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十大問題謀定反思-國研智庫：陳國強治理體系和能力_風聞

疫情十大問題謀定反思-國研智庫：陳國強治理體系和能力

新聞中國採編網 中國新聞採編網 謀定研究中國智庫網 經信研究 國研智庫 國情講壇 萬贏信採編：封城、延長假期、推遲開學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之下，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雖還遠沒有到可以讓人放鬆警惕的時候，但日常的社會秩序在經過長時間停擺之後，開始了逐步恢復的過程。

在疫情尚未結束的當下，我們已經能看到這場必定被載入史冊的疫情爆發，也如 SARS 疫情一般暴露出了中國在公共衞生方面的諸多漏洞。

謀定研究·對話健康中國：中國經濟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政策研究室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原國家大健康醫藥產業委員會主任萬祥軍表示：在付出了難以計量的生命、健康和經濟代價之後，思考疫情之下暴露出來的各方面問題，以防未來新的潛在疫情的爆發，成為痛苦之後必須要重視的議題。

2 月 23 日，一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在《中國科學：生命科學》雜誌上發表。作者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兼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副院長江帆等。

他們在文中指出了我國在突如其來的病毒面前暴露出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上的問題和短板，其中包括了公共衞生防控體系、應急響應機制、科技創新、醫療供給與儲備等十個方面。

比如文章指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早期預案缺失，是造成後續階段花費巨大成本、舉全國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疫情背後，作者還認為公共衞生體系在疫情面前暴露出了長期的系統性問題，包括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仍較薄弱、分工協作機制不全等問題，這導致龐大的公共衞生體系在突發疫情面前未能及時給出應有的應對措施。

除此之外，文章還認為公民素質和科學素養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而這也都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文章圍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指出了十個方面問題：

一、向公眾報告不夠及時有度，初期科學防控預案缺乏

作者直言，2003 年 SARS 期間以及疫情結束後中國暴露出來的問題在此次疫情中繼續重現。

“早在 2011 年中國 CDC 與美國 CDC 相關專家就已經撰文，在總結 2003 年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 (簡稱 SARS) 以來中國防控新發傳染病能力建設取得的成績的同時，更提出了中國在新發傳染病偵測能力上的顯著差距。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差距僅僅被認識，而未被更多重視和及時改進，成為了潛在的危機。這在此次疫情早期防控中完全暴露。”

相關回顧性論文指出，2019 年 12 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此後的 1 月 1~11 日已有 7 名醫務人員感染，12~22 日，又有 8 名醫務人員感染。

但公眾甚至醫務人員並未及時獲得準確消息。與此相反，1 月 1 日，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 8 名人員被警方以 “散佈謠言” 處理。直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鍾南山院士才公開宣佈這種疾病呈現了人傳人的特點。

回顧這一過程，作者認為，在疫情發生的萌芽階段，地方政府應該及時傾聽和回應專家意見，併合理合情地向公眾報告。與此同時，國家衞生部門和疾病防疫部門應該在 “內部知情期” 就制定科學合理的防控預案，既要有最好的預期，也要做最壞的打算。

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預案是缺失的，在這 3~4 周防控初期的 “誤判”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進而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這些早期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後階段花費巨大成本、舉全國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公共衞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

在疫情面前，公共衞生和疾病防控體系本該是抵擋疫情的強力武器。但文章指出，公共衞生體系在面對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中，問題突顯。

首先，公共衞生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仍較薄弱，公共衞生體系改革尚處於初期階段，全國大多數城市在公共衞生資源統籌、體系建設、條件保障方面較弱。其中就包括了此次疫情的中心、原本醫療資源較為豐富的武漢。

