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他們，金銀潭的護士講出了那個黑白色的夢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作者：周航 

二月下旬以來，全國多支心理醫生隊伍陸續抵達湖北。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派出心理醫生隊伍到疫區工作。2月21日，上海精神衞生中心副主任醫師張晨和49位同事奔赴武漢。在武漢半個月，他看到了隨着疫情發展，醫護人員和患者已經呈現不同的走向——醫護們的心理狀況越來越好，但屬於患者的心理防疫戰才剛剛開始。

她睡不好，總是做夢，黑白色的夢，噩夢。夢裏有人追她，她不停地逃，直至驚醒。白天工作時，總覺得防護沒到位，強迫自己洗手，最多一天洗了20多遍，洗到手已經蜕皮。這個武漢金銀潭醫院的護士最初走進這間小屋時，沙發椅只坐了一半，整個人縮着。一週裏，她瘦了四斤。

這間數米見方的小屋位於金銀潭醫院門診部，由行政人員的辦公室臨時改造而成。半個多月以來，在這家武漢最早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收治定點醫院裏，上海精神衞生中心副主任醫師張晨和他的同事接待了數十位醫護人員。他們是目前唯一駐紮在金銀潭的心理醫生團隊。

每天，這支五人的小分隊大概要接待十多人次的諮詢，線上和線下各佔一半。張晨的同事判斷，那名護士已經出現應激反應，如果持續下去，可能會發展為抑鬱症。他們為她制定了一個詳細的診治方案，計劃好十次服務的內容。

早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一份針對北京小湯山醫院400餘名醫護人員的調查就顯示，20.38%的人明確認為自己需要心理援助。另外，女性和護士的抑鬱和焦慮更甚於男性和醫生。

17年後，張晨在武漢金銀潭醫院觀察到的情況也類似。或許是出於女性天性的敏感，她們是更想傾訴的人。護士則更長時間直接和病人相處，她們面對的壓力或許更甚於醫生。

但和“非典”時比，如今無論是人們對心理問題的認識，還是心理干預體系自身，都已經有所進步。

當年張晨還是工作不久的年輕人，他記得那時大眾還不重視心理疾病，甚至視抑鬱症為精神病，現在則越來越清楚，這就和感冒一樣，不過是疾病的一種，是可以治癒的。

經過多次重大事件後，中國心理危機干預應急體系也已漸成熟。參與小湯山心理干預的專家曾回憶，當年只能通過分發心理干預指導手冊和錄音材料幫助醫護人員和患者自助，或是指導在污染區工作的工作人員，讓他們有組織地進行心理輔導。

如今心理醫生則能直接進入工作院區，進行面對面的心理干預。心理專業人才也豐沛得多，繼一些醫療隊配備心理醫生先期奔赴武漢後，在國家衞健委安排下，來自上海、湖南和四川總計150人的專業心理醫生隊伍同期到達了武漢。

張晨隨身帶着兒子水杯，寄託思念之情。受訪者供圖

他的同事、更早前隨上海醫療隊來到武漢的上海市精神衞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醫師彭代輝對此更有體會。

2月15日抵達後，彭代輝第一次去幾個定點收治醫院調研，發現醫護們都不説話，沉默地做着各自的事情。因為難以抑制的焦慮，一位醫生在隔離區一次只能待一小時。

但半個月後，近期開始的第二次調研，彭代輝發現情況變了，醫護們有説有笑，互相之間叫着新取的綽號，檢查防護時，他們模仿機器貓、Hello Kitty，做着各種可愛的動作。進隔離區前，還一起做出飛翔姿態。

除了服務醫護人員，這支心理團隊另一項工作是參與患者診療，制定心理援助方案。在這場疫情中，人們受傷的不僅是身體，他們的內心也變得脆弱，出現焦慮乃至抑鬱等心理問題。同時，心理醫生隊伍內部會有定期督導，保證個案諮詢質量，也保障隊伍成員自身的心理健康。

