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説：被歪曲和篡改的新疆（下）_風聞

關於寫一寫金庸對新疆歷史認知存在問題的文字，我想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我預料這個東西發出後，肯定是會有一大波反對意見蜂擁而至。

金庸在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被神化了。而一旦什麼人被神化，都無疑是會出現問題的。

不過還好，目前來看，上半部分的文字發出後，比我想象的要好些。

留言區有朋友留言説對這篇文字理解起來要有些難度。或許對一些人來説，的確是會有些難度，不知道我講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關於反面的意見，在發之前我便大致想過，大體上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一種會認為我對一部虛構的小説較勁，簡直是荒謬。

一種會認為我這是文字獄，上綱上線，文革遺風。

還有一種認為本身滿清就不是好東西，大一統也不是好東西，所以金庸説的好。

嗯，好吧，雖然我在行文中已經多處強調，我所説的不是小説能否虛構的問題，而是作者歷史觀、價值觀的問題，但是很多人還是有上述的看法。看來對部分人來説，要讀這樣一篇文字，還真是有一定難度了。

先説第一種反對意見。

留言區的一位朋友對此的留言就很有代表性，質問我：“難道還真有成年讀者會認為郭靖殺死蒙古大汗楊過 神鵰 古墓冰牀其人其事是信史？”

這就是屬於沒看懂我在説啥。

所以我的回覆是：“我所説的不是小説不能虛構，但是這裏面卻有個立場問題。你所説的神鵰、冰牀和這個不是一回事兒。就用你所説的《射鵰》來舉例，如果在金庸筆下，保衞襄陽城的人都被設定為邪惡的呢？大宋是一個邪惡政權呢？”

拿可以虛構的神鵰、冰牀或者上天入地的武功，來批駁我不應指責作者的立場，根本就是舉錯了例子，這種對話完全就不在一個頻道上。

這就像我們今天虛構一個二戰的小説，將裏面的希特勒設定成正面人物可以嗎？這個和具體情節的虛構不虛構有關係嗎？

以昆汀的影片《無恥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為例，同樣也是在真實歷史背景下進行虛構，最終硬是虛構成希特勒在電影院被衝鋒槍打成了馬蜂窩。

誰都知道希特勒最後是死於自殺，絕不會是死於一個電影院內，然而大家都能接受這種虛構，但是話説回來，昆汀再怎麼虛構，也不會把希特勒及其納粹成員“虛構”成正面人物。

▲  《無恥混蛋》中的希特勒形象以及最後喪命的電影院

如果不明白，我再舉一個例子。

《流浪地球》我們差不多都看過吧，裏面所有的故事都是虛構的，這毫無問題，但是，如果劉慈欣在小説中，將實施流浪地球計劃的中國人設定為自私、無恥，關鍵時刻貪生怕死的形象，你是不是可以説：反正是虛構的，那些較真書裏中國人形象的人，真沒常識，腦子都有問題？

所以，對第一種意見，我再次重申，小説虛構當然沒問題，但，如果你的小説在歷史觀、價值觀的立場上有問題，那就不是什麼虛構不虛構的事兒了，尤其是小説還是設定在一個真實的歷史背景之下的。

對於第二種意見，我坦白的説，對於這兩部小説，我只是就事論事而已，沒有，也不會給金庸扣上什麼居心叵測、賣國賊之類的帽子，就是本着這兩本小説中所寫的新疆來説問題，正常範圍的探討。我只不過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出來而已，至於大家怎麼認為，是每個人自己的事兒。

如果説我們連自己想正常探討的話題一出口，就被扣上文革遺風的帽子，那麼，這種扣帽子的做法才恰恰是文革式的。

大家都是喝狼奶長大的，先把狼奶吐乾淨了再説。

對於第三種意見，不爭論。你説大一統好也罷，不好也罷，説乾隆雄才大略也罷、暴君獨夫或者清朝就是從頭爛到尾也罷，見仁見智，這兩篇文字不是討論這個的。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單獨拿出來説。

在這裏我引用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裏的一段話：“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待時代隔得久了，該項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後代人單憑後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求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那隻能説是一種‘時代意見’。時代意見並非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歷史意見。”

共勉!

