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星族”到“飯圈”——我國粉絲組織的“變”與“不變”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青年研究

**摘要:**為偶像爭取新浪明星超話頭把交椅的“坤倫”粉絲大戰引發了多方討論，是否真的如很多人感慨的那樣“年代差異，追星有壁”?本文通過梳理我國粉絲文化三個不同階段粉絲組織的發展軌跡，指出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娛樂工業的發達以及造星方式的變革，我國粉絲組織的嚴密程度不斷增強，但粉絲組織領導者的特徵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儘管由於所處的社會文化及技術背景不同，不同階段的粉絲文化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代際差異”，但這些差異並非不可調和的對立矛盾，更沒有孰優孰劣的高下之分。

**關鍵詞:**粉絲文化;粉絲組織;粉絲社區;飯圈

2019年7月中旬，以新浪微博為基地的網絡粉絲社區爆發了一場“世紀大戰”，對戰雙方為周杰倫的粉絲與蔡徐坤的粉絲。“戰爭”的導火索是一篇名為《周杰倫微博數據那麼差，為什麼演唱會門票還難買啊?》的豆瓣網帖。在該帖子中，一位豆瓣網友真誠提問:“總有人説周杰倫演唱會的票難買，可他微博超話都上不了排名，官宣代言微博的轉評贊都沒破萬，他真有那麼多粉絲嗎?”

帖子一出，無數聽着周杰倫歌曲長大的網友感到非常震驚與困惑。隨後，該話題發酵到朋友圈、微博，引起了不少人關於追星方式差異的討論。到了7月20日，事件進一步白熱化，許多非傑迷的“中老年前輩粉”與傑迷團結起來，誓要在新浪超級話題(以下簡稱“超話”)這個最新網絡粉絲社區裏，與“小年輕流量粉”的典型代表蔡徐坤粉絲一決高下。

這樣一場近乎狂歡的網絡粉絲大戰，最終以眾網友將周杰倫送上明星超話第一的位置，蔡徐坤粉絲團發佈聲明宣佈自此退出微博各項數據榜單的競爭為結局宣告落幕。但其引發的爭論卻並未隨之結束。從周杰倫到蔡徐坤，追星的方式和邏輯發生變化了嗎?是否真的如很多人感嘆的那樣“年代差異，追星有壁”?本文試圖通過分析我國粉絲組織在不同階段的“變”與“不變”，來回答以上問題。

一、軌跡:從“追星族”到“飯圈”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説，“對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強烈的興趣或讚賞的人”都可以被稱為粉絲[1]，那麼粉絲古已有之。然而，無論是從實踐還是理論的角度出發，真正的粉絲的出現與電子媒介的發展以及大眾文化的興起緊密相關。他們是“與文化文本及對象形成持續的、有意義的情感關係的消費者及用户”，不僅“規律性地、情緒性地投入一個敍事或文本”[2]，而且將這種閲聽行為轉譯為一些類型的文化活動，與他人分享關於文本的想法與感受，加入討論共同話題的社區[3]，甚至創造新的文本。

作為現代工業與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大眾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市民文化，“就此意義而言，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眾文化”[4]。及至改革開放，與其一同到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標誌着新時期中國文化的轉型，並逐漸開啓了中國社會的大眾文化時代。尹鴻指出:“這個時代是隨着中國一元化政治文化的解體和人文主義啓蒙文化的衰落，隨着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變革進程的深入，隨着大眾從文化學習到文化消費的心理變化而進漸到來的”[5]。與此同時，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媒介在我國也得以迅速發展，這不僅為文化產品的批量生產和廣泛傳播奠定了技術基礎;而且電子媒介以視覺形象為主要傳播符號的特徵也降低了文化接收的門檻，使其傳播的內容能夠達到更為廣泛的人羣。

