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評論| 美國政治來到拐點？_風聞

導讀

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人們所關切的是民主黨哪個候選人有能力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是前副總統拜登還是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儘管有太多因素影響美國選舉，但就意識形態來説，這次民主黨初選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已經準備好走向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了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鄭永年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商道》**編輯部

一切始於1980年代由美國里根革命和英國撒切爾革命為起點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促發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全球化，或者如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説的“超級全球化”。全球化連同加速發展的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一方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另一方面導致了各國內部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財富和收入差異，也造成社會的高度分化。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以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為標誌，世界各國掀起了反全球化浪潮。如何回應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挑戰？這是近10多年來世界各國政治力量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政府希望通過傳統歐洲式的方法來應對問題，包括強化政府的收入分配功能、社會保障和福利向社會底層傾斜等。不過，奧巴馬的做法立刻被共和黨視為引導美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特朗普因此而崛起。從歷史來看，美國共和黨代表大企業的利益，而大企業是美國推進全球化的有效工具。應當説，美國大企業也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獲益者。

特朗普看得很準，也很及時。作為商人，他深知美國大企業反對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反對歐洲式的福利社會主義。那要如何應對美國所面臨的挑戰和解決內部問題呢？特朗普把矛頭對準了全球化，認為是所有問題的起源。對內，他再次把里根主義搬出來，主要是對企業減税。這些內外政策被特朗普視為“使得美國再次偉大”的方案。

特朗普右派民粹主義的政治操作也很成功，他成為總統之後沒有食言，大力推進競選時許下的承諾。因此，對內實行變相的里根主義，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反移民政策等。

不過，**特朗普的政策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內部，“再工業化”成效並不顯著，也沒能有效吸引美國資本回流；收入差異繼續惡化，無論是白人中產階層還是少數族羣的情況都沒有改善。在外部，其反全球化政策導致美國從諸多重要的國際平台“退羣”，國際影響力縮減。這進一步導致美國兩黨政治前所未有的分化和對立。

01

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

在社會層面，美國人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偏好也一直在變化。2017年11月民調機構輿觀（YouGov）的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21—29歲美國人喜歡社會主義勝於資本主義，認為美國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他們不利。在2017年11月的選舉中，也有15名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政治人物贏得地方和州的選舉。

根據蓋洛普（Gallup）民調公司的調查，在美國民主黨內，社會主義越來越得到認可。至2018年，57%的親民主黨人士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這個數字在2016年是53%。同樣，在親民主黨的選民中，對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的人，也從2016年的56%下降到2018年的47%。這種情況同樣在一定程度上出現在親共和黨的羣體當中。

在2018年，16%親共和黨的選民和37%美國成年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這兩個羣體對資本主義持正面看法的比率分別為71%和56%。此外，哈里斯民調（Harris Poll）2019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社會主義，55%介於18歲和54歲之間的婦女傾向於選擇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而同一調查顯示大多數男性選擇資本主義社會。根據2019年輿觀一份民調結果，高達70%出生在千禧年的人，傾向於選擇社會主義總統候選人，多於30%的人甚至選擇共產主義候選人。

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是否可以對美國實際政治造成影響？這次民主黨的選舉可説是一個檢驗。

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也因而成了焦點。桑德斯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北歐斯堪的納維亞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情有獨鍾，多年來明言美國要學習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他甚至有選擇地肯定了古巴的一些成就，例如醫療和普及教育等方面。他被美國具有民主社會主義傾向的社會羣體（尤其是年輕人羣體）所支持，被視為代表人物。

桑德斯2016年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角逐，儘管最終沒有成功，但贏得了很大的政治影響力。過去四年，桑德斯在美國推動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的基層運動，迄今已經形成相當的聲勢。這一點與後來成為特朗普顧問的班農早些時候所從事的右派民族主義基層運動類似。班農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右派民粹主義基層運動，成為特朗普當選的社會基礎。

這次民主黨初選中，桑德斯提倡的很多政策引起了諸多美國人的共鳴。桑德斯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已經演變到強取豪奪的程度，所以必須以極端的方式削弱。他主張拿走公司20%股份，交由員工掌控；提倡全民健保、提高富人税和調漲最低工資等政策，也主張大學免學費。在環保方面，他要禁止核能發電，但要打造零碳排放經濟。在對外貿易方面，桑德斯和特朗普同樣批評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

不過，令民主建制派（或其他所有反桑德斯的人們）不安的，除了他提出的這些被視為左的政策之外，還有桑德斯特有的個性，或者一種類似特朗普的性格。桑德斯被視為具有一種信仰堅定者所擁有的“眼裏容不下一粒沙”的特質。正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桑德斯有一個危險的傾向，就是他會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對於已被特朗普以仇恨攪亂的美國政界而言，桑德斯的選戰被視為進一步滋養仇恨。