最後我再多説兩句。

第一句是：新疆歷史上的每一步都是用血換來的。

第二句是：對於我所説的《書劍恩仇錄》，或許只有新疆人才更能懂得我在説什麼。

接下來説説《白馬嘯西風》。

這部小説裏牽涉的新疆問題長遠了點，是唐代。很多人認為金庸之所以仇清、反清，是因為祖上的恩怨，查家的家仇。但如果你看完《白馬嘯西風》，估計就不會這麼簡單的認為了。

那麼在金鷹的《白馬嘯西風》中，筆下的唐王朝又是一個怎樣的形象呢？

《白馬嘯西風》據説是為了拍攝影視劇而專門寫的一部中篇，但最終卻成為金庸小説中，被搬上影視劇最少的一部，主要原因是存在諸如心理描寫比重過大等問題，不大適合用影視畫面再現。

▲  《白馬嘯西風》插畫

《白馬嘯西風》的時代和背景比較模糊，其實,故事在新疆的具體發生地也比較混亂，一會兒草原，一會兒回疆，一會兒又是高昌，這幾個概念實際在新疆是屬於不同地理範圍的。

▲  各種版本的《白馬嘯西風》

《白馬嘯西風》中並未特意交待年代背景，各種版本的插畫也不一樣，男性扎髮髻和留辮子的都有。但是書中有兩條線索都指向了故事發生背景為清代，第一是書中用了回疆這個名稱；第二是在説到高昌迷宮時，有距今千餘年來這樣的話。

前面説過，回疆，也就是回部的名稱是清代對南疆的稱呼，而李世民滅高昌是公元640年，加上一千年就是1640年的明末崇禎年間，再加上個千餘年的“餘”，怎麼着也到了清代。而且書中還提到了當時中原的繁榮與富足，那麼肯定不會是晚清，而只能是康熙到嘉慶這四代皇帝之間（當然所謂康乾盛世也不見得有多富足）。

但這樣的話，書中哈薩克人的存在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在清廷平定準噶爾之前，新疆是沒有哈薩克人的。即使後來清軍滅了準噶爾部，哈薩克人也只是從今天的哈薩克斯坦，越境到北疆的伊犁一帶放放牧，哈薩克正式大規模進入新疆是在清末到民國時期，因遭受沙俄迫害逃入中國。而且迄今為止，南疆，即所謂回疆，也沒有哈薩克人部落。

更重要的是，書中提供了高昌迷宮這個設定，書中的一些人物是守護這個迷宮的，迷宮又是在高昌城內的。那麼故事的發生地就比較明確，只能是吐魯番盆地。然而問題在於吐魯番也基本沒有哈薩克人生活。

我之所以説基本，是因為在整個吐魯番地區，只有位於托克遜縣北部山中的通溝村，有一個300多人的村落，其中有着200左右的哈薩克人，而且還全都是1933年從阿勒泰遷來的。

▲  今天吐魯番托克遜縣的通溝村村委會

但作為一個小説，這些都不重要。我再説一遍：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部牽涉到了歷史的小説傳遞給了我們怎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

小説中，金庸專門追述了一下高昌國的歷史：

“唐太宗貞觀年間，高昌國的國王叫做鞠文泰，臣服於唐。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鞠文泰對使者説：“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説，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裏啾啾的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唐太宗聽了這話，很是憤怒，認為他們野蠻，不服王化，於是派出了大將侯君集去討伐。”

這段敍述大體上沒錯，麴文泰所説老鷹與老鼠的一段話也是出自正史的原話，但是金庸卻在這段話中夾帶了私貨，不顯山不露水的偷換了概念，將李世民與麴文泰在經濟、軍事戰略上的矛盾轉移到了文化上。

增添了唐太宗李世民要高昌“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這一內容，將麴文泰所説的“各得其所”，曲解為：“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

而且在小説最後，金庸藉助主人公之口，説：“這個漢人皇帝也真多事，人家喜歡怎樣過日子，就由他們去，何必勉強？”

而所謂高昌迷宮內的珍寶，也不過是唐太宗所賜的“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

書中又藉助高昌人之口説：“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歡。”

金庸在這裏，完全背離史實，抹殺了歷史真相，將一個歷史上漢人的高昌國説成了異族城邦，直接鼓吹高昌自古以來就與中華文明沒有關係。

而事實上，麴文泰本身就是正兒八經的漢人，不光麴文泰的麴家，高昌大姓的張家、闞家、馬家、陰家、索家等等都是漢人，祖上全都是從今天甘肅一帶遷來的，比如麴文泰家就是從今天的蘭州遷來的。

我發現有不少人對高昌，都持有金庸的這一觀點，比如在前兩年黃曉明主演的那個《大唐玄奘》裏，麴文泰不僅穿着一身搞不清楚是什麼民族的打扮，而且説起話來跟外國人説漢語一樣怪腔怪掉，這不是搞笑嗎？一個蘭州人漢語能説成這樣？