在此背景之下，粉絲文化逐漸在我國獲得了落地生根與生長髮展的土壤。就我國的粉絲文化發展而言，大致可以粗略地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先於內地發展崛起的港台大眾文化作品大量輸入，以香港“四大天王”為代表的港台明星紅透大江南北，在內地也掀起了一股追星狂潮，“追星族”這個以學生為主體的羣體開始走入了人們的視野。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追星族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追星族也變成了狂熱地崇拜和追逐影視歌星的一羣人的代名詞。1993年，在中央電視台35週年台慶晚會的舞台上，郭達、趙麗蓉、蔡明主演的小品《追星族》就以詼諧幽默的方式充分展現了“追星”這一現象和“追星族”這一羣體在當時的社會熱度及其引發的各類爭議。第二階段以2005年締造了中國電視史上許多奇蹟的湖南衞視的《超級女聲》為起始點，“玉米”“涼粉”“盒飯”等羣體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與高調姿態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打破了以往人們對於追星族的傳統印象。他們不僅到節目現場高舉燈牌、高喊口號為所支持的選手助威，而且通過手機短信投票等方式表達態度，甚至製作了大量的宣傳材料有組織地向他人推廣自己的偶像，號召更多人投票，將這場選秀變成了一次“全民參與”的狂歡。至此，選秀節目如雨後春筍般在我國電視屏幕上發展起來;作為fans的音譯詞，“粉絲”不僅開始為人熟知，逐漸將“追星族”變成一個歷史詞彙，而且粉絲的規模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羣體。第三階段則大概以2014年為分界線，伴隨着以解約歸國發展的鹿晗為典型代表的大量“小鮮肉”“流量明星”的走紅，粉絲經濟成為大眾文化產業的重要一支。一方面，粉絲電影票房飄紅，各類IP產品盡享粉絲紅利，粉絲展現出驚人的消費力;另一方面，業界的粉絲營銷意識不斷提升，粉絲營銷手段不斷更新，粉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到了2018年，《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等偶像養成類綜藝節目將飯圈女孩更進一步推向前台，超乎普通觀眾想象的飯圈生態更多地為人所關注，飯圈文化也逐漸成為一個顯著的青年文化現象，甚至多次在主流話語中成為被認可和鼓勵的合法性存在。

二、變遷:粉絲組織從鬆散到嚴密

在此次與蔡徐坤粉絲較量的過程中，不少初代追星族與二代粉絲第一次被科普了新浪超話這一最新網絡粉絲社區的“玩法”，聽説了“合理拋分”這一打榜策略以及“打投組”“數據組”的存在，更在競爭白熱化階段感受到被總是相差“10萬影響力”支配的無奈時，發出“流量粉絲組織嚴密有序，實在太強了”的感嘆。實際上，從追星族到粉絲再到飯圈，粉絲組織性的不斷增強，的確是粉絲文化變遷的重要特徵。

1.不同階段我國粉絲組織的特點

從粉絲行為來看，追星族的活動往往比較個人化，是原子式的。追星族的重心在“追”，即跟隨所迷戀崇拜的偶像的腳步。這意味着他們的主要實踐是參加演唱會、按時收看相關節目、到電影院觀看電影、購買和收藏雜誌等一系列閲聽偶像相關文本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大多是追星族自發的個人行為，相對缺乏組織性和統一性。

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組織。事實上不少明星都存在着線下的歌迷會或者影迷會，甚至有的延續至今，只是受到地域差異等方面的限制，活動範圍和頻率較為有限而已。為了方便管理，線下的歌迷影迷會也存在所謂的“會長”及“秘書長”這樣的管理人員，不過由於時空限制、信息通達性較差以及需要繳納“會費”的原因，這一時期的粉絲組織加入成本相對較高，因此會員人數有限，管理任務也相對單一。早年間劉德華的歌迷影迷會、張學友的歌迷會等都是這一粉絲組織形式的典型代表。

