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對中美記者互訪到驅逐中國記者_風聞

3月6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針對近日美國國務院變相驅逐中國媒體駐美記者的舉動發表聲明，對美方錯誤做法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對美方此舉將會造成的不良後果表示嚴重擔憂，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所屬新聞工作者的正當權益受損表示嚴重關切。

聲明指出：

【“美國國務院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以莫須有的理由出台系列針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的歧視性措施。”】

回顧歷史，在冷戰時期，六十多年前，美國國務院曾反對中國方面提出的中美記者互訪的建議，使得新中國最早的一次對西方國家開放舉措未能付諸實施。

新中國成立之初，根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意見，外交部宣佈，中蘇關係並不排斥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和平合作”，凡願意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和尊重態度的國家，將受到同樣的對待。

但是，美國政府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軍艦立即開進台灣海峽，阻撓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行動。隨後朝鮮戰場上中美兩國兵戎相見，使兩國關係降到了冰點。不過，抗美援朝的勝利，也令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亞洲和國際事物中的分量。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蘇、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舉行會議，會議建議有關國家及其武裝部隊代表於4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並討論印度支那恢復和平問題。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決定接受邀請。周恩來親自率領代表團參加。

新中國短短几年取得的內外成就，使美國政府意識到，與“共產黨中國”完全隔離開來是不可能的。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和美國代表團代表經英國代表團杜維廉（英國駐北京代辦）的介紹，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初步商談。

在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於4月23日發表了聲明：

【“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美國方面有所回應。在美國方面建議下，中美兩國領事級談判於1955年8月1日升格為大使級談判，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從1955年8月1日至9月10日，中美雙方在互不承認的情況下達成關於平民回國的協議。當談判到後面的議程，主要是涉及到台灣問題時，美國方面採取拖的方式，還力圖把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中方。一時談判陷入了較長時間的僵局。

面對這樣的局面，毛澤東、周恩來運籌帷幄，推出了一項重要舉措。1956年8月6日，中國政府取消不讓美國記者入境的禁令，向美國15個重要的新聞機構發電，邀請他們派記者來華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這些機構包括《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者論壇報》、《商業週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合眾社、全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這是中國方面願意對西方國家開放、特別是改善對美關係真誠願望的具體體現。

中國方面的主動，很快給美國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被動。

1956年8月6日，接到中國政府邀請的《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貝格詢問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是否可以得到訪華的簽證時，杜勒斯回答説，對去中國大陸旅行的限制規定不變。蘇茲貝格又向助理國務卿幫辦墨菲試探問道，若記者不顧該禁令，接受邀請，前往中國，國務院將如何處置？墨菲説，那就會被吊銷護照。墨菲勸告蘇茲貝格，《紐約時報》是全美最著名的報紙之一，蘇茲貝格的名字也與之密切相連，如果他違反政府的政策，影響就大了。8月7日，美國國務院發表新聞公報，表示堅持“不發給有效至共產黨中國旅行的護照的政策”，並稱“不能認為美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前往共產黨中國旅行是符合美國最大的利益的”。8月18日，《紐約時報》發表了評論，第二天又發表—封來自美國幾家大報、通訊社、廣播網的聯合抗議。合眾社社長斯塔澤爾約見代理國務卿等官員，要求派合眾社駐香港記者訪華。這使國務院的官員大傷腦筋。

8月21日，毛澤東在同來訪的老撾首相富馬的談話中説，“我們要搞好關係，我們也願和美國搞好關係。和美國在板門店談了兩年，在日內瓦談了一年，相信終有一天會談好的，我們不着急。”

8月29日，毛澤東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稿上寫道，

【“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願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係。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做到的。”】

9月22日，中國方面提出了關於促進中美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的協議聲明。但遭到美國方面的拒絕。

10月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在談到中美關係時，毛澤東説：我們的政策是這樣，我們主張與他們和平相處，建立外交關係，解決台灣問題，歡迎他們來中國。可是他們沒有改變，在板門店談了兩年多，現在又在日內瓦談，還不知道談到什麼時候。許多國家都願意與我們來往，只有美國不願意，當然還有一些別的國家。美國有新聞記者要來中國訪問，但是美國政府不允許。

針對美國方面拒絕中國方面提議的情況，中國外交部於10月16日，發表了關於中美會談的聲明。聲明指出是美國方面造成了會談的僵局，同時指出了美國阻礙中美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的態度是蓄意要使中美大使級會談得不到任何進展，是害怕中美關係得到任何改善。

周恩來在1956年12月訪問印度時，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及中美關係時説，

【“自從萬隆會議以來我們一直在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改善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在日內瓦的中美會談中我們提出了建議，為的是緩和並消除台灣的緊張局勢……我們的這一切努力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相應的反應和贊同。”】

