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疫情風暴眼：一位呼吸重症病房醫生的心路歷程_風聞

來源 | 21世紀經濟報道

王曉江，武漢市第六醫院呼吸與危重症科副主任，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作為武漢市最早一批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醫務人員，他和團隊堅守在醫院已達60多個日日夜夜，沒有邁進家門一步。

“看到患者出院的時候最開心。”3月9日，王曉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説，如今管理的病區已連續半個月都有空牀，説明治癒率不斷提高，“勝利的曙光已經出現。”

王曉江。資料圖

緊張：我的同事被感染了

今年1月初，王曉江所在的科室，多了一些不明發熱的病人。

王曉江的門診，一上午需要接診患者70餘人，“比日常的門診量大，但也不全是發熱病人，還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王曉江説，當時社會都還沒太關注這個事情。

因為此時正是流感季節，流感病人也較多，每日有一些發熱病人並不奇怪。“當時我們想可能是流感引起的，還沒什麼特別的感受，沒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傳染性。”

不過醫院還是很謹慎，很快設立了隔離病房，把發熱的患者分流到發熱門診就診。上門診時，醫護人員被要求戴上口罩，“但那時對疫情完全沒有認識，我們早期戴的是普通醫用口罩。”王曉江説，醫務人員大都穿的普通藍色外科手術衣，一般查完房就脱掉。此時結合醫院強調的做好手衞生、勤洗手，這些防護，大家都以為夠了。“真沒想到這個疾病傳染性那麼強。”

王曉江和同事們真正警覺起來是在1月9日前後。

“當時科室有6個同事先後出現發熱症狀，我們馬上給他們做CT，發現肺部都呈現磨玻璃狀。我們就高度懷疑是近期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王曉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憶道。

醫院領導更加重視起來，再度開闢單獨的隔離病房，並把出現症狀的醫務人員全部集中隔離，進行對症治療。此外，要求在一線門診科室的醫護人員在接診時穿上隔離服、戴上N95口罩進行全面防護。

與此同時，醫院還開始進行全院大排查。一方面是對一線的醫護人員逐一CT排查，另一方面啓動對病人的排查：已住院病人如果發現肺部病變，馬上轉到呼吸科隔離區或在原病區調整牀位，進行單間隔離治療；對新問診的病人，凡是發熱的均要看發熱門診，凡是要住院的必做肺部CT篩查。

“這樣做既是對醫務人員負責，也是對其他的病人負責。”王曉江説，“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一位患者前一天剛做完闌尾炎手術，第二天就被轉到隔離病區。還有一位腿骨折的患者剛入院還沒做手術就被檢查出肺部有問題，我們也是先給他打石膏固定後立即就轉到隔離病區。”

此時的王曉江自己也有點緊張了，“我是1月11日做的CT檢查,有點緊張和擔心，畢竟有同事被感染。”王曉江説，且這個疾病還有一個潛伏期，即使當下結果沒問題，之後也不好説。

好在王曉江“逃過一劫”，拿到沒被感染的CT結果時，他長舒一口氣，但很快，又陷入了對同事們的擔憂。此時，科室已有同事被感染，王曉江和另外一位未被感染的科室副主任李發久，擔當起帶領全科室承擔救治患者的重任。

壓力：臨危受命的考驗

此後一段時期是最忙碌的。

王曉江、李發久二人24小時都待在醫院，沒有離開過半刻，每隔三四天就得上一個24小時的班，最長有兩天兩夜沒有睡過覺。

“白天一方面密切關注呼吸科重症病房病人的情況，一方面統籌全院大排查的工作，晚上十一二點稍微空閒一點還要參與醫院領導層的會議，從呼吸科專業的角度為醫院制定方案政策出謀獻策。”王曉江説，面對新接手的科室管理工作，還得統籌。

當時，一些醫生護士的心理上面臨着巨大的壓力，一些醫護人員年齡較小、經驗不足，特別是部分90後、00後護士更需重點關注。“每天交班，會做半小時心理疏導，並把防護工作作為硬性要求。也會強調醫生的職業道德，此時不能退縮。”在進行心理干預的同時，王曉江也從排班制度上改善同事們的心理狀況，勞逸結合，醫護人員輪流進入隔離區工作。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軍心漸漸穩定，為後期迎接定點門診工作的考驗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礎。