到了第二階段，以李宇春的粉絲“玉米”為代表，粉絲的組織化程度得到了提升，不再那麼鬆散。這主要得益於幾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自《超級女聲》以來，電視選秀節目火爆熒屏，更多的大眾文化文本以及偶像被製造出來，使得粉絲的規模出現了爆炸性擴張。與此同時，粉絲組織活動的目的性也更為明確—幫助偶像從激烈的選秀競爭中脱穎而出，並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原先總是個別行動的粉絲們集結起來，以組織的形式積極參與短信投票、建立公益基金，不斷刷新紀錄的短信票數和公益基金累計金額，一度成為了媒體報道的對象。

其二，隨着網絡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普及程度的提升，互聯網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而是進入了人們日常的生活中，其跨越時空障礙的傳播特點為粉絲建構更大規模和更為穩定的統一組織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日漸興盛的BBS網絡論壇以及隨着“超女”火爆起來的百度貼吧保障了粉絲組織活動場所的低門檻和高容量，越來越多的粉絲可以通過互聯網找到擁有共同興趣的人，從而結成粉絲社區，粉絲組織規模大大擴展;另一方面，QQ羣這種即時通訊工具又強化了組織內部粉絲之間的親密聯繫，使得粉絲組織的活動更為直接、高效。

其三，通過網絡結成社區後，粉絲組織內部成員間圍繞元文本以及脱離元文本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愈發頻繁，產生了數量驚人的“粉絲交談”文本。粉絲的創造性和分享性也在網絡社區內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由粉絲所創造的次文本不僅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類型非常豐富，包括粉絲小説、粉絲漫畫、粉絲視頻等一系列粉絲藝術形式。在粉絲組織內部，這些文本被當作一種禮物進行免費共享，不僅維持了組織的生命力，激發了組織的活力，更增加了組織的凝聚力。

為了適應這些變化，這一階段大量的粉絲組織形成了分工明確、層級分明的管理結構。以百度貼吧為基地的粉絲組織為例，通常就包括了吧主、小吧主、圖片小編、視頻小編、外交組等管理人員。其中吧主的權限最大，包括帖子管理(刪除、置頂、加精)、ID/IP管理(查封及解禁)和組建吧務團隊、設立相關貼吧等其他管理權限;小吧主由吧主設定，只有刪帖的權限;而圖片小編、視頻小編、外交組的主要工作則是協助吧主和小吧編輯管理貼吧內的視頻、圖片以及與其他貼吧進行溝通交流，例如發表外交帖等等。

進入第三階段，造星方式的變革以及社交媒體、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助推了粉絲的這種組織化。

一方面，過去的明星需要依靠具有大眾識別度和影響力的作品才能獲得人們的認可，吸引人們的關注，進而形成忠實的粉絲羣體。但在社交媒體和大數據時代，許多明星不再依循傳統的成名路線，而是在通過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低進入門檻的社交類媒體聚集了一定數量的粉絲之後，反向引發大眾媒體的關注，獲得在大眾媒體登場的機會，從而進一步提升知名度，擴展粉絲的數量。這意味着，粉絲對這些明星而言，有着更為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儘管粉絲歷來都被視為狂熱的消費者，但社交媒體和大數據使得粉絲的消費能力和消費行為的可見度大幅提升，相關行業能夠採用更有效的策略引導粉絲的行為，進而將他們更深地裹挾進明星產業鏈中。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為了讓偶像獲取更多的機會，粉絲都不得不以經濟投入、時間投入和情感投入等方式參與到明星的製造過程中。

