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超國民待遇現象還能持續多久？_風聞

  來源：新潮沉思錄 

引起極大反響的《外國人永久居住條例》不出意外的引起輿論強烈反彈。大部分人應該都同意中國是一個對外國人相對友好的國家，但是一種隱隱的排斥同樣在整個社會里流動。這種排斥很大程度是基於現實的不公，也就是外國人享受的在華超國民待遇。雖然很多人也指出《條例》的具體規定並不會造成網友想象的那種後果，輿論的觀點，網民的擔心很多都跟《條例》具體內容無關，但顯然在超國民待遇事實存在的前提下，這種討論很難獲得一個理性的輿論基礎。

在華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幾乎每個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感覺到，不斷有新聞事件來提醒人們它的存在。

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個資源高度緊張，內部競爭激烈的國家，大多數中國人需要通過艱苦的鬥爭才能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在這樣一個激烈競爭的大環境裏，一個外國人如果僅僅憑藉外國人的身份就凌駕於國民之上，拿走本就緊張的資源，當然是不能接受的。曾經外國人在中國就是金字招牌，具備高大上的象徵意義，但隨着國力的不斷進步，新一代的中國人越來越少對外國人的迷信。另一個客觀事實，大量外國人，特別是底層低素質外國人如淘金般進入中國，不但打破了先進的西方人的形象，更帶來了源源不絕的社會問題。

處在發展期的中國社會仍然十分歡迎掌握了技術的外國人前來發展，不惜為此千金市骨。但客觀説，這樣有本領的洋師傅是不多的，這和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又是呼應的。當代中國社會對外國人的不滿往往是基於兩點，一點是內部的不公，一點是外部的不公。內部的不公，是外國人不合理的超等地位，尤其是那些實際沒有貢獻，卻僅僅依靠身份享受超國民地位的外國人。外部的不公是中國人在外不斷受到的壓制乃至歧視，更映襯出國內對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的不合理。如此冰火兩重天，這是不對等的。

這種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原因，是現實利益和行政慣性共同造成的。能推動和維護外國人在華超國民待遇的始終是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我們不能否認，引進外國人，哪怕是輿論中所謂的“洋垃圾”，對很多地方來説挾洋自重仍然是有利可圖的。比如去年引起很大風波的外國留學生事件。不外乎是為了提高國際化水平，寧可犧牲普通學生的利益來收買這些人。類似這種情形並不少，比如各種假洋牌，各種充門面的外教，這些本質是國人拿外國人作為斂財的招牌而已。

更有甚者，是那些持有外國身份的中國人。這些人本就是國人，也主要工作生活在國內，卻依靠外國人的身份享受着超國民待遇。當初選擇放棄國籍跑出去的人，現在再回來是試圖享受超國民待遇是很不適合的。國籍不是説放棄就放棄的，這需要代價。對於毫無貢獻，只圖方便和福利的人，應該放棄外國籍而不是指望綠卡。

實事求是的説，中國還是一個發展十分不充分，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不同年代的人價值觀差異都很大的國家。外國人這面大旗，仍然在國內有着很大的號召力。現實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是存在的，為了這面大旗，還有很多人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這些人又反過來維護了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

現在是由過去構成的，而行政往往是落後於現實的。造成當代普遍性的外國人超國民待遇恰恰是行政治理體系落後的結果。這種落後並沒有什麼讓人意外的，任何時候擔任國家治理任務的總是上一代人。他們普遍以過去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經驗來處理具體事務，特別是那些並不重要的事務。世界變化的太快，中國變化的更快，這種管理者認識上的滯後可以説理所當然。

更重要的或許是整個治理體系的落後。這絕不僅僅是單純的外國人問題，實際上涉及到我們身邊諸多的不合理。典型的就是勞教少管等一系列制度取消後導致輕罪或者特殊人羣犯罪無法有效處理。同樣，外國人如果犯罪，尤其是輕罪在中國現有管理體系裏，是一個非常不好管的存在。簡單的説，今天中國的治理體系其條文依據大部分發端於八九十年代，形成於新世紀之初，之後更多是局部修訂。所以大量處罰的標準可能還停留在二十年前，應對的情形至少落後了十年。

大量不合時宜的舊制度還停留在基層流動性很低的上個世紀熟人社會，單靠修補早已難以為繼。在一次次輿情熱點的衝擊下，許多嚴重滯後的舊制度被取消了，但應該跟進的新制度卻遲遲沒有出現。而哪怕從08年到今天，這十二年發生的變化都是天翻地覆的。

當然就算我們扣掉了思維落後的官僚，跟不上時代的制度，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基層有這個能力和意願去管理外國人嗎？這涉及到一個問題，成本和風險，更進一步説是有沒有精細化管理的能力。如果每一個外國人都是沒有背景的三非黑人或許沒有那麼艱難，但管理外國人的風險對基層來説是事實存在的。

