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疫情，中國做對了什麼？_風聞

中國出現疫情之初，西方一些政治學者和主要媒體如獲至寶，對中國模式發起了猛烈攻擊。作為一名政治學者，我自然明白他們這樣做的動機：中國崛起已經跨越輸出產品階段，軟實力特別是道路或者模式正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型傳統中國方式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西方面臨一個接一個打擊和挑戰：經濟下滑、民粹主義、貧富差距、種族主義、難民危機、政治極化。這其中尤以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撼動整個西方。

此消彼長放大了西方的危機感，嚴重打擊了它的自信心。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要以舉國之力要剿殺華為和它的5G技術而不是通過競爭贏得勝利——-因為強大和先進的美國已經落後了，它不但沒有這個技術，就是華為免費把技術給它它也沒有製造生產的能力。

所以，這一次借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新冠病毒，對中國模式進行全力詆譭。雖然它們心裏也清楚，隨着人類活動的不斷擴展，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包括美國自己十年前就已經發生過，而且應對的十分糟糕。

當然，作為研究者，我們也清楚，過去西方對中國模式的批評，要麼是意識形態偏見，要麼是不瞭解，而這一次，其目的則是自保：借否定中國模式來挽救受到重創的自己模式的正當性。

然而，真金不怕火煉。一個經歷七十年風風雨雨考驗的中國模式，怎麼可能連一個小小病毒都不可戰勝。如果從1月24日武漢封城算起，中國僅僅用了十二天，即2月4日就實現了湖北以外新增病例下降的效果。隨後疫情迅速進入下滑通道，除武漢以外，所有地方新增病例的總和降到了個位數。

為此，全球最高衞生機構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發自內心的給予了最高評價。世衞組織幹事長譚德塞1月28日在北京稱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他説：“中國在震中遏制疫情的努力一直是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的關鍵。中國以創紀錄的時間鑑定出病原並且立即分享，這導致了診斷工具的迅速開發。”表揚中國完全致力於內部和對外透明，“這是中國製度的優勢，有關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鑑”。

2月12日舉行的“新型冠狀病毒全球研究與創新論壇”上，面對媒體連珠炮般對世衞的質疑，譚德塞再次稱，世衞不能因為承受輿論壓力就不説出事實，中國沒有要求任何人表揚，但我和我的同事們相信我們所看到的事實，中國應該受到讚賞。各成員國應該感謝中國。

2月下旬，世衞組織-中國聯合考察組對中國進行了9天的實地考察。考察組包括美、德、日、韓、俄、新、美和尼日利亞等國的專家。考察組外方組長艾爾沃德在日內瓦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的方法是目前我們唯一知道的、被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呼籲世界各國像中國一樣面對疫情要快速行動起來，學習“中國專業的應對機制”。

艾爾沃德甚至説：“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國治療”。同時發佈的考察組報告也讚揚“中國採取了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包括開展積極主動監測、迅速發現並立即診斷隔離病例、嚴格追蹤並隔離密切接觸者等，非常有效地切斷病毒傳播途徑，為全球應對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經驗。

世衞組織多次號召其他受疫情威脅的國家，特別是自身防疫能力不強的國家，要學中國早做準備。

世衞組織肩負全球衞生醫療安全的重任，它的決定直接涉及全球數十億人的生命安全。現在世衞要求全球向中國學習，這必然是經過內部來自全球各國的專家無數次嚴謹的討論、嚴謹的論證、嚴格的實地考察所得出的結論。

當然，由於中國曆來對世衞的巨大貢獻（這也是對人類的貢獻），許多批評中國的人士並不完全服氣，認為是世衞在討好中國。儘管他們也明白，世衞是不可能拿全球幾十億的生命為代價去討好中國。然而，隨着疫情的發展，全球特別是西方的表現再一次證明了中國經驗的有效性，世衞組織的結論再一次在全球以另一種形式得到驗證。

儘管相對於中國，西方面對的不再是未知病毒，而且還有長達兩個月的準備時間，這期間世衞還不斷的盡職盡責的警告和提醒全球。但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意大利等還是未能避免疫情的爆發。等到疫情爆發，世人也才發現不少西方發達國家竟然完全沒有準備好：美國連檢測試劑都不合格，更不可思議的是，連這種不合格的試劑也短缺！防疫最重要的口罩和防護服、消毒液竟然也沒有提前儲備。法國是出現本土病例之後，才下訂單----此時全球早就一罩難求。法國竟然連續發生醫院口罩被偷盜一空的事件。疫情下的口罩已經是戰略物資，第一次發生可算是沒有防備，那麼至少應該立即破案，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同時其他醫院要亡羊補牢，絕不能再次發生。沒有口罩，等於一個醫院喪失了救治功能。結果全法國都沒有人當回事，以至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生四起！此時法國每天的新增病例已經超過中國！