在這種背景之下，粉絲組織之間的競爭更為白熱化，粉絲組織的功能性也隨之加強。在不看“名氣”看“人氣”的“流量”大棒指揮下，粉絲們高度重視數據，“打投”“控評”“輪博”“反黑”“沖銷量”等一系列實踐成為粉絲的日常，而這些要求統一組織的實踐行為，也進一步加深了粉絲的組織化程度。粉絲利用新浪超話、微信羣、QQ羣、新浪微博羣等社交媒體構建起自己的網絡社區矩陣，並形成了外圍廣泛、核心緊密的粉絲組織。所謂外圍廣泛是指粉絲組織通常沒有加入門檻，只需要關注明星超話或者後援會的微博賬號即可;而核心緊密則是指粉絲組織的管理者不僅門檻高、人數少，而且組織嚴密。目前稍有一定規模的粉絲組織都至少有兩個工作組:一個是由負責管理工作的核心粉絲組成的管理組，另一個則是由提供技能服務的粉絲組成的工作組，前者的工作涉及日常事務及重要活動任務的安排，後者又根據工作內容的安排劃分為宣傳組、文案組、打投組等一系列小組各司其職;前者不僅對後者有直接領導權，而且對整個粉絲組織的言行都有極強的引導作用。

2.我國粉絲組織的發展趨勢

梳理各個時期我國粉絲組織的特點，可以看出其變遷趨勢呈現出以下特徵:

第一，粉絲組織的規模化。從追星族到“飯圈”女孩/男孩，粉絲組織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一發展趨勢與網絡技術的發展普及緊密相關。從BBS到貼吧再到超話，從台式電腦到智能手機，粉絲們跨越時空限制找到同好結成社區以及進入社區的門檻越來越低，粉絲規模自然得以迅速增長。此外，網絡社區為粉絲們提供了穩定的交流實踐場所，通過信息性交流、情感性交流、生產性交流以及儀式性交流等多種交流互動，粉絲們不僅強化了對偶像或元文本的情感聯繫，更密切了同組織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繫，增強了對於組織的認同和黏性[6]。

第二，粉絲組織的結構化。從早年的明星線下歌迷影迷會到如今的明星“全球”後援會，粉絲組織的結構越來越複雜。這裏的結構複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粉絲組織管理結構的科層化。在傳統歌迷影迷會內，組織的結構通常為“領袖+成員”的單層次結構[7];進入貼吧時代，已經分化出了吧主、小吧主、分類小編等多個層級;超話+後援會時期，粉絲組織的管理結構更為細化，不僅有根據區域和級別劃分後援會，如全球后援會、全國後援會、北京後援會、上海後援會，而且每個後援會都設有管理層及其領導的工作組。相比前一階段，這些後援會無論管理層還是工作組的責任領域都更為明確和完善，幾乎涉及明星及粉絲相關事務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個層次豐富、分工明確的管理結構。其二，粉絲組織矩陣的立體化。粉絲不再僅通過線下歌迷影迷會相互聯繫，網絡粉絲社區的範圍和類型得到了極大的擴展，粉絲們不止聚集在超話、貼吧等類似開放廣場的社區內廣泛參與活動，通過功能不同的“站子”獲取信息及其他文本，還通過各種大大小小的微博羣、微信羣、QQ羣等實現更為私人的、緊密的相互連接。