這導致了目前桑德斯被各方所“圍剿”的困境。他首先必須面對民主黨的建制派。温和派的民主黨人擔心，桑德斯這些左的政策將使他被貼上激進左派標籤，在對決特朗普時輸掉大選，所以他們都轉而全力支持被視為温和派的參選人拜登。

不過，在很大程度上説，這僅僅是表象。核心問題是桑德斯的主張一旦得以實施，不僅對美國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產生衝擊，也會對美國整體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影響。奧巴馬那些極其表象的歐洲式社會主義舉措已經遇到巨大的反彈，更何況是桑德斯如此激進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

或者説，桑德斯所代表的左派民主社會主義崛起的過程，要比特朗普所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崛起困難得多。原因很簡單，特朗普民粹主義的針對目標主要是外部力量（如外國政府、外國資本和外國移民），所提倡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反對移民等政策對內部利益分配沒有衝擊力，或者影響不大；而桑德斯路線的針對目標就是內部既得利益者，會造成巨大的內部利益的重新分配。

02

美國自由主義面臨哪些挑戰

從歷史來看，這個現象並不稀奇，是美國的常態。從經驗來説，社會主義是歐洲的產物，美國從來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土壤，美國社會主義的一些因素也是“進口的”外來力量。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一詞在美國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種可以導致各方面團結起來加以抵制的意識形態。

早期從歐洲到美國的一些移民，也曾經在美國做“空想社會主義”的試驗地，但美國本身從來沒有產生過社會主義思想。美國每一次社會主義運動最終都沒有積極的成果，這使得美國躲過了歐洲式的社會主義。

更有甚者，因為美國人意識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聯性或一致性，一些社會主義思想或進步思潮經常被視為共產主義運動，而遭代表資本主義既得利益的政府鎮壓。**在美國曆史上曾經出現兩次所謂的“紅色恐慌”（Red Scare），指的就是在美國興起的反共產主義潮流。**第一次發生在1917—1920年間，俄羅斯十月革命爆發後，美國政府看到了無政府主義革命運動和政治激進主義背後的威脅，因而展開了一系列限制人民言論自由、驅逐疑似激進分子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運動。

第二次紅色恐慌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7年，並在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催化下達到頂峯。1950年代初，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大肆渲染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滲透，煽動政界和文藝界的人士相互揭發，許多知名人士如演員卓別林、科學家愛因斯坦都受到牽連。

即使麥卡錫主義在1950年代中期走向衰退，這波紅色恐慌中的“反共”思維，仍深深影響美國的許多政策。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已經導致一些美國學者所認為的新版“麥卡錫主義”的興起，即“逢中必反”。

**實際上，桑德斯的“進步派”觀點已經被美國的自由主義者視為西方自由主義的“敵人”。**在民主黨黨內初選的“超級星期二”決戰（3月3日）之前，歷來代表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經濟學人》，就形容桑德斯會讓美國像是“陷入一場醒不過來的噩夢，美國人得趕緊清醒”。這份雜誌表示：“有時候你從一場噩夢中醒來，卻發現其實還在做夢，噩夢還在持續。美國越來越有可能面對這種情況。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即將把美國從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這場噩夢中喚醒”，卻陷入另一場叫做“桑德斯的噩夢當中”。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幾乎不可能成為一種獨立的美國政治力量。當然，這並不是説，美國不需要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事實上，美國社會主義力量只能成為一種依附式的力量。正如美國前總統里根所説的，美國的社會主義力量是依附在自由主義之上的。言下之意是，美國的自由主義有能力吸收和消化歐洲式的社會主義力量。

事實也的確如此。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導致了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興起，在美國則是通過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得到解決。之後，不斷出現的一些傾向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力量，都是通過支持主流政治力量（主要是民主黨）或其總統來實現它們的目標的。這種情況直到奧巴馬時代都沒有改變，例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是奧巴馬的堅強支持者。

**美國的自由主義面臨挑戰。一方面，如温和派所指出的，若美國最後不得不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間二選一，這兩個選項都糟糕透頂，不會有好結果；另一方面，如果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所面臨的挑戰會越來越大，造成最終的總體危機。**因此，對他們來説，理性的選擇是一名温和派（如拜登），促成温和派吸收和消化以桑德斯為代表的進步派的主張和力量。

不過，這不是問題的終結，而是問題的開始，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證温和的自由主義派能夠最終擊敗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激進右派。

對美國老百姓來説，民主社會主義或許是一個好的選擇，如同歐洲國家已經證明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認知轉化成為實踐，把這種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看來，儘管民主社會主義力量不會在美國消失，但離總統寶座的路途仍然崎嶇不平。

注：文章原載於《聯合早報》2020年3月10日，廈門大學經濟學科**《商道》編輯部經作者授權，通過道亦有道傳媒**平台全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