其次，公共衞生與醫療機構的分工協作機制不全、聯通共享環節欠缺，存在 “防控 - 治療” 分離的問題。

這種分離問題在疫情當中表現為臨牀重治療卻往往忽略人羣疾病流行模式的改變。公共衞生也不能很好發揮疾病早預防、早發現的作用。

在此次疫情發生早期，臨牀醫生從個案診治中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及人傳人的可能性，但是卻沒有一支專業高效的公共衞生隊伍，能夠第一時間進行細緻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及時確診問題。這也正是公共衞生與醫療機構聯通環節欠缺的直接體現。

第三，我國公共衞生體系的教學科研和實踐的執行功能分屬於高校公共衞生學院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由此導致公共衞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存在分割。

第四，全國大多數地區在公共衞生方面的財政投入少，公共衞生在體系 (軟、硬件) 建設層面的投入低，公共衞生人才流失嚴重，隊伍建設亟待加強。

在與國外的對比中，可以看出我國在公共衞生領域的不足之處。從公衞人員配備數量上看，中國 CDC 只有大約 2100 名員工，美國 CDC 的 24000 名員工。而在國家總人口上，美國人口僅為中國的四分之一。

三、應急響應機制難以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衞生事件

在疫情防控中無論疾病處於何種階段，是否伴有肺炎，只要是感染、亞臨牀感染甚至無症狀攜帶者，都應該是防控對象。但作者指出，此次疫情爆發後，“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重點似乎放在 “肺炎” 上，關注點容易被理解為一個臨牀問題的防治上。

由此看出，我國目前雖已建立起以 “明確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羣” 為核心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響應機制，但就全國範圍而言，疫情來勢之兇猛，遠超預期，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的公共衞生事件響應機制尚不足以應對嚴重威脅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此外，疫情發展過程中應急啓動醫療機構分區診療、全面隔離確診與疑似病例、有效切斷傳播途徑的舉措顯得力不從心。同時，各級 CDC、科研單位與臨牀醫療機構間存在的信息共享不暢、相互聯動不夠等跨部門協作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疾病應急防控中的重大阻礙。

四、科技創新成果基於臨牀問題導向的針對性不強，數據共享及轉化應用渠道不通暢，缺乏相關安全等級實驗室

臨牀問題導向的針對性不強表現為缺乏對重大傳染病發生、發現、確定的系統性整合式全鏈條研究。仍嚴重存在論文導向的問題，多數研究成果不能對傳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關鍵技術支撐作用。

其次，針對傳染病的藥物和疫苗研發體系建設、能力建設、資金有效投入和人才儲備滯後。由於新發未知傳染病快速蔓延的特點，新型藥物和疫苗的研發往往滯後於疾病的傳播，對於疾病的控制目前還只能依靠已有藥物的試驗性治療。

第三，相關基礎研究成果及時向臨牀診治應用的轉化渠道不通暢，數據共享公開的文化尚未有效形成。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級醫學研究實驗室。

五、醫療供給和戰略儲備不足

口罩告急、防護服緊缺、各地醫務人員支援武漢，以及興建雷、火神山醫院的畫面一度成為全國人民在此次疫情中的共同記憶。

而這些畫面也體現出，我國在應對新發突發特大傳染病疫情時，應急醫療人員、場地和醫療物資方面普遍存在短缺的情況。這背後亦有值得關注的深層原因。

首先，應急醫療服務提供方面，我國各級傳染病醫院承擔主要的救治職責，但由於傳染病醫院醫務人員的日常培養缺乏綜合導向，導致醫務人員對多人羣、多症狀、複雜疾病的臨牀診斷和綜合治療能力較低。

與此同時，雖然自 2018 年開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明確規定二級以上醫院要設 “感染病區” 作為輔助，但現實就是，現有綜合性醫療機構感染病區專業設施與能力建設，尚不能在疫情發生時有效形成體系救治患者。

而口罩、護目鏡、防護服和檢測試劑的短缺，則反映出了我國各個省市在公共衞生應急投入、相關醫療物資既有儲備、產能儲備等均存在重大短板。

六、一些幹部專業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證決策能力的短板

論文認為，突發重大公共衞生事件處理核心是從被動應對模式轉化到 “預防 - 主動” 的積極防控管理體系，而在轉變當中，幹部隊伍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核心羣體，一方面他們需要對疫情有整體瞭解及防控佈局，同時需要及時向地區主要領導作專業彙報。