第三，粉絲組織的功能化。從獲取資訊、交流感受等滿足粉絲自身的信息和情感需求，到“打投”“控評”參與到娛樂工業之中，粉絲組織的功能越來越豐富、完善了。這一變化的主要根由在於粉絲組織的活動目的發生了一些轉向。如果説早期的粉絲組織強調其“同好會”的功能，目的在於為粉絲提供分享交流的機會和空間的話，那麼隨着融合文化對粉絲“參與”的鼓勵，粉絲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了娛樂工業的各個環節之中，粉絲也逐漸意識到了他們所擁有的有限話語權。在此前提下，粉絲組織的活動目的已不僅是滿足粉絲作為消費者在獲取信息、交流情感等方面的需求，還希望能夠為粉絲作為生產者提供創作、參與、分享文本的便利條件。更進一步的是，粉絲組織開始承擔起經營推廣者的角色，希望組織有效的粉絲活動，參與到娛樂工業中[8]，為偶像的事業添磚加瓦。這樣一來，粉絲組織的管理者至少就要擔負起對內管理和對外宣傳交流的兩大職責，而粉絲組織的普通成員的實踐也同時發生了一些變化。過去他們在粉絲組織中的實踐更多的是一種個體的情感投入以及個體間的情感互動，如今在這基礎之上，他們的實踐還共同構成了一種集體的情感勞動—為了助力偶像發展這一共同的目標，有組織地、無償地進行勞作。粉絲組織功能化的一個表徵是上文提及的粉絲組織管理結構層次豐富、分工明確，有專門的工作組為發揮相關功能持續運作。另一個表徵則是粉絲組織強大的行動力。在共同的組織目標的號召以及有效的組織管理下，當前的粉絲展現出前世代粉絲難以匹敵的行動力，無論是“打投”“控評”“輪博”“反黑”等常規實踐活動，還是生日應援(如王俊凱粉絲為慶祝其18歲生日組織的應援)、文本創作大賽(如楊超越粉絲的編程設計大賽)等特別實踐活動，粉絲組織都表現出了很高的行動效率和專業性，常常令媒體或不瞭解飯圈生態的非粉絲網友發出感嘆。

第四，粉絲組織的制度化。比起線下的歌迷影迷會，網絡粉絲社區更加強調組織制度、行為規範對組織維持和管理的重要性。從日常實踐來説，超話、貼吧等社區都有相應的管理細則，一方面指導新加入組織的成員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粉絲，另一方面明確粉絲參與組織活動的規則，並設有相應的獎懲制度[9]。除了日常實踐，針對一些特殊的活動或時期，粉絲組織也會出台臨時的規範，以引導成員的行為，如國家公祭日當天的發帖規範等。粉絲組織的制度化是其規模化、結構化和功能化的必然結果，對維護粉絲組織的穩定有序，實現粉絲組織的高效統一有着重要的作用。粉絲組織的規模化、結構化、功能化以及制度化，無一不體現出粉絲組織從“鬆散”走向“嚴密”的發展趨勢。這種“嚴密”一方面的確為粉絲塑造了一個有序、自律、高效的“去妖魔化”形象;另一方面，卻又由於促成了粉絲組織在一些對外及對內行動中的集體非理性狀態，而給粉絲帶來了新的“污名”。

從粉絲組織外部來説，嚴密的組織特徵使得他們形成了明確的邊界，對於“非我方”人員和區域，粉絲被要求秉持“與我無關”的無視狀態或不要隨意招惹的謹慎狀態;在必要時，最好以組織的名義實現良性互動，如為偶像共同參加的活動進行聯合應援。但是，一旦不同的粉絲組織之間出現利益衝突或矛盾紛爭，粉絲組織就會憑藉其“嚴密”的組織性表現出超高的集體“戰鬥力”，以至於“罵戰”“打投”大戰頻發。甚至在某些階段，一個粉絲組織正是通過與“他們”—即其他粉絲組織或非粉絲網友的鬥爭，來強化成員將“我們”看作一個整體的認同感，從而進一步提升粉絲組織的嚴密性。

對粉絲組織內部而言，嚴密的組織特徵使得組織內部對異見的寬容度降低。粉絲組織屬於趣緣羣體，成員們雖然因為相同的愛好集結在一起，但由於人數眾多且個體差異較大，原本應該屬於內部異質性較強的羣體，但是隨着粉絲組織嚴密程度的提升，這種異質性正在降低。一方面，對組織規範及價值觀較為認同的成員會自動留下並維護這些特質，一旦遭遇異見者，便會採用集體教育(如勸刪帖子)、舉報(如向粉絲社區管理者或平台管理者舉報對方違規)、鑑別粉籍(即判別異見者是唯粉、cp粉還是糰粉，非同類屬性者通常被認為應相互排斥)等方式來淨化粉絲組織。另一方面，不是非常認可組織規範及價值觀的成員，要麼因無法適應而逐漸退出組織，要麼與維護者發生衝突。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粉絲組織通過降低內部的“噪聲”，實現了“同聲同氣”，繼續強化了組織的嚴密程度。

