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星”到“飯圈”：人類偶像崇拜發展簡史_風聞

最近，科技圈、傳媒圈、公關圈、電競圈等都紛紛向飯圈發來賀電，強勢圍觀。

“出圈”的原因，則是AO3、LOFTER、STEAM等大眾平台，因某明星粉絲集體舉報而陷落，甚至雲盤、豆瓣等公共產品都因在應用商店被粉絲“惡意一星”而受到波及。由此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直接影響了許多普通人的正常網絡生活，這也讓“飯圈文化”成功出圈、人人喊打。

作為一個24k純度的“路人”，為了讓大家更有知識含量地吃瓜，我們對人類追星曆史進行了一番梳理，以更全面地瞭解偶像與粉絲的重重羈絆。

刻在人類基因裏的偶像崇拜，並不羞恥

追星、成為某個人的粉絲，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甚至今天諸多狂熱粉絲的行為，可能都是前輩們玩剩下的。

比如在明代小説《喻世明言》中，就通過一篇《眾名姬春風吊柳七》講述了當時的追星族煙花歌妓們對詞曲家柳永的痴情。當時在汴京的大小妓院裏，都流傳着“不願穿綺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的歌謠。

當然，小説是虛構的，要是放在今天的粉圈，那就是寫“我家哥哥”的“同人文”啊，柳永的事業粉絕對會想那些歌妓院子給推咯~

偶像崇拜也並未侷限在某一個特定圈子裏面。

比如高官蔡邕就是東漢末文學家王粲的“真愛粉”，聽説其上門急的“倒履相迎”，還要把自己家收藏的書籍都交給他來傳承。

杜甫也是李白的“頭號迷弟”，一生給他寫了十五首“彩虹屁”（劃掉）詩歌，像什麼《贈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夢李白二首》之類的。“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用飯圈的話來説那就是“我家哥哥怎麼這麼不羈有魅力A爆了啊啊啊啊啊”

可惜，這一腔深情李白表示“婉拒”，因為他崇拜的可是南北朝詩人謝靈運，在詩中引用謝靈運的詩句共110次，大概就相當於改了一百多遍QQ簽名吧。

當然咯，謝靈運也有自己的偶像……停！禁止套娃！

所以説，現代人的追星戲碼真的是不夠看的。正如英國哲學家托馬斯 · 卡萊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所説的那樣—— 世界的歷史 , 歸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過的偉人的歷史。有點粉絲團不是再正常不過了嗎？

當然，有人會説，崇拜牛人可跟現在的娛樂追星不一樣，偶像一點業務能力都沒有，粉絲就是看臉！

這你就高看古人的審美情趣了，“看臉的世界”可從來沒有變過啊。

比如《世説新語·容止》就記載，“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因為長得好看帥氣，街上的婦女都手拉手堵住他不讓他走，這不就是今天的“送哥哥上下班”嗎？

再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兩大帥哥男團（唯粉們別罵我），潘安和衞玠，不是出門被一羣姑娘追着送禮物，就是直接被粉絲組成的人牆給看死了……

看來，偶像崇拜也是人的本質之一啊。

別掙扎了，追星是人類的本質

回顧一下人類的追星史，可以發現背後其實是由三重不由人意志為轉移的力量所推動的。

第一重是社會進化帶來的宗教轉化。

我們知道，中世紀以前，宗教是絕大多數人靈魂的棲憩之地，但科學的發展和工業性的進步，讓許多人開始從原始宗教信仰中剝離出來，但通俗文化中同樣需要“精神麻醉劑”，所以對偶像的崇拜某種意義上也就表現出了一部分心靈撫慰的宗教智能。比如上萬美國青年徒步到紐約，只為了參加伍德斯托克的搖擺舞節，鮑勃·迪倫的數十萬粉絲在演唱會後，點燃了火柴和打火機，將廣場照亮，即使是最狂熱的宗教集會也要相形見絀。

第二重是成長階段中必然的心理依戀。

當然，絕大多數粉絲在追星時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想“填補空虛”什麼的，只是下意識地對某些對象產生了心理訴求。

而現代精神分析學已經證明了，這是人在特定年齡，由於模仿與學習的天性，所產生的青春期的伴生物。

心理學家艾利克森將這一階段稱之為“次級依戀”, 即從主要依戀父母轉向成年依戀。人們會尋找那些身邊環境所接觸不到的人物形象作為偶像和榜樣，取代親友、父母等成為新的被依賴者，是全世界人類在青春期或多或少都會出現的心理現象，有的甚至會在成家立業後繼續存在。

