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什麼——要擯棄西方的“金本位”思想（之四•價格語言）_風聞

貨幣是什麼——要擯棄西方的“金本位”思想（之四•價格語言） “準備金”是央行防備商業銀行的“防火牆”，與住房抵押貸款一個道理，沒有什麼先進的。 人民幣是貨幣，是紙幣，是國家信用貨幣，是法幣。美元也是貨幣，是紙幣，是國家信用貨幣，是法幣。區別在於，後者是基於債務發行的，前者不是；後者發行機構本質上是私人銀行，前者不是。這是基本的事實。 比較中西貨幣史會發現，人民幣與美元以及英鎊、歐元等西方貨幣是兩種不同歷史淵源的貨幣。後者是私人信用（商業信用）上升為國家信用，前者是國家信用成為普遍的社會信用。 自宋元而明清，紙幣不能通行，表面看是國家信用出了問題，似乎是準備金之類的技術問題，其實不是，實質是國家不能對經濟全面管理，是對貨幣發行數量缺乏控制。 準備金央行貨幣體系，本質上還是一種貨幣拜物教，並不能對貨幣做出有效的合理控制，否則就不會出現經濟危機了。 中國古代一方面是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是集權不夠，是經濟集權不夠，官山海和税收如果都以紙幣支付，紙幣豈有無信之理？ 所以，用西方貨幣史，用現代西方央行制度貨幣，評價中國古代紙幣得失，是文不對題。 人民幣的歷史起源，既不是法幣金圓券的改寫，也不是英格蘭銀行制度的模仿，未來也不是美聯儲體系的山寨與附庸。而是古代法家思想的現代金融表現。 這樣，我們便理解了毛説的那句話，要秦始皇與馬克思結合。 這樣，儒法鬥爭的貨幣意義對於現代中國的現實意義就顯現出來了。看來，毛評法批儒，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一種紙上空談，而是涉及中國道路的基本政策的辨析、反思。 人民幣的誕生沒有貴金屬做“本位”，甚至也沒有“準備金制度”，但是，卻保持了——特別是前30年的——幣值穩定和堅挺。布雷頓美元説是金本位，其實從來也沒有按“金本位”本義發行和運作，“金本位”説廢除就廢除了，準備金制度也從來沒有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破產。 那麼，人民幣的誕生是以什麼保證它的堅實可靠呢？是對衣食的購買力，糧食布匹的足夠儲備，是人民幣早期發行的貨幣之母，人民幣是衣食父母之子，是“子母相權”這一古老貨幣思想與制度的復活。 中國是紙幣出現最早的國家。它有兩個根源，一是商業票據業務的便利化，同時也是商業信用發達的必然表現；另一源頭是財政管理的手段。人民幣從誕生到現在，是這兩個方面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統一。 在短缺經濟的極限假設條件下，糧食布匹是最有資格充當等價物的商品，一切商品都會指向糧食布匹。因而，紙幣充當糧食布匹等價物符號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相比之下，民國“金圓券”的設計思想就是典型的“貨幣拜物教”，是“拜金主義”。 《資本論》分析了這種拜金主義產生的根源和思維方式，可以説是貨幣問題的現象學。這是《貨幣論》的邏輯起點，正像《資本論》是以《國富論》勞動價值觀為起點一樣。 從人民幣與金圓券對立的歷史看，誰才是中國傳統的繼承者呢？貨幣文化、文明是基本的文化、文明，顯然，中國傳統的基本文明在人民幣上發揚光大，而不是金圓券。 某種意義上，（我的）《貨幣論》確實對《資本論》構成否定、批判、揚棄，從而返回《國富論》的基地，就是回到生產的市場分析與公債問題的統一，債務在《資本論》中的缺席，導致一種抽象的片面化。但是，如果把《資本論》當做一項未完成的工程，倒是另一問題。 債務貨幣不會自行增值，利息收入看起來的“自行增值”是一種假象，這個假象，讀過《資本論》的人應當明白，利息收入其實還是在分配剩餘價值，債務貨幣本身不能創造任何價值。債務貨幣是把債務關係作為一種更高形態的更一般的概括方式擴張到價值形式中去了。如果説，金或銀排擠掉了曾經的麻布，那麼，現在輪到金銀被債務排擠了。債務本身是可以交易的，正像勞動力是可以交易的一樣。如果讀懂了馬克思關於價值形式的分析，自然不難理解債務貨幣的秘密。 不同的是，債務把國家權力（的一部分）轉化為虛擬商品，而這之前，貨幣僅僅是現實商品內部的一極——商品自身包含着商品與貨幣這兩極或兩重性。 “金本位”與“準備金制度”在中國經濟學界盛行，本質是貶低人民幣原理，抬高西方貨幣原理，想用發黴的桃子騙取仙桃，是一種思想詐騙。 中國人只要在貨幣問題上不犯錯誤——顛覆性錯誤，其他問題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戰爭也不過死點人。但是，像明朝那樣突然出現銀荒，就萬曆十五年了。或者，像清朝那樣，鴉片換了白銀，戰敗賠了銀子，就徹底輸了。 歷史的看，明清白銀資本弱化了中國，強健了西方，中國財富和先進工藝技術換了一堆金屬，金屬的發行權還掌握在外人手裏，被人家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