三、不變:粉絲組織領導者特徵穩定

1.粉絲組織領導者的特徵指標

儘管粉絲自認是與“世俗的”社會規範相對立的，粉絲組織內部應該強調平等與交流，但事實上粉絲組織內部的確存在着佔據結構頂端的核心粉絲以及執行組織規範的管理員。尤其隨着粉絲組織的嚴密程度不斷提升，核心粉絲及管理員所擁有的權力和影響力也越發顯著。

那麼，在強調平等與交流的粉絲組織內部，粉絲需要擁有什麼樣的特徵才能使其脱穎而出，在粉絲組織中擁有權威和權力，成為粉絲組織的管理者或者非管理員核心粉絲(以下統稱“粉絲領導者”)呢?不同時代的學者給出了自己的判斷標準。

約25年前，安德莉亞·麥克唐納認為可以按照知識的等級(即粉絲所擁有的知識量)、粉都層次或性質的等級(即粉絲參與粉絲活動的程度)、接觸機會的等級(即粉絲得到“內部”消息的機會)、領導者的等級(不同級別的粉絲組織的領導者)和場所的等級(即粉絲對粉絲活動地點的控制權力)五個方面來識別[10]。2002年，馬特·希爾斯提出，粉絲的階級與粉絲掌握的“粉絲文化資本”(關於粉都對象的知識、資訊)、“粉絲社會資本”(粉絲的人際關係)、“粉絲象徵資本”(粉絲的聲望、地位)相關[11]。台灣學者龐惠潔在繼承了該粉絲資本理論的基礎上，通過觀察網絡上粉絲的活動，提出了劃分粉絲內部階級差異的三個標準:資訊質量(即時性、獨特性、數量)、線上角色/線下人格特性(對待其他粉絲的態度、對待偶像的態度)、和身份(法定職務、社羣成員身份、派系成員身份)[12]。2014年，胡岑岑以百度貼吧內的幾個粉絲組織作為觀察對象，總結了粉絲領導者特徵的六個參考指標:持續性、創造性、活躍度、權威性、知識量和始創性。即在粉絲活動中，持續時間更長，活躍度更高，更具有權威性(粉絲所發佈的信息的即時性、真實性、獨家性以及粉絲接觸偶像的機會)，擁有更多關於偶像和粉絲組織的知識，在粉絲的文本創作中表現得更有創造性，甚至創建了具有穩定結構的、持續活躍的粉絲社區的粉絲，更有可能成為粉絲組織的領導者[13]。在2019年最新的相關研究中，鞠春彥、楊軒兩位學者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訪談，指出粉絲組織中核心粉絲地位的獲得與其擁有的文化資本密切相關，而這些文化資本並不是單一的，是核心粉絲現實生活中的文化資本與社羣文化規則下積累的文化資本的累加[14]。

按時間順序梳理這些指標不難發現，即便粉絲的活動場所已經由線下發展到線上，從貼吧轉移到超話，粉絲組織的嚴密程度也在不斷加強，但是粉絲領導者的特徵卻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表現出相當的穩定性。總體而言，粉絲領導者在粉絲組織中身份和地位的獲得，與其作為粉絲的“粉絲資本”以及作為個體的“個人資本”緊密相關。“粉絲資本”是在粉絲組織特有的規則之下累加起來的，包括粉絲所擁有的關於粉都對象的知識以及粉絲在組織內部的表現兩個大的方面。前者的衡量指標為知識的數量、品質(如即時性、獨特性)，後者則內涵豐富許多:加入組織的時間長短、在組織內的活躍程度、為組織建設貢獻的力量(如創造文本、維護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粉絲所擁有的“粉絲資本”的適用範圍是有限的，只針對相應的粉絲組織有效。

