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共衞生的頑疾在哪裏？_風聞

文/勞拉申

圖文：審稿-嘟嘟、排版-斯凱勒

封面圖：《水俁病》劇照

今年2月下旬，柏林電影節如期開幕，一部講述日本疾病的電影《水俁病》亮相，紀念60多年前日本的一次公共衞生突發事件。其首映時恰逢新冠肺炎在日本蔓延。

《水俁病》海報。德普飾演當年前往日本記錄水俁病現狀的著名攝影記者——尤金·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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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應對新冠肺炎不僅防控出錯，還掩蓋封鎖消息。鑽石公主號乘客乘公交車回家，下船官員不經病毒監測就直接返回崗位，更有23位下船乘客未接受病毒監測。政府並未對疑似患者進行嚴格的檢測和排查，甚至有確診患者依然居家隔離。

另一方面，有日本吹哨人之稱的傳染病專家揭露鑽石公主號疫情管理不當的真相，卻被政府官員趕下船，被厚生勞動省副大臣批評，還被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駁斥，兩天後將視頻撤下。

2月15日舉行的岡山萬人裸祭。圖：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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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政府初期沒有施行有效措施，反而不及地方官員堅決。北海道知事下令停課，主動承擔責任，成為一股清流。北海道知事的特立獨行、年輕有為，愈加對比出日本中央政府整體行動遲緩、不作為。權力掌握在作風拖沓、觀念陳舊的高齡資深人士手中，凸顯日本論資排輩、機械滯漲的政府治理問題。

瘟疫是一面鏡子，照射出一個國家的肌理與本質。新冠疫情對日本而言也不算新奇，公共衞生頑疾、政府效率、社會壓抑等問題困擾着日本多年，比如那場60多年前的水俁病。

公共衞生頑疾：

民告官與維權的漫漫長路

日本公共衞生問題由來已久，上世紀中期曾達到空前高度，載入日本戰後當代史。

水俁病是1953年首發日本熊本縣水俁灣的汞中毒慢性病，描繪水俁病患者家庭的黑白攝影《智子入浴》已被載入史冊。照片中母親懷抱癱瘓智障的孩子為其洗澡，畫面中肌肉萎縮、大腦智障的畸形兒童令人觸目驚心。

《智子入浴》，攝影：尤金·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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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全球最早研究公害病的國家之一，但也是受公害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水俁病是日本歷史上最著名的公害事件，在當時轟動全世界。

20世紀50至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同時頻繁爆發公共衞生事件。熊本縣水俁病、新潟縣第二水俁病、痛痛病和四日市哮喘並稱日本四大公害病，還有米糠油事件等集體性中毒疾病。這些都是日本產業活動排污不當，有害物質破壞了生態而導致的反噬。

美國攝影師尤金·史密斯1971年來日本拍攝紀實寫真，水俁病真相才在全球曝光。圖為2020年電影《水俁病》的劇照，描寫攝影師拍攝受害者家庭維權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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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俁病受害者家屬集會維權紀實寫真。攝影：尤金·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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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公害病，日本民眾開始了民告官與維權的漫漫長路，這是一個拖沓、煎熬的過程，訴訟甚至長達半個世紀。

水俁病從1953年爆發到1968年被政府認定為公害病，經歷了16年之久。排出含有汞元素廢水的窒素公司刻意封鎖消息，使得事件一直不為人知。1969年，受害居民提起訴訟，熊本地方法院認定企業責任，判決給予損失賠償。

受害民眾認為，造成悲劇的不僅僅是排放汞的企業，不作為、反應不及時的日本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民眾再次發起維權行動，要求政府賠償。可直到8年後的1977年，日本政府才開始給予受害者救濟標準。

懷抱水俁病殘疾兒童、絕望的日本受害者家庭。圖：mainich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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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並未就此解決，又拖了18年，至1995年，村山內閣才提出醫療補助，受惠人數擴至1萬人。顯然，這些舉措並不能解決受害者多年來身體、經濟、精神損失。

轉眼9年過去，在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日本國會終於通過水俁病救濟法案。可仍有一批水俁病患者，未能成為被救濟的對象。曠日持久的水俁病事件至今仍看不到解決的盡頭。從水俁病首次發生起，竟已經過67年的漫長扯皮，時至今日，受害者維權行動仍未停止，政府國家賠償也仍未全部到位。

記者質問排放有害污水、公共衞生事件罪魁禍首的日本產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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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縣第二水俁病也叫阿賀野川有機水銀中毒，禍首同樣是一家將有毒污水排入河流的昭和電工株式會社，該企業逃避責任，1969年新潟受害者將這家公司告上法院，官司打了4年之久，1971年法院才判定昭和公司敗訴，但仍有一批患者被駁回認定資格。

1973年這些未被認定的患者成立維權協會，9年後的1982年第二次起訴，直到14年後的1996年才等來東京法院和解。

痛痛病發生在1955年的富山縣，三井金屬礦業公司將含鎘污水排入河流，當地居民飲用後造成慢性鎘中毒，發生骨痛現象。該疾病在當地流行20餘年，1961年才開始國家級調查研究，1968年才上訴法院，在法院拖了3年才結案。

