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壓迫越深反抗越烈的反駁：托克維爾和《舊制度與大革命》_風聞

沉思的托克維爾 2019年4月14日 · 頭條青雲獲獎者 優質歷史領域創作者

人們投身於革命並非總是因為其處境越來越糟糕。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個民族曾經毫無怨言地忍受最殘酷的法律，並不覺得痛苦，而當法律的壓力減輕時他們卻猛然將他們拋棄。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我們通常所受的教育中，總説壓迫越深反抗越烈，但托克維爾告訴我們，人們之所以反抗不但不是壓迫更深了，反而是壓迫更淺了。正因為壓迫人的舊制度被摧毀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才會顯得如此令人憎惡。

在舊制度昌盛之時，人們耐心的忍受苦難，認為這是命中註定，而當有人想要擺脱苦難時，他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舊制度下，王權對於國家的統治無孔不入，堅如磐石，任何反抗和輿論上的質疑都被迅速粉碎，以至於任何暴動和革命在他還是萌芽時就被掐滅。

而當舊政權因為財政危機而統治衰落，不得不進行改革和放權後，知識分子的質疑之聲和全國的不滿反而風起雲湧，不可阻擋，舊政權的些許失誤，都會被當作暴政的典型遭到輿論的鞭撻。

正如托克維爾所説：“路易十六最小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全部暴行更難以忍受。……惡更少了，但對惡的感覺卻更鮮明瞭。”

托克維爾的書為我們展現了一出頗具諷刺意義的史詩大劇，他以追求自由作為光輝的開始，卻以另一個更獨裁的君主上位作為終結。人們最初的滿懷激情最終都被冷酷的現實一一撲滅。

（拿破崙最後用炮火轟平了大革命）

為什麼壯麗的法國大革命以悲劇收場，為何追求自由的革命反而了致更大的集權，為何大革命的法國通過反覆革命才艱難的實現了議會制，而英國在不徹底的光榮革命後就實現了初衷？為何人們最好的期望總會導致最壞的結果，托克維爾這本書將告訴你答案。

壓迫越深反抗越烈嗎？不一定

托克維爾這本書的重要論點就是壓迫越深不一定反抗越烈，更有可能的情況反而是壓迫變淺反而導致了人們的不滿。

為了證明這一點，托克維爾對比了法國的封建制度與德國的封建制度，發現法國封建制度已經名存實亡，受到很大破壞，而德國的封建制度依然根深蒂固，與中世紀並無二致。

法國的貴族已經喪失了大部分政治特權，地方事務皆由國王任命的督辦管理，其僅享有部分免税特權和經濟優惠。而德國的貴族則與之相反，他們仍和中世紀一樣，擁有自己的軍隊和領地，掌管地方行政事務和司法審判，他們向農民收取賦税，限制農民的遷徙自由，並可以掌管其生死。

德國貴族與農民的關係，依然是中世紀式樣的貴族提供保護，農民提供賦税的人身附庸關係。

與之相反，18世紀末的法國農民大部分都是擁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他們經營土地，販賣農產品，自負盈虧，擁有很大的自由，已經完全不受貴族的束縛，其擁有的自由遠比德國農民多，但為何自由的，受貴族束縛少的法國農民對於貴族和舊制度的憎惡反而比德國強呢？

因為相對於壓迫者，人們更憎惡不勞而獲者，中世紀時，貴族固然剝削農民，但是他們同樣掌管行政事務，提供公共服務，並且保障農民的安全。因此，人們雖然憎恨貴族的權勢，但卻認為他們理所應當，甚至抱有一種病態的愛。

托克維爾説，在舊制度昌盛時，農民對於國王和貴族不僅是畏懼，而確實有一種崇拜和愛慕。

而在18世紀末，貴族的政治權力被剝奪了，經濟權利卻沒有取消，辛勞一輩子的法國自耕農看到自己的收成被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税剝奪的所剩無幾，而貴族們卻依靠免税特權逍遙自在，即使貴族們沒有做出任何損害農民利益的事，這種税負上的不平等就足以引起大眾的嫉妒，並將憤怒灑向不勞而獲的貴族。

這種因為權利不平等引發的羣體矛盾，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屢見不鮮。

為何追求自由的革命反而導致了更大的專制

法國大革命最諷刺的地方就在於原本追求自由，渴望建立議會共和的大革命最終卻迎回了拿破崙這個比路易十六還要專制百倍的皇帝。為何會出現這種荒謬的結果？

托克維爾認為這種結果其實早就根植於法國知識分子的腦海中，與英國的知識分子不同，由於舊制度下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參政的渠道，因此法國的知識分子極為缺乏政治常識，對行政事務一無所知，這和英國知識分子截然不同。

