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末的長沙，就像 80 年代的深圳_風聞

1896

**時間：**1896 年

地點：長沙

人物：梁啓超

19 世紀末的湖南就像 20 世紀 80 年代的深圳，是中國未來改革的起點。

火熱的長沙

從邊緣到變革中心

長久以來，因為被崇山峻嶺包圍，湖南一直處在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邊緣，直到 1724 年才確立為行省。湖南人也自認為是中國文化的邊緣者，並因此有了“勁”“悍”“直”“剛”的性格。“他們就像歐洲比利牛斯山和美國阿勒格尼山上的居民那樣非常特別，既不歡迎陌生人，又缺乏有教養的禮貌，卻能獨立自強”，一位美國旅行家日後寫道。他發現“長沙街道上的行人語言混雜，彷彿這是中國的巴別塔”。

▲清朝版圖

但湖南命運因廣東人的叛亂而改變。曾國藩創建的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重塑了清帝國，湖南人也隨之躍升至舞台中央。整整三十年，湖南人主宰了帝國的政治與軍事世界，在最高潮的一刻，天下督撫的一半人都來自湖南。以新寧縣為例，在 1850 年前的兩百多年時間，該縣產生的最高官員不過是縣令，之後卻出現了三名總督、一名巡撫、七十三名司道府縣官員，還有五十三名提督、五十八名總兵、五十六名副將和參將。

一個弔詭的現象隨之出現。空前的權力、榮耀、財富湧向湖南，給這個省份帶來強烈的自我意識，同時加劇了它的封閉。寫作《海國圖志》的魏源，開始洋務運動的曾國藩，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創建馬尾船廠的左宗棠，清帝國的諸多變革因湖南人而起，但他們卻從未把變革代入自己的家鄉，甚至因新嘗試慘遭唾棄。曾紀澤以汽船將曾國藩的靈柩送回湖南時，全省為之譁然。郭嵩燾前往倫敦時，他的朋友王闓運説他“殆已中洋毒”，甚至不無誇張地聲稱湖南人恥與其為伍。

或許因為太平天國以上帝為名，湖南人尤其與“洋”為敵，他們認定自己不但重塑了政治秩序，更是文化秩序的捍衞者。對於傳教士，湖南是一座“鐵門”，長沙與拉薩、紫禁城並列，是“現今世上少數讓外國人不敢進入的地方”。當西方的影響在廣州、上海、天津、福州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長沙卻什麼也沒發生。這裏不僅抵制洋人，有時還主動出擊，一位叫周漢的湖南人撰寫了大量反洋教的小冊子，成為席捲長江流域的反教騷亂的主要催化劑。

梁啓超抵達

播下變革中國的種子

長沙渴望着梁啓超的到來，儘管梁啓超在時務學堂的時間是短暫的，但卻與黃遵憲、唐才常、歐榘甲、熊希齡等人培養了蔡鍔、範源濂、楊樹達、方鼎英等一批國家棟梁，種下了未來變革中國的種子。

梁啓超本人卻與眾人想象的不同。在黃遵憲召集的一次聚會中，皮錫瑞發現梁啓超“貌不甚揚，亦不善談”，比起紙面上那個雄辯滔滔的主筆，他本人更像一個謙遜的青年。或許，梁啓超濃重的廣東口音也是一層阻礙。

除去飲宴，郊遊也是歡迎儀式的一部分。湖南名士易鼎邀請梁啓超、李維格同遊嶽麓山，同行者還有江標、陳三立、熊希齡、蔣德鈞、陳蒞唐，後兩者是湖南督銷局總辦與會辦。黃遵憲因事未到。遊山之後，他們再“同登舟飲至二鼓”，邊飲酒邊大談時事。

熊希齡説，《湘學報》將改用鉛字印刷，印刷機剛從上海運來；蔣德鈞提到“製造局止作電燈，鍋爐小，尚不能多出”，陳巡撫“欲制槍炮，恐不能辦，計此廠非二百萬金不可”；他們還説起嶽麓書院要“仿西學式，教算學、方言”，但“現在算學止二人，方言止一人”，書院還要“別造房屋二間”。皮錫瑞則問梁啓超，陳寶箴為何不信素王改制論，梁猜測是由於“學派不合”，也“似恐範時忌”。