從"救命"逐漸到"救心"，武漢眾多醫院正在發生這般變化。而在張晨看來，雖然疫情明顯得到控制，但針對心理的防疫戰才剛剛開始。

以下內容根據張晨的口述整理：

夢裏病毒在追她

我們是（2月）21號出發到武漢的，50個人分配進10家醫院，我和四個同事分配進金銀潭醫院，也就是武漢市傳染病醫院，最早定點收治重症患者的醫院。

金銀潭醫院有兩千多名醫護人員，他們都是第一批投入戰鬥的，面對未知的病毒，長時間高強度工作，從概率上説，會有不少人出現心理問題。

有沒有心理問題，和勇不勇敢沒關係，而是和天生是否易感，後天的心理調整能力有關。

來之前，金銀潭已經為我們準備了兩間辦公室，放好了音箱、沙發椅，我們又簡單做了些裝飾。除了現場接待，也開通了電話、微信線上諮詢渠道。

在臨時改造的諮詢室，張晨為醫護人員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受訪者供圖

工作剛開始，主動來諮詢的醫護人員其實不算太多。但平常查房我們跟他們一聊，就會發現的確有問題，因為心理問題不光是我們一般知道的焦慮、抑鬱，還有睡眠問題。

這裏好多人睡眠都成問題，我估計至少佔比30%以上。在我們看來，這不是他們本身的問題，而是壓力過大導致的。

尤其在早期，他們對病毒一無所知，而病人數量在劇增，醫護人員也有不少出現感染，這是很容易崩潰的。

比如前幾天我們接待一位ICU（重症監護室）的護士，20多歲，來支援的時候也是一腔熱血，信心滿滿，但來了以後情況完全超出她的預期。

最初情況是特別危急的，比如3牀的病人需要搶救，還在按壓，隔壁4牀的病人就不行了，回過去救4牀的病人，救到一半，3牀的又不行了。病人太多了，真的是應接不暇。

而且這裏好多病人本來還好，突然間就不行了，救都就救不了。有的大腦很清楚，但沒法呼吸，就像溺水一樣，皮膚都是紺紅色的。

醫護們見慣生死，但平時工作，你不可能遇到那麼高頻率的死亡。對這些情況，醫護人員束手無策，一方面是對畫面有應激反應，晚上睡不好，腦子裏面各種回憶，另一方面，就會有職業挫敗感。

像剛才那位護士，她就有明顯的職業耗竭感。她感到非常失望。自己全情付出，但病人沒搶救回來，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回應。進到工作場所，她就會渾身難受，頭暈目眩，抗拒工作。

我們給她做疏導，就是幫她分析，你是不是也有救回來的病人，所以付出是值得的，正因為這份付出，那麼多病人康復了，一個家庭可能就因此完整了。

事物往往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如果好壞都能看到，那情緒是正常的，如果只能看到壞到的一面，那就有問題了。所以心理醫生就是拿一面鏡子，讓人同時看到事物的兩面性。

除了職業耗竭感、感到麻木，面對重大沖擊，另一個代表性反應就是焦慮，害怕。

前段時間我同事也接待了一個護士，她就有這種情況，害怕自己也感染新型冠狀肺炎，總覺得防護沒到位，到了強迫症的程度，不斷洗手，最多時一次要洗20多遍，洗到手已經蜕皮。

她睡眠也很不好，睡不着，容易醒，總做夢，都是黑白的夢——如果你做的夢是彩色的，那沒問題，但如果畫面黑白，情況就不太好了——而且她都是噩夢，特別驚嚇的，比如有人追她，她不停逃。這就是一種投射，誰在追她？病毒在追。

她自己也覺得情況不太好，一個禮拜瘦了4斤，來到我們這裏諮詢。像她的情況，也是人對待壓力的應激表現，但如果一直持續下去，可能會發展為嚴重的抑鬱症。我們要做的就是及時干預，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我們辦公室安置了音響設備，利用午休時間，讓她躺在沙發椅上，放舒緩的音樂，幫助她放鬆下來。另外根據評估，我們也給她開了米氮平這樣的藥物，幫助她改善睡眠。

情緒就像一口高壓鍋，壓力就是下面的火，越燒越旺，高壓鍋為什麼不爆炸，因為有氣孔，我們心理醫生的責任就是保障這個孔的暢通。

我們定期讓她過來談話、放鬆，計劃一共為她十次治療。第一次，我們給她佈置任務是一次洗手最多四遍，第二次過來她説可以做到了，我們又佈置最多隻能洗一遍，第三次過來，她説現在可以只洗一遍了。

三次下來，她自己反饋已經明顯好轉，可以和同事有説有笑。整個人變化是挺明顯的，剛開始來她整個人是縮着的，沙發椅屁股只坐了一半，現在她可以完全舒展躺在上面。

“非典”後期，廣東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曾對52名一線醫護人員進行調查，發現醫護人員的心理壓力來自多方面。

我們目前是金銀潭醫院唯一的心理醫生團隊，院方非常重視，院長親自安排的辦公室，黨委書記來過很多次，像熱線電話這樣的辦公用品，都是第一時間解決。

醫護人員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很清楚自己問題在哪，比如家人去世，但醫護人員不知道，來諮詢，往往因為出現了睡眠不好或者焦慮這樣的臨牀症狀。他們的問題由很多原因共同推衍而來，心理醫生就要幫助逐步梳理，找到表象背後的原因。