第三重則是兩性意識萌發後的情感映射。

對偶像的依戀也有不同，比如有的是浪漫式依戀，即希望成為偶像的戀人，也就是常説的“女友粉”；有的則是認同式依戀，也就是成為偶像那樣的人，類似李白、杜甫這樣的“事業粉”。

而有調查顯示，狂熱崇拜者往往都有着非常高的情感投入，即浪漫式依戀，都曾幻想過與偶像獨處，併發生進一步交往。

這種青春期的特殊階段，也導致“追星”必然摻雜着非理性和盲目的一面。

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嶽曉東在《我是你的粉絲——透視青少年偶像崇拜》一書中，認為崇拜偶像是他們走向社會之前的人生準備 ，也是心理發展的必要過程。

在此，我們也不希望社會簡單地用“腦殘粉”“不務正業”等概念來理解追星行為，並一棒子全部否定。唯有用同理心來理解粉絲羣體的行為邏輯，才能真正讓追星文化向更美好的方向進發。

現實唯唯諾諾，網絡重拳出擊：“粉圈文化”是如何煉成的？

可能會有些家長或中老年路人，一聽到粉絲倆字就表示“不聽不聽，王八唸經”。誰還沒有幾個偶像了？

今天這種催化了負面影響的“粉圈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正所謂“時勢造英雄”，我們不妨先從中國現代史的角度，來捋捋偶像崇拜的幾個關鍵時期：

第一階段：建國後到五六十年代。

今天的小朋友認知該時期的偶像，可能都是通過“那年那兔那些事”等作品，從其中頻繁出場的人物就能看出，當時青少年崇拜的主要是戰鬥英雄、道德典範、建設英雄之類的人物。

比如“向雷鋒學習”可能是中國青年“追星”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跨度最大的一項活動。

第二階段：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末。

該時期大眾文學和通俗文化開始興起，他們帶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輝，快速孵化出了一批偶像。

被稱為“朦朧詩人”的北島、舒婷、顧城，在北大校園彈着吉他的高曉松，武俠小説作家金庸，言情代表瓊瑤、三毛，甜美歌后鄧麗君等，讓長期被正統文化薰陶的年輕人有了一種新的文化享受。

當時也正值國家破陳崛起之際，中國女排世界第一個“五連冠”的成績也迅速掀起了大眾的崇拜浪潮。

當然，伴隨着港台、韓國等文化浪潮的“驚濤拍岸”，影視劇音樂等娛樂明星開始風行一時，並由此開啓了令人側目的“迷之追星”。

比如競爭激烈的唱片行業，譚詠麟和張國榮就一直都被作為對立面來解讀，最後發展成“明星平和共處，粉絲相互謾罵”，兩派歌迷非吵即罵，甚至肢體衝突，史稱“譚張爭霸”。

這場爭鬥，也最終以譚詠麟在1987年宣佈不再領取競爭性獎項和張國榮1989年正式宣佈退出樂壇而告終。

類似的鬧劇在市場催化下並不罕見，1993年宋丹丹、趙麗蓉、郭達表演的小品《追星族》，就通過女中學生的滿嘴港普和滿屋海報，將“追星”與幼稚等同了起來。

加上上個世紀90年代末韓國流行文化風靡一時，“韓式造星廠”的工業化流水線體系，迅速為市場交付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一茬茬的歌星、 影星，刺激了種類繁多的衍生消費品，“哈韓”開始衝擊本土傳統。自此，追星新範式由此開始走向失速。

（韓國“造星工廠”SM公司）

第三階段：新世紀互聯網下的偶像。

在很多人眼中，20年的跨度似乎已經孕育出了數個代際的不同偶像，甚至今日的00後已經將70後看做“不會上網”的一代。

但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偶像邏輯有其一致性。

一方面，伴隨着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相繼崛起，粉絲文化開始呈現出個體主導的特性。比如從2005年的“超級女聲”“快樂男聲”“星光大道”，到今年的“創造101”等選秀綜藝，開啓了一個粉絲文化具備話語權的“造星時代”，由此讓粉絲在對偶像實現情感依戀的基礎上，開始向創造者、孵化者發展；

與此同時，資本的介入使得娛樂偶像開始呈現品牌化。其中既有像F4、東方神起、飛輪海、偶練男團、火箭少女等團隊偶像，也有一系列個人流量品牌（求生欲很強，粉絲放過我T^T）。從資本的單向營銷，到偶像與粉絲的社交媒體互動；從工作室向下輸出，到粉絲自組織的向上影響，當下的“粉圈文化”也逐步成型。