“個人資本”的累積則遵照個體所處的社會的總體規則，主要包括個人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無論是在追星族時期還是在飯圈時代，粉絲的“粉絲資本”的累積都與其作為個體的“個人資本”息息相關，如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能夠幫助粉絲積累關於粉都對象的知識，社會資本可以幫助提升粉絲在組織內部的表現。因而，“個人資本”的適用範圍廣泛，擁有雄厚“個人資本”的粉絲，往往能夠迅速累積“粉絲資本”，提高在粉絲組織中的地位和聲望。

2.“個人資本”重要性的提升

當下，大部分粉絲都能夠輕而易舉地進入網絡社區、獲取相關文本、分享情感經驗、參與數字實踐，基礎的粉絲實踐已經難以為粉絲獲得豐富的“粉絲資本”。隨着粉絲領導者門檻的提高，粉絲作為個體的“個人資本”的重要性較以往時期進一步提升了。就經濟資本而言，在用“數據”説話的時代，粉絲的經濟實力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在粉絲組織中的位置。當前，粉絲們批判所謂的“白嫖”行為，將為偶像“氪金”視作粉絲身份認證的基礎門檻，因此，擁有良好的經濟資本並願意為偶像“一擲千金”的人，更容易獲得在粉絲組織中快速上升的機會。對於那些粉絲規模有限、偶像正在處於上升期的粉絲組織而言，尤其如此。馬志浩、林仲軒兩位學者的研究就指出，有粉絲“通過金錢花費形式使自己所處粉絲的階層得以上升，當被核心粉絲羣體接納後，粉絲個體的行動就必須要遵循其所處粉絲階層位置應該服從的規範:繼續為粉絲集體行為進行金錢埋單”[15]。此外，在粉絲組織矩陣中佔據重要地位的“站子”，也需要一定的資金來維持其運作，否則“站姐”無法第一時間為粉絲提供偶像活動現場的動態。

以文化資本來説，粉絲現實生活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知識、專業技能會對其在粉絲組織中的地位產生一定的影響。有研究表明，“核心粉絲中大多數粉絲都是大學及以上水平，並且他們表示身邊熟識的核心粉絲也是如此，且相當一部分來自名校”[16]。這當然並非絕對的，但粉絲個體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學習了豐富的知識和技能，的確更有可能具有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或良好的文本創作能力，從而通過在粉絲實踐中的良好表現或由其創作的粉絲作品的傳播度、美譽度，打開進入粉絲組織核心羣的上升通道。

從社會資本來説，粉絲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也對其在粉絲組織中影響力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對於大部分粉絲來説，受到地域、財力以及時間等各方面的限制，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夠直接地、近距離地接觸偶像，所能獲取的偶像信息一般來源於媒體的報道或偶像本人及其相關的社交媒體賬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能夠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人際關係接觸到偶像及其相關信息的粉絲，就會受到其他粉絲的歡迎。因為他們往往能提供非官方的“後台”獨家信息，這些信息通常具有粉絲視角，不僅可能是對媒體和官方信息的補充、矯正，而且更具有隱秘性、更充滿感情色彩[17]。不過，這一上升通道的打開需要有三個前提:其一，人際關係的真實性，即粉絲必須能夠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其消息來源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否則一旦被證實是偷跑物料或編造假料，粉絲不僅無法上升，而且有可能根據組織規則遭到懲罰。其二，人際關係的有效性，即粉絲的人際關係要與偶像緊密相關，如果僅是一些外圍人士提供的消息，難以引起其他粉絲的興趣。其三，人際關係的持續性。比起偶爾有機會接觸偶像，能夠經常接觸偶像或獲取獨家信息的粉絲更有機會成為粉絲領導者。

