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唯才是舉”到底在説什麼？_風聞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初編·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寫道：

夫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孟德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人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

陳先生明確指出曹操的“求賢三令”的本質是對東漢“士大夫階級”精神壁壘的對抗和摧折，就是為了他的篡國做準備，進而建構了兩者之間的邏輯聯繫，即為了“篡漢”，所以要在“思想上做準備”，甚至是一種“國策宣示”。

這個觀點，對，也不對。

一

陳寅恪先生口中的“求賢三令”是曹操先後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所下令，文本稱**《求賢令》，《舉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求逸才令》或《舉賢勿拘品行令》。**

“唯才是舉”之語，就出自建安十五年春頒下的《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注意，這個“求賢三令”的首令的“針對性”極強，明確提到了“求賢”的緊迫和“廉士”的不必須，通觀全篇，關鍵詞其實就是“求賢”、“廉士”、“唯才是舉”和“吾得而用之”，其他都是例證修飾。

在四個關鍵詞中，最關鍵的信息點，實際上是“廉士”，而我們知道，漢代舉“孝廉”，“孝”在“廉”前，此處的“去廉”，並沒有“去孝”，曹操的舉例也只是以“盜嫂受金”為限，“孝”的倫理決定性並沒有改變。

再看《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

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這裏點題則是“有行”與“進取”。

再看《舉賢勿拘品行令》：

昔伊摯、傅説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至此，曹操的態度已經展露無遺，“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可以説是對“清議”輿論的徹底反動，而“不仁不孝”則是明確破棄“舉孝廉”的“基礎標準”——“德行”。

試問，“不仁不孝”之徒，怎麼可能有“德行”可言呢？

從文義來説，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的“求賢三令”確實逐步遞進，而且思想一脈相承，看似邏輯發展順暢，陳寅恪先生的判斷至為正確**，但是，在長達七年的“多事之秋”，曹操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信條會一直保持不變嗎？**

事實上，如果我們脱離一下“三令一體”的思路來看區別，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調門”就與後兩篇有極大的不同，其要點只在於“求賢”不應拘於“廉士”，目的性清晰，沒有向更復雜的“思想”領域拓展，也沒有任何“解釋”的意圖。

二

結合背景，建安十五年的“唯才是舉”也明顯和後兩者有所不同。

建安十四年，曹操取得了對孫權的東征勝利，算是報了“赤壁”的一箭之仇，所以開始歇息士馬，見《三國志·武帝紀》：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也就是説，曹操的“辛未令”實際上已經在部署“修整”、“屯田”了，當年年底才回軍，緊接着的次年春，就發佈了《求賢令》，此時的“賢者”實質上是與“治理地方”直接關聯的，也就是説，曹操在考慮的是如何對北方佔領區建立長期、持續、穩定的統治了，也就是説，由“武功”轉“文治”。

也正是在當年冬天，曹操“作銅雀台”，並作《讓縣自明本志令》。

這個時間點，曹操仍在以“自我辯解”的方式來強調自身對漢帝國的作用和忠誠，以《求賢令》的形式來對“士大夫階級”的精神堡壘進行挑戰，實屬自相矛盾。

反倒是從“幹部隊伍風氣”的角度來看更合適，見《三國志·和常楊杜趙裴傳》：

太祖定荊州，（和洽）闢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兩者之間，有明確的“因果邏輯”，即毛玠和崔琰在選用官吏時“先尚儉節”，也就是崇尚“清”、“儉”、“廉潔”，所以，和洽提議應該“通人情而已”，也就是不要過於關注“廉”的表象。

可以説，正與《求賢令》所言為因果，因有毛玠、崔琰選任的“忠清”，才有和洽的“勸諫”，之後有曹操《求賢令》的認可。

而且“就事論事”，並不存在“孝廉”與“選人”標準的極限衝突問題，所以曹操的措辭也是“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也就是説，要取“廉士”之外的人，可見，“唯才是舉”作為一種曹操的“選人”策略，並不一定與“篡漢”大業相關，更不能直接對等於“政策宣傳”。