更無法原諒的是，包括德國、法國、日本、美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竟然連醫護人員感染都沒能避免！中國面對的是未知病毒，瞭解其特性並制訂應對方案需要時間，所以出現醫護感染不可避免。但這些國家為什麼連這個都不能避免呢？

最荒唐的是德國，一開始有醫護人員沒有防護接觸感染病人時，還會要求他們隔離。到後來，由於疫情發展太快，感染的醫護人員太多，醫院竟然下令這種情況下的醫護人員繼續工作！——儘管他們可能已被傳染。柏林最大的夏裏特醫院已該院病毒研究所所長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接受採訪時表示，如果把所有曾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醫護人員都送回家隔離，醫療服務體系就難以維繫。

不僅如此，就連發現了工作人員感染的醫療單位，也“違規”繼續運作。亞琛工業大學附屬醫院婦產科的一名護理人員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按規定，他在本科室的45名同事作為密切接觸者應全部居家隔離。但如果全員停工，那些剛出生的早產兒將無人照顧。無奈，醫護人員只能繼續上班！中國也有嬰兒被感染的事件，這主要是因為孩子的母親發病。而德國將創造醫生傳染給嬰兒的先例。

這裏不得不提一下日本。日本一開始在處理遊輪疫情時其不專業、效率低下就飽受批評，由於船上有較多的西方遊客，西方媒體也自然無法再視而不見。特別是500名檢測陰性的乘客被日本當場解散，自由活動之舉震驚了全世界。要知道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情況下，都要再檢測兩次，陰性後還要再隔離十四天。隨後，其他國家紛紛出現當初檢測陰性回國後卻發病的案例。足見日本之散漫大意，其造成的風險極其巨大。但令世界意外的是，日本堅持只檢測重症，輕症病人一概不檢測，自然也就不治療，不管理。但是別説輕症病人，就是沒有症狀的病人也高達1%。其傳染性可想而知。中國有效遏制疫情成功的經驗在於盡收盡治，疑似要隔離，接觸者要隔離，輕症則一定要收治，在家裏隔離都不行----會造成家庭和社區傳染。而日本竟然是輕症完全放任不管！日本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新冠病毒主要危害老年人，日本政府怎麼如此的不負責任？

對比了這些所謂的發達民主國家，西方那些試圖借疫情而否定中國的學者也才不得不閉了嘴。

中國模式為什麼能真金不怕火煉？

那麼中國模式究竟有什麼獨特之處，能夠歷經考驗呢？應該説原因很多，我在這裏僅僅從政治層面來解讀。

政治層面有兩個含義。一是政治理念。研究西方政治學，發現它們核心是主權，君主主權，議會主權，人民主權之類。此外就是權力的來源（合法性）和政體。中國的政治理念則不同，核心是政治的目的，即民本。我們對權力的來源和政體的關注很少，更別説主權概念，但中國對權力的運用以及目的卻是極為重視。所以，中國最早產生了打破血緣限制的科舉制，重視人才選拔。同時政治運作的核心和目的是為了國和民，強調對國民的責任，只有治理好國家，才享有天命，也才有資格擁有權力。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理念下，產生了責任意識和人命關天的原則。

早在中國文明之初的周朝，周文王就作出這樣的宣示：“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我固其主矣！”

這個政治理念可以解釋何以當出現疫情時，中國政府舉國之力進行抗擊，包括最重要的兩會都推遲。而法國在全球疫情愈演越烈之時，卻讓負責行政工作的總理去參加勒阿弗爾市長競選，讓直接負責疫情應對的衞生部長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臨陣換將。並在新增病例大幅超過中國的時候，仍然決定選舉繼續舉行。在沒有口罩防護的情況下，投票風險非常之高，必然導致疫情進一步擴散。

二是政治制度。中國幾千年不管是皇朝還是共和，不變的一點就是隻有一個政治中心。這確保了治國理政的高效和制訂長遠規劃的能力。

當病毒特性被醫學專家破解之後（1月20日，鍾南山第一次確認人傳人，併成為各界共識），中國迅速採取了極其果斷的措施，展現了高效的動員能力、強大的組織能力：武漢封城、數萬人組成的一批又一批的援助湖北的醫療隊、16個省對口支援湖北各個地市、十天建起的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一到兩天就能使用的方艙醫院。雖然一開始春節假期，停工停產，後來又受疫情影響，但中國仍然迅速的把口罩的生產能力從日產2000萬提高到1億，其他防護產品也是如此，從而為打贏疫情提供物質上的保障。