▲  《大唐玄奘》中的麴文泰夫婦形象，把一個漢人政權的君王搞成了歐洲遊俠

簡單地説，自漢代以後，高昌從來都是漢人聚居區，即使是魏晉南北朝，內地是五胡亂華，打成一鍋粥，匈奴人、氐人、羌人、羯人、鮮卑人等等紛紛建立政權，高昌還是以漢人為主漢文化為主導的聚居區域，這一狀況直到安史之亂後，唐朝勢力退出西域，高昌的人口構成才逐漸改變。而且與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趕走唐軍，接棒高昌的，不是來自西面或北面的遊牧部族，而是來自南邊青藏高原的吐蕃人。

當然吐蕃人在高昌，或者説在新疆佔據的時間很短，只有五十來年，然後就被從蒙古高原西遷而來的回鶻人給趕跑了，回鶻人因此在吐魯番建立了第二高昌國，或者叫回鶻高昌國。

因此李世民除非腦子有問題，否則怎麼會去要求本就是漢人王國的高昌漢化？而事實上反倒是李世民有着鮮卑血統，李世民的奶奶和老媽都是鮮卑人，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以及往上幾代，都是鮮卑化很重的漢人，因此李虎還有着一個鮮卑的姓氏“大野”。

當然也有人替金庸補鍋，説雖然麴文泰是漢人，但在新疆這麼多代，早已胡化，而且高昌國有大量各色胡人，算不得是一個漢人政權。

這基本就是想當然的瞎扯，或者是鴨子死了嘴不爛的硬撐。

無論是史料還是今天出土的文物，都證明了高昌國就是一個漢人政權。

當時的高昌官員設置、行政管理、郡縣劃分都是漢文化的，比如官員就設立有長史、司馬、主簿等等，這些官員名稱有哪一個是柔然或者突厥的？

當時的高昌國在行政區劃上，劃分有田地縣、高寧縣、橫截縣、威神縣等等，而今天吐魯番的吐峪溝，因為溝谷不通，呈丁字形，所以當時叫做丁谷；葡萄溝由於氣候涼爽，山脈呈八字形，而被叫做八風谷。這些地名又有哪一個是柔然或者突厥的呢？就連高昌城本身的城門也分別叫青陽門、建陽門、金章門、金福門、玄德門等等。 

▲  今天的高昌城

至於在今天吐魯番出土的浩如煙海的文書，也都是漢文的，官方語言和民間語言都是漢語，從出土文書我們知道當時高昌的孩子所學的就是《論語》《詩經》《孝經》《春秋》等等。今天能見到最早的《三國志》抄本就是出自吐魯番的鄯善，時代為東晉。

▲  中華書局版《三國志》插頁

而如果説漢文佛經，那就出土的更多了。

至於伏羲女媧圖，應該都不陌生吧？這種典型的漢文化葬俗，漢代以後就不再在中原流行，但在吐魯番盆地從魏晉南北朝一直保留到了唐代。

其他如墓誌銘、鎮墓獸、隨葬人物俑、生肖俑、衣物疏以及出土的典型漢人食品等等等等，不勝枚舉。也幸虧是吐魯番乾燥炎熱，才讓這些東西保留到了現在成為鐵證。

所有這些，又有哪一點不能證明高昌政權的文化屬性？

▲  吐魯番博物館中眾多墓誌的一塊，完全是漢文化的東西。上面清楚寫着延壽四年。延壽是高昌國的年號，延壽四年即公元627年，距離高昌被李世民所滅還有13年

▲  不會有人告訴我餃子是胡人的食物吧？

作為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高昌有大量胡人的確不假，但這裏從漢晉到唐代始終是一個漢人性質的政權與聚居區域卻是無疑的，而且出土的墓葬也顯示，生活在這裏的胡人大都改為漢姓，有些已經完全按照漢文化習俗下葬。

這就像我們不能説唐長安城因為有着大量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以及高麗人、日本人，有着長孫無忌、哥舒翰、高仙芝、安祿山這些非漢人將相，就是一個非漢人政權一樣荒謬。

之所以在這裏要用這麼多篇幅來説明高昌國政權的屬性，就是為了要搞清楚金庸在這裏是完全編造、篡改了高昌國的歷史真相。從而將代表中央政權的唐王朝，塑造成為了蠻橫、狂妄、欺壓弱小的形象。而將原本是漢人政權的麴氏高昌包裝成異族政權後，更顯得悲情和令人同情。

不要以為金庸將麴氏高昌改為異族政權沒什麼大不了的，實際上這樣篡改之後，唐與高昌之間的性質就完全變了。唐王朝對高昌之戰成為完完全全的非正義之戰，中華文化成為了強加於人的可憎之物，不得人心，李世民的所作所為便是欺壓周邊的民族、消滅多元文化的自大狂。這一點，倒是和今天的白左，或者某些極端分子的觀點一致了。

然而事實上我們知道，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放和多元的朝代，大量域外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娛樂形式湧入唐朝。以至於“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而唐王朝重用胡人，一視同仁我們也是知道的，否則也不會有安史之亂。