當然，《求賢令》的另外重點確實是在在“佐我仄陋”和“吾得而用之”，也就是“我”上。

《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則發佈在銅雀等三台落成，“天子三台”的禮制舊説齊備，之後就是曹操封魏公，加九錫等等待遇；《舉賢勿拘品行令》作為篇幅最長的一“令”，也是言語最露骨的一篇，提到“不仁不孝”也可任官，其實是在向天下士人伸出橄欖枝，新朝可以為“無行”進行徹底的政治豁免，這個時機，也恰恰是曹操使用天子儀仗的最膨脹時期。

所以，這兩者確實可以作為曹操向“士大夫階級”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他們的“堡壘”發動進攻的證據，更與曹操的“行徑”對應。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唯才是舉”可能與“求賢二令”並不是對等關係，也就是説，“庶族地主”對“士族地主”的二元對立，可能並不是一個切實存在的對抗關係，而曹操的“唯才是舉”口號，也並不能與“求賢二令”所代表的“價值觀革命”相關聯，儘管在“求賢二令”之中，反覆提到了“有某某才”。

為什麼這麼説呢？

三

實際上是一個“選人”與“舉賢”的概念分異的問題。

在常規的認知之中，這兩者之間是劃等號的，但是實際的政治組織運作之中，這兩者其實是分離的，也就是“位”與“才”、“德”的關係。

這個“關係”在東漢晚期、乃至魏晉南朝的“選官”體系中幾乎就是合一的，因為“才德”在“九品官人法”的背景下，是“前置”、“先驗”的，甚至在東漢的“察舉制”體系下，“才德”與“家世”、“位望”的對應關係也是“潛規則”，也就是説，“才德”是一個“”先驗的可預期結果。

説得直白點，在這套體系之中，一個人的任官上限，在他入仕之初，有極大的幾率是確定的，南朝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只是將這個過程制度化、明規則化了而已。

所以，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提到了擔任宰相，意願已足，倒未必是虛言，因為在“潛規則”之下，他已經“超水平發揮”了。

在此條件下，“才”也好“德”也罷，其實只是“家世”、“位望”的一種附屬物，只不過“德”集中於“家”，是士林清議的範疇，而“才”則集中於“個人”，士林清議難以有效評斷，也就是成了一個“主觀標準”，而無法“客觀化”、“量化”。

那麼，漢靈帝時代所謂的“好文學”，以及任用“鴻都門學士”，實質上就是以君主操權於上的方式，來進行“才”的評判。

**所以，“唯才是舉”的本質是掌握“位”的人，以主觀的好惡為標準，來進行人物的評價，**直白地説，是保留無視規則干預人事任免的權力。

例證也很簡單，我們並沒有看到建安十五年後，曹操真的破格選用或提拔了什麼“人才卓異”的寒門子弟，而曹操部下的“譙沛集團”、“潁汝集團”、“荊州集團”、“河北集團”的眾多士人們，真正的“寒門子弟”實在是沒多少，仍是以“士族”為主。

所以，看一個政治人物説什麼，遠不如看他在做什麼，更清晰、更準確。

另一方面，就是曹操本人有非常強烈的“反現狀”思維，他的相對理想狀態，從恢復丞相，仿漢初蕭何故事以及對於“教令”、“條格”、“刑名”的重視來看，他的理想秩序，實則是西漢式的“王霸道雜之”。

四

我們知道，西漢宣帝之後，引入服膺儒學的地方豪強子弟進入西漢政權，並授以官職，最終逐步改造了以律令體系為運行規則的西漢政權，待到東漢再興，地方豪族依託政權，形成了把持外朝的儒臣體系。

在兩漢，儒臣實際上是一個大的筐，士族恰恰是這個大羣體中最頂端的部分，以世代的儒學傳承和察舉制度所形成的的舉主、門生、故吏的“君臣”倫理關係為紐帶，構成了長期把持外朝頂端的政治結構。

在這樣的體系下，如譙郡曹氏、潁川荀氏，這樣的仕宦家族，其實也處於不同形式的邊緣化之中。譙郡曹氏依託皇權成為“倖進”，潁川荀氏對抗皇權淪為“黨人”，但都不在主流的外朝政治結構序列中。****

隨着東漢末年的累次大亂，中朝的支持力量淪落殆盡，統一集權的外朝力量分崩離析，初時還是舊系統授權的地方官吏的對峙，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變成以主流知識分子的領袖家族為統帥的，以地方豪族為支撐的諸多“次級中心”。