遊湘江、登嶽麓山、拜屈原祠是不可少的遊覽。長沙城內則乏善可陳。作為一個從上海到來的年輕人，這裏沒有太多可探索的。長沙最繁華的坡子街與上海四馬路不可同日而語，不但沒有西餐廳與櫥窗、跑馬場這些新事物，就連一個洋人也見不到，一個德國人年初曾試圖進入長沙城，惹得書院學子們憤怒異常，甚至用石頭砸他，差一點釀成外交事件。城裏唯有富文、新學兩家書店出售一些洋書，還有一家豆豉店代售《時務報》。

喧鬧非凡的火宮殿是湖南人元氣充沛生活的象徵，但梁啓超會喜歡那股辛辣味道嗎？時務學堂的招生考試是在賈誼的祠堂進行，這裏倒是值得一逛。賈誼這個天才以雄辯文采與政治洞察著稱，此前譚嗣同正以他來作比梁啓超。不過樑不是君主專制的擁躉，斷然不會同意賈誼那套政治哲學。

2019

**時間：**2019 年

地點：長沙

**人物：**許知遠

梁啓超到來的時候，我覺得長沙可能是一個變革者的形象。陳寶箴 1895 年去做湖南巡撫，儘管他是江西人，但他也是湘軍的一部分，他要好好經營這個地方。他的兒子陳三立，是晚清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是一個很温和的變革者。他日後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孫子，就是陳寅恪，20 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陳寶箴（1831—1900），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

陳寶箴和陳三立父子想用自己的方式來變革長沙，變革湖南，而且他們很清晰地意識到《馬關條約》之後，中國隨時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他們覺得應該把湖南經營好，它屬於比較內陸的省份，可能變成中國未來抵抗外來瓜分的一個重要環節或者自成一個系統，他們有這樣的抱負。

我們現在去長沙已經很難感覺到它曾經是中國的變革之都，在 1895 年到 1898 年之間，長沙或許就像 80 年代的深圳一樣，代表着新的氣象。不過這麼説也不公平，因為在 21 世紀初，湖南曾經是娛樂變革的中心，湖南衞視曾經催生了一整代人的審美和趣味。

我在寫這章的時候，是一個很混合的感覺。我當時去了長沙，逛了嶽麓書院，它代表一個綿長的傳統，朱熹在此講學。然後又感覺到熱鬧非凡的日常生活，到處都是口味蝦，所有人都在外面吃吃喝喝，我覺得長沙人都不回家，成天在外面打晃、瞎晃，每個人都看起來很開心。遊湘江很美，但在城內又是到處都在修建、到處都在拆除，像工地一樣混亂的城市，沒有太多韻味的城市。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去，汪涵那時候是年輕人喜歡的對象。湖南產生的各種綜藝選秀節目《超級女生》《快樂大本營》，基本上滋養了一代年輕人的生活，那時候我就很不喜歡湖南這套審美方式。所有人在上面都花花綠綠的，那種廉價的花花綠綠，所有人都沒心沒肺的開心，所有人都在營造出一種很奇怪的青春崇拜。那種年輕崇拜是把年輕淺薄化和消費化，好像蹦蹦跳跳、唱歌跳舞、使勁地笑就是年輕的一切，把年輕庸俗化。但是又不得不承認，他們有一種生命力，在其他衞視、電視台，視覺語言相對沉悶的時候，湖南人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

然後又想到這曾經是曾國藩的家鄉，是當年整個湘軍崛起的地方。我的好朋友譚伯軍、任波給我講了很多近代長沙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它曾經對中國社會這麼重要。曾國藩是一整套傳統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倡導者，他影響了梁啓超、蔣介石，影響了很多代人，他有一個非常剋制的、內斂的，內心有堅定價值觀的世界。

那時候我特別想寫一篇文章，就叫“從曾國藩到汪涵”。然後我想到底失去了什麼？後來意識到其實是長沙過去“士人文化”的消失。這裏本來就有非常充沛的日常生活，但是當士人文化、精英文化消失，只剩下市民文化的時候，它會感到這樣的喧鬧。但如果曾國藩代表的傳統，或者湖南郭嵩燾這些委員，這些湖南精英文化的傳統可以繼續，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格局是非常不一樣的。

— 預告 —

1898 年春，中國的局勢變得危急起來。俄國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德國租借膠州灣、法國、英國緊隨其後，令中國陷入一種“被瓜分的恐懼”。康有為有感於此，與官員李盛鐸創辦保國會，並請梁啓超赴京參與，這樣梁啓超又一次回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如何參與保國會的活動？又如何介入當時的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