那麼李世民攻打高昌國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是經濟上的矛盾。

我們看中國歷史就能發現，凡是強盛的朝代，都擁有西域。這是因為唯有擁有西域，世界才是通的，否則就是死的。唯有擁有西域，才能和西邊進行貿易，引進各種新技術。因為東邊是大海，那時候就算是跨過太平洋到美洲也沒用，美洲那時候還是蠻荒之地，南邊也是，所以只能向西。

用劉阿姨的話説，就是咱們這是塊文明的窪地，只有源源不斷的輸入才能保持強大，然後再傳輸給更窪的朝鮮日本東南亞。

中國是不是文明的窪地咱們先不討論，但是和西邊做貿易的確是很重要的。而高昌的位置，剛好在西域與中原之間。因而高昌的財政支撐，實際上就是對往來的商旅收税，也就是靠收過路費。

收過路費這事兒今天的咱們都感同身受啊，這玩意兒要是沒人抗議的話，只會越收越高，越收越不要臉。因此當時西域諸國就逐漸受不了高昌的關税，向唐王朝提出咱們能不能重新開闢一條道路，不再經高昌過來。李世民對此表示同意，於是就將漢代的一條已廢棄的故道重新開通，繞過了高昌。這下高昌就扛不住了，沒錢了。

因此高昌選擇就是倒向了西突厥，同時攻打西域諸國等等。李世民自然坐不住了。這是經濟上的原因。

其次，李世民攻打高昌還有戰略上的原因。

這個道理也很簡單，西突厥等北方遊牧部落對中原王朝始終是威脅，要擺脱被動，那就要控制西域，斷其右臂，佔有戰略空間。漢武帝當年對匈奴就是這麼做的，要不然你以為張騫出使西域是觀光旅行嗎？

那麼高昌倒好，恰恰與西突厥結盟，截殺使節商旅、攻打屬國什麼的，直接把路給斷了，而且麴文泰還收留唐朝的逃亡人員和要犯，李世民要求麴文泰將這些人引渡回來，也遭到了拒絕。這也就是説，攻打高昌，不僅僅是為了解除草原上西突厥等遊牧部落的長遠威脅，更是要解除高昌這個橫在眼前的威脅。這個威脅一日不除，中原一日不寧。

當然李世民也期望這事兒能和平解決，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在早期的時候，麴文泰曾經到長安覲見李世民，就認了麴文泰的妻子為妹子，封為常樂公主，這樣麴文泰就成了李世民的妹夫，成了一家人。而當雙方鬧得不愉快之後，李世民給麴文泰寫信勸説，希望能挽回局面，同時召麴文泰前往長安。但都無效。於是派侯君集出兵，最終滅了高昌。

這一段歷史其實很有意思，也很有寫一寫的必要，有機會了我會專門寫寫。

▲  侯君集畫像，大概是因為其最後被李世民處死，所以沒給正臉

通過與真實的歷史對比，我們很容易看出金庸完全更改了整個事件的性質，那麼金庸想要以此表達的信息什麼呢？是中央王朝可憎？大一統可憎？漢民族可憎？還是中華文明可憎？或者説中國就不應該擁有西域？

金庸如果是一個一般的作家也就罷了，問題在於金庸好像還當過歷史學的博士生導師，這就讓人不由得不多想幾個為什麼了。

當然你也可以認為金庸之所以立場如此，就是為了寫的小説好看，或者在反思中華文明的時候，有點偏頗。

我再次申明，小説你可以隨便虛構，但是立場卻不是。

通過《書劍恩仇錄》與《白馬嘯西風》兩部小説，我們可以看出金庸對於新疆的歷史觀是一致的。這個一致，就是對新疆的分離與去中國化是支持的，至少是同情的。

我説過，我不是金庸迷，更不是所謂研究“金學”的什麼專家，只是恰巧生在新疆長在新疆，對新疆的歷史有一點了解和思考，對於新疆，愛之切，痛之切。因而對關於新疆的內容比較敏感，看到了，便不吐不快。

對於一個真正的新疆人來説，看到我寫的這些文字，我堅信是完全能夠理解我的想法和心情的。但我這些文字顯然不是隻給新疆人看的，而是希望能與更多的人分享，讓更多的人自己理解和判斷。

而對於金庸，我還是與上篇開始的時候，所説的一樣，依然認為他是一個異常傑出的華語作家，也有着廣博的知識，他的作品對華語世界，甚至對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整個文明圈，都有着巨大的影響。

但是這不代表金庸是神，不代表他樣樣精通，而且也正因為他巨大的影響，他的立場，才顯得尤為重要。

作者：半路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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