一個客觀的現實就是在一線管理中我們的很多管理者自己就談不上無懈可擊，在處理國人時還可以打馬虎眼，在處理外國人時自己底氣就不足。同樣，很多輕微犯罪，在國內本身就處於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範圍，對外國人更寬容本質就是減少自己的工作壓力。誰都知道涉及外國人管理更容易引起輿情，甚至可能引起外交上的交涉，哪怕只是增加一點點風險，一線的小官僚有幾個願意冒這種風險的。這就不僅僅是有沒有法可依的問題，即使有法，執行者能不能嚴格執法呢？

為什麼在國際化大城市對外國人的管理會相對好一些，因為有大量的案例可以引述，駕輕就熟，管理的風險自然小。而在三線四線城市一旦面臨新情況，管理者就常常不知所措，怎麼找專業的翻譯，要不要提供特殊的待遇，要彙報到哪一級，是不是給領導增加了麻煩？這些複雜的操作本身就是風險，足夠讓很多一線單位不敢也不願去惹麻煩，寧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外國人管理只有兩種方式，要不當做中國人一樣管理，要不當做一類特殊人羣去管理。前者困難重重，而後者就需要精細化管理的能力，這是目前我國基層普遍不具備的。幾乎所有一線單位都面臨着長期人力不足，這就從根本上制約了精細化管理的能力，你一個人管一個社區怎麼精細化管理，當然只能大而化之。大部分行政單位普遍缺乏專門人才從事專門工作，而在具體行政中承擔的風險和獲得的回報又不成正比，這就面臨着既不懂也不願意乾的問題，還怎麼精細化管理？

更進一步説，當代中國普遍存在着部門行政剛性低，定位模糊的問題，典型如對港台的部門，講服務多於講管理，最後完全站到管理對象的一面。本應起管理作用的涉外部門反而成了外人的孃家，那就適得其反了。

從這個角度説，對在華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實際上就是一種半失管狀態。一面是在體制上仍然把外國人當做高等人來對待，過度讓利，一面是管理上不願管，不敢管，遇到了問題就視而不見，這種狀況是過去幾十年發展的經歷所決定的。這過去非常長的時間裏，中國面臨的問題都是讓中國適應世界，被外部世界接受的問題。中國和中國人作為弱勢的一方在代表外部世界的外國人面前就不能不表現出弱勢的態度，這種情形久而久之就造出了這個社會制度和社會心態。

然而現實的變化來的太快。中國國力的發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中國和西方的位置已經從下對上發展到至少是平等，很多時候中國實際上還更有話語權。而這種變化的另一重背景就是東方和西方隱隱的分裂。弱小而帶來的友善行將結束，平等的尊重需要用強大去爭取，示弱就不但不合時宜，還顯得刺眼。

在華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實際上是中國高速發展後典型的歷史遺留問題。世界變化的太慢而中國變化的太快，當代中國面臨着需要西方去適應中國不再是中國去適應西方的問題。時代不同了，在華的外國人也一樣面臨着這個問題。中國發展到今天，外部的力量只能是一種有益補充，本質上還是依靠本國家精英階層來支撐，那麼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問題就越發凸顯出來。

更現實的層面來説，中國正在致力於通過一帶一路等構建一個更有利於中國的世界體系。那麼就不可避免的帶來大量外國人進入中國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尚不發達的國家。對這些外國人又該怎麼處置呢？如果持續保持超國民待遇，那麼國民該怎麼看待對外的經濟共建和交流呢？對那些來自相對不發達的對華友善國家的外國人或許很多人還能保持平視的態度。那麼原有的發達國家，很可能出現對華不友好的情況，那麼對那些來自舊日西方的老外國人呢？如果對華友善的後來者被視作打工者，對華不友善的先來者卻仍然享受着超國民待遇，那麼這公平嗎？又會在盟友中引起什麼樣的看法呢？

説到底，能夠給予外國人的最高待遇應該就是國民待遇，超國民待遇是非常不合理的，即不能對內交代，實際上也不能對外交代。這是單純的向西方討好的歷史產物，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

然而在整個中國都面臨着全面轉向的時刻，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也只是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比起解決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加強治理體系建設，加強行政體系和當代發展相適應恐怕更重要，更迫在眉睫。

但現實總是讓人猝不及防。一場正在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正在極大加速包括東西方對立在內，中外一系列矛盾的發展。潛在的僑民潮，外籍來華人員，甚至可能爆發的海外族羣對立，都將很快把外國人管理這個問題推上日程。

病毒是不講政治，不講情面的，不論願不願意管，敢不敢管，都逼着一線單位去管，而經驗和先例就在這種強制中自然而然的誕生了。同樣，一旦出現海外的族羣對立，外國人造成的資源不合理分配和差別待遇突出，那麼國民就不可能不把目光同時投注到國內的超國民待遇問題。屆時千夫所指，就不能不去面對這個問題。鬥爭很少是在準備完全的情況下發生的，歷史就是這樣突兀而迅猛的發展。而這個問題的結局又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對外部世界的心態轉變，這場新冠病毒的浪潮將註定改變很多中國人，很多外國人，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