在法院外等候的痛痛病患者。圖：mainich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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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世紀中期的公害病尚且限制於當時的條件，那麼發生在近十年的福島核泄漏事件處理方式本應大為改善。可實際上依舊遲緩，東京電力公司從受理索賠到支付前後花了5年；關於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訴訟花了6年才在福島地方法院做出判決；因事故去千葉縣避難的19人集體訴訟，時隔8年至2019年才在千葉地方法院做出判決，法庭否認國家負有責任，駁回原告關於國家賠償的請求。

面對公共衞生事件，日本政府處理低效，企業掩飾和逃避責任，國家賠償與司法程序繁瑣冗長，每個公共衞生事件都扯了幾年至幾十年不等，這種緩慢低效，與日本社會文化不無關係。

日本媒體關於米糠油事件的報道。米糠油事件是1968年發生在北九州、愛知的食用油中毒事件，食用油工廠為追逐經濟利益，將多氯聯苯混進米糠油，食用者出現痤瘡樣皮疹和指甲發黑等症狀，也稱多氯聯苯污染事件。圖：seesaawi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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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掩蓋的傳統、貌似嚴密的疏忽

儘管日本向來以敬業和高質量服務著稱，但貌似嚴密的表面，常常伴隨掩飾疏漏。

2020年一開年，日本最大新聞莫過於戈恩出逃事件，原雷諾-日產-三菱集團總裁戈恩穿過日本嚴密的層層保安系統，用假護照出逃黎巴嫩，並開記者會痛斥日本政府對其迫害，令日本政府顏面掃地。

路透社對戈恩“金蟬脱殼”後開發佈會的報道。圖：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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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出逃不僅暴露了日本政府系統的管理漏洞，也揭示了日本普遍存在的層層掩蓋和激烈的政治鬥爭文化。戈恩2018年就被公司內部員工出賣，揭發其偷税行為和利用職務便利獲得超高收入的真相，落井下石者正是曾受戈恩提拔重用的時任CEO西川廣人。

蹊蹺的是這些違規行為都是發生在幾年前的事。過去這麼多年才被爆出，可見這種明目張膽的犯罪在公司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不是政治鬥爭白熱化，違法行為就無法得到法律追究。

日本這個貌似規範法治的社會，“人治”依舊是潛規則。戈恩在2010-2015年的5年時間裏少報50億日元收入，相當於人民幣3億。一個企業一把手可以在這麼長時間內隱瞞大筆資金，還要等下台後才爆出，併發生在一家跨國公司巨頭內部，可見體系漏洞之大。

控訴戈恩違規挪用資產的西川廣人，也因違規報酬問題下台。圖：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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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醜聞並非個例，日本近年接二連三出現類似醜聞：2015年東芝虛報營業利潤1500億日元，先後三任社長宣佈辭職；2017年汽車零部件製造商高田公司因安全氣囊質量問題，斷斷續續發酵10年而不得不宣佈破產，導致全球汽車企業啓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安全召回；2018年神户鋼鐵承認偽造了用於國防事業的鋁與銅產品耐久性數據；2018年KYB液壓公司承認設備監測數據造假。

這些問題不是短時間內產生的，都是掩飾了幾年乃至十幾年，直到愈演愈烈、不斷髮酵後實在隱瞞不下去，才公之於眾，直到紙包不住火的地步，才不得已攤牌。

家醜不可外揚和嚴格的上下級文化在日本深入人心，職場上下齊心協力掩蓋問題，抱着控制輿論、平息事態、大事化小的心態，不是首先解決問題，而是首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無論企業還是政府公務員系統，內部各山頭鬥爭激烈。

戈恩以他臉譜化的容貌著稱：緊縮的眉頭、上翹的眉毛、猙獰的雙眼、緊繃的嘴，有時給人感覺好像日本浮世繪里猙獰的武士或歌舞伎中誇張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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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鈍感力

日本作家渡邊淳一提出鈍感力一説，告誡現代人不要對生活太敏感，擁有遲鈍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日本社會壓抑，民眾只有保持鈍感力，即對災難、無常保持不敏感、遲鈍的反應，也是一種心理自救的辦法。

日本有物哀、向死而生的文化，對死亡敬畏而淡然，頗有末日情結。瘟疫擴散時，比起氣氛緊張的中韓等鄰國，日本人就沒那麼惶恐、觀念更淡薄。

命中註定論。圖：B站@和之夢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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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畜文化”也對疫情起了推波助瀾作用。日本企業強調員工敬業、忠誠，鼓勵主動加班。職員往往不敢跟公司請病假，即使生病也要帶病上班，才能表示熱愛工作、踏實肯幹。

事實上“帶病上班”文化在東亞十分常見，“忍着病痛、冒着生死危險仍然堅守一線”被視為職業美德。因小感冒就請假是矯情、嬌氣的表現，容易被上級視為不可靠、工作能力不足，也給其他同事添麻煩、增加別人工作量。實則，這種“工作美德”是公共衞生的巨大隱患。

日本近年經濟本就低迷，像中國這樣最為嚴厲的控制舉措，以幾近休克式的經濟為代價，日本恐怕承受不起。為控制疫情而停工停業，不僅企業受不了，失業風險也增添了社會不穩定因素，更何況日本花了8年時間、鉅額投資的奧運會即將舉行，對遲緩拖沓的政府而言，“佛系抗疫”恐怕是權衡利弊後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