（法國知識分子酷愛高談闊論）

這種經驗上的差距使得英國知識分子更傾向於保守主義和現實主義，而法國知識分子則不可避免的走向理想化。

在啓蒙思想家的眼中，舊制度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人類社會應該按照理性原則建構，而所謂的理性原則則是思想家們推導的結果。

如果你仔細品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你就會發現其中的很多內容不過作者的主觀臆斷和情感宣泄，人類此前彼此隔絕，互相損害，迫不得已簽訂契約簽訂國家，這個説法完全沒有科學依據，而實際上，這種推測在當代早已被生物學歷史學證偽。

國家由人類簽訂契約而形成本身就是主觀判斷，之後的由此推導的天賦人權，人民主權，人民統治則更是論據不足，更多也是價值判斷，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

法國啓蒙思想家認為，要想構建一個完美的社會，必須對人民進行教育，他們認為正是人民的愚昧導致了君主制的存續，因此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對人民予以改造。即：“國家需要什麼樣的人就可以造就什麼樣的人。”

與英美不同，法國思想家非常厭惡個人主義，推崇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認為國家不是國王或任何一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眾人和公意的代表，每個人的權利必須服從眾人的意志。

（舊制度無法完成的事拿破崙都可以輕而易舉的辦到，他可以掌控整個國家）

從此刻起，其實拿破崙的出現早已是順理成章，能夠改造所有國民的政府能是個小政府嗎？他一定是個大政府，而且必須具有權威和強制力，顯然專制比較適合。

再比如對集體主義的推崇，認為國家是公意的代表，任何人不能違逆公意，這意味着國家可以以人民的名義要求你做任何事，拿破崙政府顯然完全符合這一點。

一個強大到能改造國民和社會形態，能最快汲取所有資源的政府，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分權寬鬆的小政府？法國知識分子根本沒意識到他們的思想要求的本身就是專制，和自由完全背道而馳。

正如英國人阿瑟楊嘲諷的那樣，他説他實在不明白法國人為何不像英國人一樣在過去的制度上進行修補，而非要摒棄一千多年的成果和經驗，依照幾個文人的空想就想構建一個理想社會，還有比這更荒謬的嗎？

惡變少了，但是惡的感覺卻更明顯了

托克維爾另外想要極力證明的一點，就是：“惡變少了，但是惡的感覺卻更顯了”。

無論是托克維爾還是現在的法國曆史學家，都認為路易十六並非暴君或昏君，而是一個仁慈且致力於革新的君主，他頒佈了很多有利於普通人的善舉。

（路易十六的居所凡爾賽宮）

比如在大革命爆發前十三年，他打算廢除勞役制，其中説到：“王國內幾乎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我們最貧窮的人無償修建的……真正有利害關係的有產者則分文不出，窮人不計報酬的勞動，卻只是為富人的利益而勞動。”

路易十六還要求軍役税的增設須公開登記，以避免富人逃税，以達到賦税均等的目的。

在饑荒期間，路易十六更是勒令富人進行救濟，並説：“朕絕不允許富人為非作歹，使人民缺吃少穿，強迫他們勞動卻只隨意給些報酬。”

而最為著名的，莫過於大革命後得到阿圖瓦伯爵的警告後，他居然説：“如果那一天到來，我也絕不會向我的子民拔劍。”

路易十六的高風亮節與他奢華無度的祖父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最終他卻上了斷頭台而不是他的祖父。

托克維爾認為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恰是因為路易十六的法國太繁榮太自由了，一部分舊制度已經解除，人民的思想高度解放，發財的慾望日漸強烈，而當他們發財到半路，發現還有舊制度的殘餘阻擋他們時，他們就怒不可赦，將責任都歸結為國王。

以前人們完全沒有希望時不敢有所奢望，如今有了希望就會慾壑難填，路易十六改革的速度遠遠跟不上人們慾望增長的速度。

正如托克維爾總結的：“一方是國民，此羣體內部發財的慾望與日俱增，另一方是政府，他不斷激勵這股新熱情並不斷製造麻煩，點燃它又把它壓下去，就這樣從兩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托克維爾的評價，一針見血。

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政治史的開端，是所有大革命的始祖和豐碑，而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則是論述法國大革命最為精闢的著作。值得所有人仔細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