曹操的起家經歷，正是一個倖進家族子弟不斷向主流知識分子領袖靠攏，並獲得轉授權的過程，直到他擁有了名義上的“皇權”支持，即可脱離汝南袁氏的主流知識分子領袖家族的翼護，轉而營造以自己家族為中心的新秩序。

曹操的新秩序本質，並不是“唯才是舉”，或是“法家“，這些都是”術“，先秦和西漢初年的法家，本身有一套政治和社會倫理規則，當時間推移到東漢，整個政治生態和社會倫理，都已經完全沒有法家的生存土壤，而是完全儒家化的。

故此，曹操的變革，本質上是“術”的變通，就如諸葛亮治蜀，一樣是以管子之術，但對整個社會的觸動和影響，只能是微乎其微，終究還是儒家觀念所塑造的社會。

唯才是舉，本身可以説是曹操的“人才策略”或者説“人才偏好”，卻根本不可能形成一套新的人才任用制度，因為整個社會的管理體系，已經由西漢初年的刀筆吏控制程序、律令掌握全局，變成了儒生士族長吏以本地僚屬共治，以“刀筆吏”為爪牙的治理體系。

在此條件下，追求對整個社會的完全“官僚化”控制，讓“刀筆吏”重掌大權，無異於背棄一切士族同盟，乃至於“豪強”同盟，最終徹底自殺，所以，曹操的幻夢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只能改換思路，將任官標準，由君主完全無從置喙的士族習慣的“清議”—“察舉”，逐步轉向君主可以干預和操縱的“文學”—“選舉”。

簡言之，回不去了，只能改道，讓結果對自己有利。

五

曹操的“唯才是舉”最初停留在以他為中心的“曹氏”霸府組織的內部的選任上，換句話説，就是把國家的人才，逐步充任他自己的屬官，讓對漢帝的忠誠，轉移到對“舉主”曹氏霸府的身上，構建圍繞自己的“外朝”君臣秩序。

而所有的這一切，到曹丕代漢之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

“漢魏禪代”解決了之前曹操的權力合法性難題，所有新晉人才的忠誠，實現了二元制到一元制的合一，那麼，如何制度化地選拔和任用人才，就成為曹魏政權人事政策的最大任務，而非小心地剝離、辨別、培養人才的忠誠對象。

事實上，我們從漢代的碑文就可以發現，所謂的“中正”職位，在東漢靈帝時代已經出現，所謂的九品中正制， 應該成為九品官人法，而非首創中正。

這個制度的核心，就是對新朝的“士族”，也就是新的“主流知識分子家族”進行釐定，並對他們的“權力傳承”進行制度化的傾斜和保護，而不必為“忠誠”甄別費神了。

但是， 新的問題產生了，那就是皇帝的“臣僚”選擇範圍只剩下了“主流知識分子家族”，他們以“官位世襲”替代了“爵位世襲”，成為了新時代的“世卿世祿”，而皇帝本身的“人事權力”還剩下什麼呢？

所以，本質上，並不是“唯才是舉”的人事政策被廢除，而是説舊的士族對於“忠漢”還是“忠曹”的二元悖論已經消失，人才只剩下“忠魏”一個選項，有士族，也是曹魏的士族，否則，就會被打擊、限制，最終消亡。

在此條件下，“文學之士”也就成了曹操“唯才是舉”引入士人唯一的“卓異之才”的亮點，其他的“攻守城池”、“野戰決死”，説得直白點，於“治世”無關緊要**，所以，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真正執掌中樞文書的，仍舊是文學之士**，以至於曹叡駕崩前秘書監孫資、劉放竟然能夠改變輔政親貴的人選，讓司馬懿名列輔政，其發言權和影響力毋庸置疑。

也就是説，曹操“唯才是舉”的“選人”後門並沒有隨着漢魏嬗代而關閉，恰恰相反，君主的個人意志和內朝的權力，大量附着於文學之士的選用和提拔，以至於夏侯玄、何晏這樣的人物，身為親貴也雅好文學，並令整個世風有所更張。

可見，“唯才是舉”的“魂”根本沒有死，反倒一直存活到南朝禁省之中，又歷南北一統，隋唐易代，與煌煌大唐相始終。

當然，那就是另外一個命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