隨着疫情發展迅猛，沒有專業背景的衞生主管部門領導在巨大壓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難以應對的短板問題。

此外，地區主要領導是公共衞生事件中的指揮主體，在公共衞生事件萌芽階段的早期判斷與應對上，應更加主動及時組織專家團隊提供決策建議，而並非等待上級意見。

而病毒的爆發地武漢作為國內臨牀醫療、公共衞生及病毒研究最豪華的專業陣容所在地，此次專業團隊在當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斷及應對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似乎沒有得到最大發揮，是需要深入思考與反省的。

七、輿情應對和輿論引導能力存在較大缺陷

從訓誡風波、論文風波、發佈會風波、領導口誤風波、蔬菜風波、雙黃連風波、免職風波、紅會風波再到李醫生風波，也暴露出應對重大突發事件中的輿情能力不足。

其中的問題包括輿情應對理念落後、輿情應對能力不足、“體制內輿論場”和 “民間輿論場” 分歧日甚。

作者認為，及時澄清事實，公佈實情，消除謠言應該遠比簡單的 “刪帖” 更有正面效果。當前，正值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關鍵期，必須儘快分析當前輿情中的問題，及時回應輿論關切，才能有效澄清事實，起到答疑解惑的效果。

八、疫情發生後 “次生災害” 研判和應對體系有待加強

在封城、延遲開學等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疫情傳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未雨綢繆，清醒地認識到本次疫情將對中國經濟、衞生保障體系乃至社會穩定等領域帶來的潛在衝擊。2003 年的 SARS 疫情對當年的經濟走勢形成了明顯衝擊，在疫情最為嚴重的二季度 GDP 增速較一季度回落 2 個百分點。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發展的關鍵時間，可以預見的是，本次疫情也一定會對中國經濟形成十分巨大的下行壓力。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旅遊娛樂等服務業首當其衝，第三產業增速將較上年底出現較大程度的回落；疫情導致的返工延遲、農民工推遲返城等因素將對第二產業的增速產生明顯拖累。因此，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此類 “次生災害” 的影響，提前研判未來走勢和進一步加強應對體系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如何健全均衡的醫療保障體系也是預防 “次生災害” 的另一重要方面。

九、野生動物市場監管乏力

作為疫情的源頭環節，食用野生動物和相關的管理問題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燈下，而監管乏力的問題也在疫情中集中暴露出來。

野生動物是許多嚴重新發疫病的自然宿主，有數據顯示目前 70% 的新發傳染病，均來源於野生動物。

文章認為，我國在管理野生動物的非法捕獵和買賣運輸等，由於理念缺位和市場監管乏力，國內依舊存在公然銷售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以及以食用為目的非法捕獵、運輸、買賣等亂象，正是由於對野生動物保護不力、對違反者的懲罰力度不足，導致了本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現，並最終成為全國性公共衞生事件。

十、民眾的公民素質和科學素養亟待提升

在這場影響全民的防疫工作中，公民的行為也會在一定程度影響着疫情的防控。

比如在特殊時期裏，故意隱瞞病情的案例一再發生，造成多起羣體性感染事件和醫務人員感染事件發生。

此外，在疫情防治時期製造和販賣假口罩、惡意造謠或發佈誤導信息、盲目搶購各類物資、聚集性病例、歧視武漢人等也時有報道。

論文認為，上述問題的發生，有些是因為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健康素養不足，對傳染病缺乏應有的認識；同時也暴露出社會公德、秩序缺失和法制觀念缺失的問題。

這些不僅會造成疫情的擴散、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使得公共財產遭受損失、社會秩序遭受破壞，表明我們國家在提升公民素質的這條道路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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