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戰】體育強國如何用高科技規避興奮劑檢測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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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公佈了“孫楊案”的裁決結果，孫楊因觸犯反興奮劑條例而被禁賽8年。這一裁決結果備受國內外關注，英文的“Sun Yang”標籤在結果公佈後登上了Twitter的全球熱搜榜。

“孫楊案”事件的來龍去脈，這裏就不過多介紹了，網上已經有很多資料，把這件事説得很明白，大家可以自己評判。今天，我要説的是“興奮劑”與“反興奮劑”這場體育領域的科技戰。

體育運動如果大致分類的話，可以分為兩類。

一種是技術主導類型，就比如乒乓球，很少聽到有哪個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因為除了苦練技術，你不論吃多少興奮劑也拉不出中國隊一樣的“弧圈球”。

另一種身體主導類型，考驗的是體能和耐力，像游泳、田徑和舉重這樣的運動。在頂級運動員較量的最後時刻，誰能忍受最後那幾秒的痛苦，誰就是贏家。在技術和身體條件接近極限的情況下，興奮劑就可以製造冠軍和亞軍的差異。

從19世紀的可卡因、咖啡因，到20世紀的苯丙胺，早期興奮劑用來消除疲勞，刺激中樞神經興奮。

1904年，在美國聖路易斯舉行的第三屆奧運會的馬拉松比賽上，出現了非常荒誕的一幕：美籍英國人托馬斯•希克斯在比賽的過程中，身後一直跟着一個拿着注射器的教練查爾斯•盧卡斯。每當希克斯跑不動的時候，教練就會給他來一針“士的（di）寧”，這就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裏有一句話：你也太不拿我們當流氓了——這教練也太不拿組委會當權威了。

隨着生物技術迅速發展，二戰後，合成類固醇藥物成為了興奮劑的主流，其中比較有名的是睾酮。這類藥物吃完之後，肌肉力量明顯增加，骨骼變粗，但女性特徵也隨之消失。

在東西德統一前，東德體育可是與蘇聯和美國並列，尤其游泳項目，當時幾乎強大到壟斷世界泳壇。很多處於成長期的東德孩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服用了類固醇。

德國前著名游泳選手瑪蒂娜·戈茨楚克曾在一場庭審中作證説“我難以忘懷70年代的那一系列噩夢，胡博內爾先生（東德的一名醫療顧問）讓我們一天三次就着茶吃下一種藍色的小藥丸。他告訴我們，這種維生素可以提高我們的身體素質。但是一個月之後，我們就變得認不出自己了”。當時出現了很驚悚的現象，東德的許多女運動員，嗓音變粗、喉結突出。

儘管從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開始，人類已經決心把藉助藥物提高成績的運動員踢出去，但是一直心有餘而力不足。

先有矛才有盾，反興奮劑的檢測方法總是比興奮劑出來的時間晚一步。當時西方國家發現，在前東德的運動員中，幾乎從未發現一例陽性結果，這就是檢測方法不到位造成的。

興奮劑檢測方法，歸納起來無外乎尿檢和血檢兩種。

尿檢是最常用、最基本的檢測手段。運動員在比賽結束後1小時，由專人監督，前去取樣站點報道，留下尿液。如果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興奮劑在人體內經過轉化，相當一部分會以代謝產物的形式隨尿液排出。因此，興奮劑尿檢實際上就是在檢測形形色色的代謝產物。

一般情況下，尿檢的確有效，但是體育圈有句老話：查出來的是興奮劑，查不出來的是高科技。

為了對抗尿檢，利尿劑登上舞台。這種藥物嚴格來説並非興奮劑，本身並不能增強體能，但可以增加排尿。

一方面，在體育運動中，迅速排尿能減輕體重。像拳擊、舉重、摔跤這一類項目，出現運動員違規使用利尿劑快速減輕體重，獲得較低體重級別的比賽資格，獲得更好的名次。

在應付興奮劑檢查時，有些運動員服用利尿劑，降低尿液中其他興奮劑濃度。世界反興奮劑機構《2007年禁用清單》就規定，如果尿樣含有利尿劑，並有某種禁用物質，即使該物質可能低於允許濃度上限，都可能作為違規處理。

2008年9月，當時的美國游泳新星布魯恩曼被發現使用雙氫氯噻嗪，被禁賽6個月，這裏的雙氫氯噻嗪（sai qin）就是利尿劑的一種。

興奮劑技術發展至今，不但更加人性化，而且更加隱秘。

傳統的合成類固醇，被運動員服用，可能引發高血壓、冠心病，潛在的毒副作用很大。近些年，發達國家基於技術優勢，克服興奮劑不良反應。

去年，在韓國光州游泳世錦賽還未閉幕之際，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謝娜•傑克的違禁物質檢測顯陽性。被檢測出來的是一種名為Ligandrol的違禁藥品，也被叫做LGD-4033，效果與合成代謝類固醇類似，可以讓服用者體能更快恢復，但是不會產生合成類固醇使用時的毒副作用。

謝娜•傑克本人辯解稱，Ligandrol來自她吃的運動補品，而這種補品恰好來自澳大利亞本土的一家公司，專門為運動員生產極限運動營養品。

為提高運動員耐力，前蘇聯曾使用過一種“自採血興奮劑”方案：事先從運動員體內抽出一部分血液，抽出血液後，身體會自動補充失去的部分。賽前再將血液重新注射回身體，體內就會出現大量的血紅細胞，能夠輸送更多的氧氣到肌肉，提高運動員在比賽中的耐久力。

這種手法相當隱秘，很難被檢測出來。如今不用從運動員身上採血了，直接在實驗室培養。

現實情況下，有些運動員因基因特殊，確實天賦異稟。最有名的例子是芬蘭的著名滑雪運動員，七枚奧運會金牌獲得者埃羅•門蒂蘭塔，研究發現他的與紅細胞有關的EPO receptor基因發生了突變，導致了血液攜帶氧氣能力提高，從而在耐力性的運動中有先天的優勢。

EPO可以算是興奮劑領域的明星分子，美國體育界連贏七屆環法自行車賽的阿姆斯特朗從1999年開始在體內注射EPO蛋白，直到2012年才被指控。

更高級的基因造血技術，通過改變人體內控制生成EPO的基因組來調節EPO的表達，問題在於，現有的檢驗技術可以檢測阿姆斯特朗，但是要區分一個天生的埃羅•門蒂蘭塔還是人造的埃羅•門蒂蘭塔卻非常難。《自然》雜誌幾年前就刊登過“變種人奧運會”的擔憂。

如果説檢測技術的滯後帶來的紕漏情有可原的話，那反興奮劑機構的“白名單”更加導致不公平競爭。

出於某些所謂的正當理由，反興奮劑機構允許運動員服用禁藥。藥是治病的，你生病了，當然允許吃藥。但是合法服藥的背後，有巨大的差別對待。

俄羅斯黑客組織曾侵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數據庫，結果發現，2015年美國運動員申請“用藥豁免權”的人數高達653人，而通過人數為402人，這一年俄羅斯運動員僅有54人申請，不足20人通過。也難怪總是有人説，英美游泳隊幾乎“人均哮喘”，奧運會上帶着幾千瓶哮喘藥，去參加比賽。

興奮劑與反興奮劑這場科技戰中，首先得保證整體的公平競爭，讓所有運動員心服口服。之後再合力提高檢測效果，揪出那些想要靠藥物作用，覬覦獎牌的人。

（策劃：大包| 文案：柳葉刀| 主講：大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