呼籲協會的作家，在“文章下鄉，文章人伍”的口號下，多寫一些大眾作品。因此這個口號與老舍關於大眾化的思想，成為那個協會代表性的出版物——《抗戰文藝》的主題。到了夏天，據報道，這個協會每月為士兵出版 10 個小冊子，為大眾市場推出了各種各樣的雜誌和其他出版物，名稱諸如《彈花》、《人人看》、《戰潮》、《老百姓》，以及老向的“抗戰三字經”，後者在出版後的頭一個月就賣出了 5 萬冊。

▲《抗戰文藝》創刊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刊，1938 年 5 月 4 日在武漢創刊）

起初，老舍似乎贏得了這場文學戰爭的勝利，不過這個戰爭還遠遠沒到結束的時候。到夏天，老舍的通俗讀物運動遭到了強大的抵制。抵制主要是來自從上海過來的“左聯”成員。正如歷史學家梁堪（音譯）在最近一篇論文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戰時關於大眾化的觀點在 20 世紀 30 年代已經紮下根。批評老舍及其追隨者的人認為，老舍正在攻擊從五四運動就已發起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學運動，而這個新文學運動到 30 年代就已經有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要提高人民大眾的“覺悟”。換句話説，“到部隊裏去”的口號是好的，但是“舊瓶裝新酒”的口號不能讓人接受。4 月，左翼作家在《七月》編輯部漢口辦公室聚會，《七月》是鄒韜奮諸多月刊中的一種，由共產黨員胡風主編。在會議上大家認為文學的通俗化必須意味着“大眾化”。盲目地模仿舊的文化表達形式，從政治上講是危險的，因為它將導致“投降主義”，即容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社會與政治的邪惡。頗具影響力的共產黨作家馮雪峯（1903—1976）也明確地指出，當面向大眾演説時，作家需要追求社會主義的目的：

事實上，七八年前就開始藝術通俗化運動，其不可歪曲的特定含義現在是清楚了。它們包括以下幾層涵義：主導人民文化與藝術生活；通過培養從人民中來的作家，創造人民革命性的 藝術；派作家到人民中去體驗人民生活；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與內容；先學習再用通俗的語言創作；把革命文化引入到提高人民教育水平的文學運動中去，以達到啓蒙的目的；最後，用簡單而通俗的藝術形式進行革命宣傳。

馮與其他人認為，老向的通俗“抗戰三字經”開了這樣一個壞頭：它的傳統形式太有限了，“把我們帶到古典中國的泥沼之中。”

看來，組織作家向教育程度不高的民眾進行演講的努力存在着內在的衝突，也是不成功的。“左派”批評家使得老舍前番努力受挫。當然，就“舊瓶裝新酒”的口號而言，知識分子之間並不是極端對立的。一些有名的作家如茅盾等，就尋找中間立場，與兩邊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事實上，茅盾也是採納了老舍不少“舊瓶裝新酒”的技巧才使他的週刊《抗戰》獲得一定聲望的。不論怎樣，站在“通俗文藝”一邊的人們很多，左聯作家的觀眾有限。儘管組織良好，並願意在他們的出版物上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但是主辦《救中國》雜誌的年輕左翼，作家如胡風等，在越過教育程度高的學生與教授而向廣大民眾進行宣傳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卻不甚理想。在武漢，更多有代表性早根作品不是由左翼作家，而是由老舍及其同事所創作的。

▲1938 年 3 月 27 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老舍當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負責“文協”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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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老舍似乎處在其創作生涯的高峯期，在 10 個月裏，他創作了 5 部戲劇、2 本小説、12 篇短篇小説（很多發表在《抗到底》上〉，和一批批判性文章，努力規勸他的同行和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們加入到接觸大眾的活動中去。在這一時期，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未完成的小説《蜕》，其中 16 個章節已發表在《抗到底》上。這個小説的開頭是以華北盧溝橋事變的餘波為背景，對與上百萬人羣一起從京津地區逃出的 5 個學生的命運進行了追蹤，他們準備向濟南或更遠的地方逃去。在路上，這 5 個學生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包括合作者的背叛等，最後這些經歷促使他們下決心到前線去參加戰鬥。老舍的獨幕劇《保衞大武漢》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它可能是那一時期演出次數最多的劇目。

年輕作家韓素音記載了 10 月中旬的一次演出情景：這個表演缺乏我們在北京所習慣的那種藝術形式。在這些表演中，現代的服飾，粗糙且缺乏韻律感的台詞，對我們來説都覺得奇怪，甚至有點粗俗。但當每一次愛國主義的熱忱話語説出來之後，觀眾掌聲雷動，以至很難聽清楚其他的台詞。表演往往中途被打斷，向人們宣佈前方最新取得的勝利。人羣雀躍歡呼，大聲呼喊：漢口有救，武漢將能夠堅持。

老舍在武漢的使命感有着浪漫而富有幻想的特質。他是愛國的，承諾要把文化送到大眾中去，而他又不太關心政治上的對與錯。為了團結，他要求同伴們放下階級與黨派成見。新的文化大眾化的運動是為將來長期戰爭做準備，旨在喚醒民眾，為他們提供“精神食糧”。在這一點上，打敗日本的關鍵是運用傳統的民間形式，提供愛國主義教育，停止老百姓的通敵行為。但是在他所籲請的人羣中，大多是那些從北京和上海來的、有着更多正規教育的上層知識分子難民們。老舍感覺到了這些人在通俗化運動中的不經意與冷淡的態度，於是不斷地強調他所做的只是在倡導 1919 年五四運動民主精神，使之復活。

疫情不僅深深影響了我們當下的生活，也將長期佔據着我們的記憶、改變我們的思想。我們需要更多雙眼睛，繼續觀察、記錄時代中的危機與轉變。這些真摯而沉重的紀錄，我們會留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