我們往往會先從外圍聊起，比如針對支援金銀潭的上海醫療隊，會問你為什麼來上海，來了武漢和預想有什麼落差，他開始描述在武漢的經歷，和原來的不同之處，談到刻骨銘心的記憶時，很多情感就開始湧現出來。

往往，談到家人的時候，他們會開始流淚。很多醫護人員對自己的父母、伴侶、子女，有着很多的愧疚感，但這份愧疚在工作中是壓抑掉的。

再比如我接待的一個金銀潭本地護士，深入後，她講到了自己一個經歷。深夜有個病人突然不行了，醫生要穿防護服來不及進來，她只能根據指示先搶救，然後病人去世了，沒有護工，她要一個人清理，裝進裹屍袋。

深夜，她要一個人面對那麼多可怕的事。她感受到的不是委屈，而是害怕。工作又要求她不能害怕，這是她的職責所在，即使害怕也要壓抑掉。那到了我們這，不在工作場景，她就會暴露出來。

她説的時候全程是流淚的，我們除了幫助她暴露，還要給她足夠的安全感。女醫生可以擁抱她，男醫生不行，我們聯絡員在當地幫忙採購了長毛絨玩具，我就提供給她，讓她抱着，舒緩情緒。

這種痛苦感如果一直壓在心裏，到後面就會是心理創傷。現在暴露出來，就能解決掉。以後她再想到類似場景，不會體驗到那晚一個人淒涼的感覺，而是會有温暖的感覺，因為她已經在安全的環境裏暴露過了。

患者沒能救回來，27歲的麻醉師哭得傷心。同事們在隔離病房玻璃窗前，舉起一張紙，希望外面的人理解。攝影：東方衞視記者黃伊罕

心理醫生不給出答案

金銀潭醫院收的都是最重的病人。來這裏以後，我們發現需要服務的不僅僅是醫護人員，某種程度上，患者更需要心理治療。

我們每週要查三次房，兩個人一起，9點開始，11點結束。查房前我們會跟牀位醫生溝通好，哪些病人是有問題的，需要重點關照。

她會不斷臆想，自己未來會被看成異類，甚至擔心孩子家庭也會受影響，被當作怪物等等，這些都進一步加重她對自己的負面評價。

經過我們初步評估，她已經達到中度抑鬱的程度，除了心理治療，還要給她開抗抑鬱的藥物，雙管齊下。

我們定期都會到病房裏面跟她聊，聊過去，聊現在，聊未來，讓她減少對未來悲觀的意向。很多時候，病人就需要有人傾聽，講完會好受很多，心理醫生就要做那個陪伴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以為心理醫生就是告訴個答案，其實不是的，我們更多的是引導，引導一個人自己去找到答案。

比如這位患者，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還是告訴她，這個病是能治好的，但情緒差往往會導致免疫力低下，影響治療，讓她主動去改變認知，不讓她鑽牛角尖，能看清事情的全貌。

另一個患者也有代表性，一個相對年輕的男性。病房裏面醫生搶救病人，他看到病人呼吸困難的痛苦過程，從此有了急性應激反應。一到睡覺或者一個人的時候，他都不敢閉眼。一閉眼，大腦始終會再現這種場景，畫面揮之不去。

對他我們要做的就不是改善認知，因為他大腦已經有這種印象，而是需要行為治療，幫助他轉移注意力。

我們會一邊在他身邊放音樂，一邊啓發他，讓他想象積極的東西，比如説藍天、大海、鮮花，這個時候他大腦就能夠放鬆。

大腦會越繃越緊，緊張是會惡性循環的，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打破惡性循環。這種治療可以非常大程度地緩解他緊繃的神經，不太容易再現應激場面。

在金銀潭醫院，張晨和同事每週要查三次房。受訪者供圖

武漢的患者都很配合。他們都很想暴露自己的問題，談論自己的焦慮，尋求支持。有一個病人看到我就説，張醫生，你又來了，我天天就盼着你來。

鍾南山院士説，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來了以後，切身感受到了這一點，哪怕是在病房，武漢人民也非常熱情，對醫生認可度非常高，知道醫生不遠千里來武漢就是來救他們的。

其他醫生也會問我們，怎麼處理病人的焦慮，那我們也告訴他們，更多的其實就是支持，最重要的是學會傾聽，給他們時間訴説。如果無法判斷是否存在情緒問題，可以邀請我們會診。