隨着越來越多的科室加入“抗疫”第一線，王曉江還要當好“培訓員”。每新開一個科室，要配合醫院感染管理辦公室完成培訓工作。並在具體診療流程和疾病科普上，對其他科室進行培訓。

“那時沒時間感到緊張恐懼。”王曉江説，滿腦子裏轉的都是日常運轉的事情，連自己在醫院附近預定的酒店都沒有時間去住，直接住在了醫院。

無力：醫者不是萬能的

前期對病人的檢查判斷與篩查成為重中之重，也是對王曉江最大的考驗。“放在平時的話，普通疾病沒有傳染性，病情也允許我有再觀察的時間。但這個時候一旦判斷錯了，把普通患者收到隔離病房或者是一個被感染的患者沒診斷出來，疫情都將往更糟的方向發展。”

那段時間，王曉江對自己的工作要求更高了。血常規、C反蛋白、甲流、乙流、肺部CT等檢查一個不能少，還要現場觀察患者、詳細詢問病史、發熱的情況。如果病人之前在這裏做過相關檢查，王曉江還會通過系統將病人之前的CT結果調出來，確定時間、性別、年齡、姓名是吻合的，經過認真對比最終給出診斷結果，王曉江坦言：“當時壓力特別大。”

“必須嚴格把關，不把關就是對一個個生命的不負責任。”王曉江深知肩上的重擔，但與此同時當死亡真的迫近時，王曉江又會感覺到一種深深的無力：“能夠插管能夠上呼吸機的患者我們都會盡量救，但是有些確實無能為力。”

新冠肺炎沒有特效藥物，“相當於醫生幫患者渡難關，只能扶着他走，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種支撐力量，也是心理上的安慰和扶持。”王曉江説，當時，醫生想打仗卻沒有武器，沒有辦法。

疫情不斷發展，王曉江的手機有一段時間天天被“打爆”。

“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求助信息，大多數是希望找到牀位。”王曉江不記得每天有多少求助信息，但因會診、有病人求助等因素，他當月電話費從168元漲到600多元。

“但那時確實沒有牀位，且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也不能私自把哪個病人收進來，那時候內心覺得十分無力，因為沒有足夠的牀位去救治患者。”在救治工作之餘，王曉江只能義務當起遠程醫生，求助過來的患者，他問診後分類給出治療意見，對於確實重症的患者會幫他們登記在醫院指揮部，以便有牀位時第一時間通知病人過來。

鎮定：為救治生命盡全力

團隊努力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率，並針對需要的患者進行氣管插管。“我們沒有負壓病房，但顧不上會不會被感染，只想救人。”

救回病危的患者，讓王曉江覺得深深的滿足。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位44歲的環衞工人。“送到醫院時他的雙肺已經花白，此前已經高燒一個多星期，我們立刻給他上了呼吸機。當時他的家人在一旁望着他，看着他痛苦、焦慮、難過，情緒一度失控。”王曉江説，“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治療之外更為重要的是病人及家屬的心理狀態。除了常規治療之外，還給予了很多心理的支持和鼓勵。病人自己都失去信心了，這條路就走不通了。”王曉江意識到當務之急就是要穩定病人及家屬的情緒，然後採取積極的治療方式。

後來，在積極的治療與營養支撐的作用下，病人逐漸好轉最後成功治癒出院，那一刻，王曉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日常工作中，院內的專家組成員，包括各個科室主任會把重症病人、疑難病人資料調取出來，進行聯合會診，“對這些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必須要慎重認真，一度因為牀位實在有限，一些重症患者沒法收治進病房，我們也會提出來討論，給出一些治療的方案。”王曉江説，會診制度至今都還在執行。

2月下旬，隨着“牀等人”的疫情防控措施完成後，武漢市每日新增確診患者數量大幅下降。“兩個星期前，我們開始出現空牀。”王曉江説，一部分病人通過治療好轉了，“感到很高興，這也説明疫情得到控制，看到了勝利的曙光，我們的壓力大幅減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