如果非要為追星行為的變遷趨勢做一個小小的總結，我們不難看到以下幾點變化：

1.追星對象從單一到多元。

其中，既有價值觀的多元化，比如從政治人物、官方偶像向娛樂明星的變化；也有次元壁的多元化，追星者不再侷限於崇拜真實的三次元人類，符號化的形象如哈利波特、海賊王、漫威英雄等一系列文化產品角色也開始受到追捧。表現在娛樂明星工業上，也就誕生了“人設”這一概念，從這個角度看，流量明星或許是一種2.5次元物種吧，既是真實的人，也是完美的紙片人，妙啊。

2.從精神楷模到情感依賴。

當偶像不再是由官方和父母來指定，當年輕一代開始擁有偶像的“出道權”，那麼像張海迪這樣的精神楷模自然就難以引起共鳴，而沉澱在“養成遊戲”中的時間和精力，都會轉化為粉絲對偶像的情感羈絆，“追星”也就從樹立人生範本開始向娛樂化轉移。

而大眾娛樂市場是需要金錢供養的，這也就讓消費行為開始在追星中佔據主要份額。舉個例子，今天偶像團體向粉絲售賣的“握手券”“擁抱券”，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劉德華玩剩下的，2001年9月，在武漢的個人演唱會上，主辦方就以3600元的價格出售與劉德華手持鮮花擁抱合影的機會，萬元還能享受合影擁抱、長談三分鐘等待遇……

除了早期的購買偶像作品、專輯、購買演唱會門票、代言周邊等等，發展到後來的以明星名義捐助慈善活動、為明星上天冠名星星下海買個小島，都是常見操作。

3.從長期認同到短期支持。

如果你認為，“你我本無緣，全靠我花錢”會讓粉絲的愛更長久，那也是很天真了。由於對偶像形象的認可並不是出於價值觀層面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作為“品牌商品”打造的偶像對粉絲的吸引力也更為短暫。

因為偶像的“人設崩塌”“失格行為”而脱粉、爬牆，都是常有的事。換部熱播劇、新番就有了“新老公”“新老婆”，都是常有的事。

這也就導致商業資本愈加追求短期內的“偶像價值最大化”，走紅後用代言銷量、各種衍生產品來快速消耗粉絲的口袋，用“虐粉”“固粉”等套路來延長粉絲情感週期，操作媒體資源來持續獲得曝光等等，都成為今日之流量的常規操作。

至於偶像的業務能力？你看不到他們有多努力嗎？！

變化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當下“飯圈文化”為人所詬病的三個核心問題：

1.過度的情感控制。

此前，粉絲和偶像是完全不對等的位置，而當粉絲直接參與了偶像/明星的孵化過程，會在心理上對自己和偶像的感情產生強化，從而產生了過度的控制慾。

比如不允許偶像談戀愛，知名流量鹿晗公佈戀情的當天直接導致大批粉絲崩潰，甚至“脱粉回踩”。

有的甚至開始侵犯其他人的合理權益，比如崇拜者可以隨時終止追星行為，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但在飯圈，不僅追星要求“純潔化”，同時喜歡該明星和別人的“cp粉”就成為被“唯粉”鄙視的對象；而且一旦提出非議就會被在社交媒體“反黑”“卡死”。

由此則引申出第二個問題——

2.不合理的選擇認同。

人們在進行社會交往時，會對不同對象的品質進行理性的思考，正視他人的缺點和不足，進行合理的批評和接納。

但粉絲很容易產生“暈輪效應”，即從偶像某些比較優秀的局部特徵推斷整體，將其完美化，進而對偶像的所有言論和行為給予無條件地支持，甚至將這一標準延伸到了“路人”，也就是每一個並非粉絲的普通人身上。

在社交媒體上，因為無意間提到了某位明星而被其粉絲有組織地羣起而攻之，想必大家都沒少見到。

3.無節制的投入行為。

正常情況下，追星僅僅是部分時期、部分情況下的心理需求，並不會讓個體對真實的社會生活產生障礙。

可一旦粉絲開始無法控制自己對偶像的熱衷，比如未成年人付出極多的金錢和精力去追逐偶像，對個人和社會的交往需求程度不斷降低。因偶像問題與現實中的親朋好友產生激烈衝突，甚至影響了自己的學習和生活，就已經開始出現病理性的症狀。