3.粉絲領導者與粉絲組織的關係

一部分粉絲將自身出眾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轉化為突出的“粉絲資本”，贏得了向組織上層流動的機會。他們或獲得了“聲望”—成為粉絲組織中的意見領袖，或得到了“身份”—成為粉絲組織的管理者;繼而，這些粉絲組織的領導者在一定的範圍內獲得了影響力和實際權力，將對粉絲組織的發展和穩定產生影響。

就粉絲組織外部而言，由於粉絲領導者在粉絲組織中所處的地位，他們常被視作粉絲組織形象的一部分，其言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的粉絲組織。如果表現良好，可以對外(無論是其他粉絲組織還是非粉絲)展現出該粉絲組織的良好形象，甚至為偶像“添彩”;稍有不慎，則可能給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從而連累組織，甚至連累偶像，正所謂“粉絲行為，偶像買單”。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粉絲領導者往往會被要求言行得體，特別是那些在組織中擔任管理職務，獲得了明確身份認證的粉絲，更長期處於其他粉絲的“監督”之下。從粉絲組織的內部來説，粉絲領導者的權力和影響力同樣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粉絲領導者的言行舉止對其他粉絲具有引導和示範作用，一旦表現得當，往往能夠對營造良好的組織氛圍和風氣、增強粉絲的凝聚力和對組織的認同感起到良好的作用;反之，則可能引發成員之間的衝突，誘發粉絲的集體非理性行為，造成組織內部的不和諧。另一方面，粉絲領導者對組織的認可和忠誠程度，也會或間接或直接影響組織的穩定性。如果粉絲領導者對粉絲組織的主流價值觀念較為認同，對維持其運作的制度也較為遵從，那麼信任和認可他們的其他普通粉絲，也容易受其影響，對組織產生高忠誠度和高認同度，這個時候粉絲領導者對組織起到了加固作用。相反，如果粉絲領導者逐漸與組織的主流價值觀產生分歧，對相應的規制也有異議，那麼就有可能發生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該粉絲領導者主動淡出該組織，選擇建立新的組織或做有影響力的“散粉”，那麼從大的範疇上來説，該明星的粉絲組織內部將會出現許多不同的派別。第二種情況，該粉絲領導者選擇與其他領導者進行對抗，那麼不管勝負如何，最終粉絲內部亦會產生不同派別。

粉絲領導者對組織的影響程度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領導者在組織中的位置(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位置越高，影響力越大。其二，領導者的個體狀態，包括其個人喜好、立場、能力等多個方面的要素。其中第二個因素的多變性，造成了粉絲領導者的“不可控”，這與粉絲組織愈發強調嚴密性的趨勢是相違背的。特別是在當前的粉絲文化中，甚至出現了極端情況之下，有普通粉絲由喜歡偶像轉而喜歡這些粉絲領導者，或者無法辨別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的現象，這不僅對粉絲組織，而且對偶像的利益也造成了挑戰。許多粉絲組織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而嘗試制定一些規制來約束粉絲領導者，降低其影響力;不少普通粉絲也主動提高了對粉絲領導者的“監督”力度，以期維護組織的穩定性。

綜上，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娛樂工業的發達以及造星方式的變革，從追星族時期到飯圈時代，我國粉絲組織的嚴密性顯著增強，體現在粉絲組織的規模化、結構化、功能化和制度化程度不斷提高。不過，粉絲組織的領導者的特徵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只是隨着時代的推移，粉絲個體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了，粉絲領導者對粉絲組織的影響力擴大了。由此，關於追星這件事兒，年代差異的確存在，但並不像許多人説的那樣是一種彼此難以調和的對立矛盾及相互無法理解的雙向障礙。很多時候，新的粉絲文化只是在舊的粉絲文化的基礎上放大了某些特徵，縮小了某些特徵，再增添了一些特徵而已。這些看似“壁壘”的代際差異，實際上很容易被鑿穿，否則周杰倫的粉絲也不會被一篇帖子刺激到憤而衝榜，也難以在迅速掌握超話規則之後最終登頂了。

胡岑岑:北京體育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參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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