各大汽車廠紛紛跨界生產口罩

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中國還不斷根據情況導迅速調整、改進。比如治療方案已經更新到第七版。就是國家治理方式也為了適應應對疫情的需要而不斷創新。比如由於中國的超大規模，科層制有時也會導致上下信息傳導的不完整乃至曲解。這一次對抗疫情，在技術支撐的前提下也針對性的加以破解。這就是2月23日舉行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從中央到縣、軍隊團級各級幹部共計17萬人參加，而不再是過去層層傳達。這種在危機中誕生的創新以後自然成為常態。中國製度的效率將越來越高。

另外一個大家熟悉的就是問責：上自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下至普通幹部紛紛被免職。據統計，全國各地上千名各級幹部因應對疫情不稱職而被問責。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提出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他這個排序是對全球政治經驗的總結，有很強的實踐合理性。但當他把這個標準用在中國時，卻再一次出錯：他一方面肯定中國擁有強大的政府----這是排列第一的基石，卻又認為中國缺乏有效問責。

這次對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疫情危機，中國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是有問責的。事實上在中國這樣的體制下，問責制非常重要，在整個體制的運作上扮演着極其特殊的關鍵作用。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政治上是單一制（集權），經濟上是則聯邦制（分權），中央政府對體制的控制能力主要體現在官員的任免上，這其中問責制是很重要的內容。二是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自結果和績效，這和西方來自程序不同。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中國就喪失合法性了，但在美國卻完全不受影響。在中國官員出了問題，如果不問責就直接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中國不會出現2008年金融危機無人一人問責的事情，也不會出現發生伊拉克戰爭這麼大的失誤也遠遠人承擔責任的事情。

西方所謂的問責，主要體現在四年或八年的政黨輪替。中國能夠迅速問責，還是和地方官員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產生方式有關。假如是像歐美一樣，地方官員都是選舉產生的，他們出了再大的問題，中央政府也無可奈何，只能等到下一次選舉。比如2005年美國發生卡特琳娜颶風災害，路易斯安娜州應對嚴重失誤，新奧爾良市甚至出現無政府狀態混亂局面，劫匪們公然當着警衞隊和警察的面，大肆燒殺搶掠和強姦，又和警方槍戰。儘管如此，直到2008年時州長布蘭科任滿才下台。

這裏之所以説福山再錯，是因為他也曾預言中國的農民是弱勢羣體，在同樣沒有選票的情況下，農民還在政治、經濟層面缺乏發言權，所以其利益不可能得到政府回應。按照西方政治學邏輯並不錯，弱勢羣體即使有選票如果選票少都會被政治精英所忽視。但結果卻是中國政府很快取消農業税，建立新農合和低保，更進行新農村建設。一項項惠農政策出台和實施。

這裏要回應一下西方的一個質疑。為什麼伊朗也是一個政治中心，但表現的卻和中國完全不同。這裏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面政治理念所提到的民本。單純一個政治中心，是不可能有中國這樣的制度優勢，還必須有民本的內核。其實這種現象早就有過。亞洲四小龍崛起時都不是西方制度模式，但都是儒家文明圈，政治人物都有民本的理念，在民本理念的驅使下，政治人物才會主動發揮一個政治中心體制的優勢。反觀菲律賓，雖然也是一個政治中心，但卻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政治人物完全不管人民死活，國家既貧窮又腐敗。

中國有個辯證理念：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依。疫情之初，中國承受巨大壓力，軟硬實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但現在隨着疫情的傳播，中國的制度優勢、文明優勢都日益展現於世人。當中國疫情日益受到有效遏制、其他國家卻仍然未能採取有效防範措施而進入爆發期的時候，中國應對的經驗將成為全人類的寶貴財富。所以一向自視甚高的歐洲，也專門邀請中國的抗疫英雄鍾南山去分享中國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寶貴經驗。如果這還只是軟實力的話，當全球對醫療產品出現巨大天文數字需要的時候，只有中國才有這樣的製造能力（法國媒體報道，美國90%的口罩來自中國）。確實，疫情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出現，只有在中國出現的時候，才能如此迅速的得到遏制，也只有中國對自己進行嚴格的限制（唯一一個主動暫停出國遊），也只有中國在世界都需要的時候做出巨大的貢獻。

所謂危機，應對的好就是機，應對的不好就是危。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歷無數次內外的挑戰，但都一個個克服。現在中國也正在轉危為機，而西方正在轉機為危：中國曾給了它們避免疫情或者充分準備應對疫情的機會——中國各省市都避免了武漢的情況，但西方卻錯過了。制度之爭，還需要再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