當然，病因並不是大眾酷愛用來形容的“腦殘”，而是“偶像崇拜症候羣”。

英國心理學家研究顯示, 1/3的英國人都是不同程度的 “偶像崇拜症候羣”, 其中2%最嚴重的患者，還會出現妄想症狀，認為自己與偶像有密切的關係，偶像知道他們的存在，並且甘願為了偶像撒謊，甚至犧牲性命。

山川異域，粉絲同病。聽起來是不是挺可怕的？

崇拜偶像原本是人類共有的合理行為，但一旦走向偏執，粉絲宣泄的場面就如本文開篇所言，讓全社會為之買單。

“粉圈文化”背後的兩隻推手

將鍋徹底甩給粉絲羣體也有失公允，畢竟其中還存在着不少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羣體。

誰是推動“粉圈文化”的背後那隻手？恐怕是今日我們必須去拷問的。

想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向產業上游去追尋答案。

首先，偶像建構過程，已經變成了官方、資本、個體的三位合一。

簡單點説，原來的偶像是官方主導，此後是娛樂市場引領，如今是個體主動選擇。我們發現當下的造星路徑，往往是資本推出一個“鮮肉拼盤”，粉絲們各取所需，然後擇其優者重度打造，官方再引入優質偶像來參與公共事務宣傳。

這就導致，商業的運作規律，即（偶像個人）形象的流通先於物品（娛樂產品）的發售，就是先打造明星，再請粉絲買單。既然如此，“媚粉”即迎合粉絲的審美需求就成了“優勝劣汰”，偶像為了維護“人設”而少發聲、多圈粉，也就成了必然選擇。

今日粉圈取向的低齡化、美型化，在攫取了足夠的資本養分後，也進一步侵蝕了非粉絲的文化消費空間。“有鮮肉=大爛片”的影視圈規則，何時才能改變，恐怕取決於資本市場聽到的是何種聲音。

同時，媒體的“泛娛樂化”，也是粉圈文化盛行的另一推手。

大眾媒介，尤其是數字媒體，本身是一種彌補人類社會交際的重要存在。舉個例子，當你獨處時，藉助媒介（互聯網、電視、電台）可以幫助你快速找到一個乃至一羣夥伴，他們會成為親密陪伴你的“私人朋友”。既然是“準社會交往”，那麼媒體選擇呈現什麼樣的人物，就至關重要了。

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所説，媒介對於文化精神重心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那麼，我們的媒介經歷着什麼呢？

最為明顯的變化是，市場化競爭讓新聞媒體開始千方百計迎合受眾或金主爸爸（廣告主）的需求，即使它格調不高。

這也是説明了，為何明星緋聞總能屢屢上熱搜，為何每次粉圈事件都有營銷號和KOL站隊，限娛令依然不能阻止娛樂快餐被一盤盤端到觀眾面前。

固然可以説這是媒體為了生存自救的無奈之舉，但結果也是愈來愈顯示出這一“社會公器”在引領社會風潮上的無力與蒼白。

別問為什麼社會精英們集體失語，不去主導輿論了。事實證明，在這個“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精英羣體們的話語空間也在日漸被通俗文化所擠壓。

所以問題來了，追星文化發展到今天，是否到了必須發生改變的十字路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個全社會必須面對的重要命題，這意味着，依靠“互相舉報”這樣訴諸官方的做法並不能發生有效的改變。

正如印度封殺了部分短視頻平台，對全民追星進行深刻反思；日本也建立了專門的明星團隊引導追星，韓國每所中小學也都配備了心理輔導，以便及時解救“明星中毒”。

我們無法給出什麼振聾發聵的建議，就像無力將被飯圈波及的平台打包挽救回來一樣。

哈貝馬斯曾説過，現代社會要靠三種不同的媒介來維繫：一是貨幣或市場，二是行政管理的力量，三是共同的價值、語言、文化等來實現一體化。

那麼在偶像塑造上，媒介是否應該站在大眾文化層面，不再囿於資本提供的“人設”，而是遵循社會統一的價值參照體系，對偶像作為公共人物的才能、道德、參與性等多元屬性進行拷問？

一旦先將偶像崇拜異化，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那麼不敢站在粉絲的對立面，就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莫比烏斯環”。

一個健康追星的人，能夠在與偶像的“準社交”中汲取能量，忘卻煩惱，迴歸現實世界時也會更加充滿力量。同樣，一個優秀的媒體也應該在資本和公器之間築起“防火牆”。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希望一切都能變得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