很多人還上着呼吸手段，這部分人我們沒法直接對話，我們和旁邊的人談話時，他聽進去，有的就默默流眼淚。那我們也會給予眼神支持，告訴他會好起來的。

我在方艙醫院的同事可以全面評估患者，給他們做問卷，有問題的可以精準干預，但金銀潭醫院，我們還是要等重症轉為輕症，這是很大的不同。

到底有多少人有心理問題，抑鬱多還是焦慮多，焦慮裏面是廣泛性焦慮多，還是驚恐發作多，還是應激障礙多等等，都是我們之後需要掌握的。

到時候，我們會根據掌握的情況，再設計不同的治療方案，像剛才説的那樣針對性治療。

張晨和隊伍領隊、上海市精神衞生中心副院長王振在金銀潭醫院的工作照。受訪者供圖

​心理防疫戰剛剛開始

總的來説，隨着時間推移，我覺得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情況是相反的。

醫護們的狀態越來越好。病毒從完全陌生到相對熟悉，由未知感產生的焦慮感、恐懼感明顯會減少。

工作壓力也有很大緩解，金銀潭住院病人數從原來最緊張時期的1300名，到3月初已經減少到600多名。最難的是春節時期，很多醫護人員現在已經調節過來。

我們前幾天組織巴林特小組活動，就是提供機會，給有需求的醫護人員一起傾述、宣泄情緒，當地一位護士長就談到，疫情剛開始真的近乎崩潰，但現在已經緩過來了。

上海心理醫生團隊在金銀譚醫院組織巴林特小組活動。受訪者供圖

剛開始爆發病人實在太多了，多到她的朋友、親戚託她找個牀位都找不到，她媽媽鄰居家三口全在家裏去世了，那個時候她非常痛苦，近乎崩潰邊緣。但她沒有時間崩潰，事情推着她去做，不做不行。

支援隊伍來了以後，病房有更多護士醫生接手，朋友鄰居也有了牀位，她壓力就驟減了。

特別是2月10日上海第三批支援隊伍也到位後，可以輪班了，她説那個時候會笑了，有時間可以想一下整件事情來龍去脈。

如果最早同時派出心理醫生到武漢，可能對他們幫助會更大。但當時疫情不明朗，從管理和調度上看，現在再派我們過來，也是合適的。

這半個月，我自己和醫生的交流，感覺他們狀態總體沒有問題，我覺得他們的自我保護、自我調節做的還是挺好的。一些護士問題較為明顯，可能和性別、年齡有關，現在也已經好很多了。

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到戰勝疫情的希望。對外地援鄂醫護人員來説，普遍問題是想家，大家最期盼的，是什麼時候能輪休，能回家。

我們和他們聊天也經常講到這個話題，不光喊口號打氣，更多的是為了給他們希望，人最怕沒有盼頭。現在情況越來越好，武漢確診數從四位數到三位數再到兩位數，大家工作也更帶勁。

當然，我們也會擔心，一些醫護人員內心想法隱藏比較深，怕別人覺得他脆弱，或者還在應激階段，還沒暴露創傷。

我們來這的任務就是在這個階段解決心理問題，避免他們未來出現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情況。目前對上海援鄂隊伍，我們已經做全面瞭解，接着會仔細篩查，有問題及時干預。之後工作會鋪開到整個金銀潭醫院的醫護人員。

患者情況和醫護人員就不一樣了。他們治癒後，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隨着時間推移，未來的問題可能會更多。

疫情帶來的心理應激，一時的強度可能沒有地震這樣的事件大，但是持續時間久，一個病人可能從找牀位到治療，有很長的焦慮期，而且身邊家人可能不斷出現問題，都是持續影響。對他們來説，治療難度就在於未來如何恢復。

前不久，一個78歲的老先生康復了，卻不願意出院，醫生就請我們去看。我們剛到的時候，他也不願説話，呆呆地凝視天花板。

熟悉後才説，孩子擔心他感染病毒，不想讓他回去。他心裏面就覺得醫院像個家，更有温暖的感覺，所以不願意出院。他甚至問醫生，能不能讓他安樂死。

對他，我們也是引導認知，告訴他出院後，隔離期社區都會安排好。我們也和他兒子溝通，反過來再和老人講，讓他理解子女不是嫌棄他，而是擔心沒法照顧等等。

他其實就是一時想不通，疏導後效果也比較明顯。對於已經呈現心理問題的病人，我認為最多三個月到半年，也能夠有明顯改善。

我擔心的是那些遲發性的，三個月、半年，或者更長時間才出現問題，這樣的情況我們干預可能是要按年計算，需要一到兩年，幫助他們走出陰影。

我最擔心的是孩子。我們隊伍也有同事駐紮在兒童醫院，很多感染是家庭集聚性的，有的孩子父母已經去世，他們現在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生死之別。但未來，這種陰影可能會影響一生。

他們身體康復後，這次災難帶來的心理創傷，真的需要很長時間去慢慢癒合。心理防禦戰真的剛剛開始。

我們來的時候沒有計劃歸期。在病房裏的患者我們會做好乾預和治療，同時我們也在培訓志願者和社區工作者，當患者回家後，由他們再給予長期跟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