美國方面的反應終於來了。1957年1月5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一再稱中國邀請記者訪華是“陰謀”，因此杜勒斯重申“只要是目前至少可以説是半交戰狀態的那種情況仍然存在，只要是我們還沒有承認那個政權，那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頒發前往共產黨中國的護照”。杜勒斯的顧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旦打開這個記者訪問之門，“共產黨中國”的真實情況就容易被世人所知。當年美國記者斯諾訪問延安，使當時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的真實形象很快被世人所知，後來甚至影響到美國政府、特別是羅斯福總統本人。另外還有重要的一點，一旦打開這個記者訪問之門，很可能會給國際社會、特別是盟友們造成邁開承認新中國政權第一步的印象，從而破壞美國的“遏制”中國的政策。

但是，美國輿論界或許並沒有從杜勒斯的角度看問題，因而不認同杜勒斯的“陰謀”論。他們強調的是，美國人民有權知道中國國內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美國政府無權限制他們新聞自由的權利。

3月27日，杜勒斯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國務院授權合眾社、美聯社及INS等三家通訊社各派一名高級記者前往中國採訪二個月的計劃。4月23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説道，國務院正在設想一種“數目嚴格有限的負責的新聞記者代表整個新聞界前往共產黨中國的方案”。但《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貝格對限制美國記者數目極為不滿，抨擊説，“政府正在剝奪新聞自由，正在利用新聞作為它在外交上的工具”。而杜勒斯辯稱，“憲法上的新聞自由指的是出版，而不是採訪新聞。”

杜勒斯關於人數限制的説法和對新聞自由的解釋，至今仍值得回味。

在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加上政府在記者訪華問題上的政策得不到國會的支持，美國政府最終不得不在記者訪華的問題上做出重大改變。1957年8月22日，美國國務院在關於記者訪華護照的新聞公報中，宣佈在試驗的基礎上發給24名記者訪華護照但不給持有護照的中國人以互惠的簽證，同時強調這個試驗並不改變美國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政策，美國人去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地區旅行仍舊是不符合美國的政策的，或者説是不合法的。但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9月9日又説，是否允許赤色中國新聞記者在華盛頓設立常駐新聞機構要“看情況而定”，但不存在等額交換互惠辦法。

在中國看來，這個“看情況而定”預示着在至少中國記者有機會訪問美國。華沙大使級談判中方代表王炳南遂於9月12日在會談中提出協議聲明，內稱兩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准許對方新聞記者前來各自的國家，進行新聞採訪，以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但沒想到美方代表約翰遜卻藉口前一年中國提出允許美記者來華訪問時並未提出互惠條件，拒絕了這個協議。

或許周恩來已經預料到這種局面。在9月7日的時候，周恩來對參加莫斯科聯歡節後來華訪問的40餘名美國青年説，

【“我們去年是有這樣的願望：先從中國方面主動打開這個局面，先讓美國記者來，那麼，我們相信就會引起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同等的回答，也就是給中國記者開門，讓他們到美國去訪問和報道消息……中國記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國……（美國政府）就把文章作死了，作絕了”。】

美國這種只准美國記者來而不準中國記者去的做法，顯然是完全不符合國際慣例的。9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堅持平等互惠的原則》的評論員文章。9月16日王炳南發表關於中美兩國記者來往問題的聲明，闡述中國政府的立場。然而，9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所説的“看情況而定”，最終也沒有與中方相向而行。

順便補充一下，美國方面那時還強調了另一個理由，即只要美國公民仍然被押在中國，就談不上什麼文化交流。這件事指的是，當時中國方面對幾個在華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人和侵入中國東北的兩批共15個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判處了有期徒刑（其中11個在第一次華沙大使級會談前被提前釋放）。

儘管中國的兩項提議未能付諸實施，但中國政府的對西方國家開放、尋求和平的姿態，已經展現在整個國際社會面前。由於美國政府在實質上是把反共的意識形態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也就不可能真正願意接受中國對其的開放政策。後來不少人都抱怨為什麼中國不早點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對美國開放，這段歷史或許多少可以給人們一些啓示。

即使在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今天，我們願意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他們願意接受嗎嗎？所以，對外開放並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

針對最近美國政府驅逐中國記者這件事，有媒體的評論指出：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它們向中國社會介紹了真實的外部世界。中國社會對美國和西方的瞭解，無論真實還是細緻程度都遠高於美國和西方公眾對中國的瞭解。中國社會整體上對西方抱以友善、願向後者學習的態度，主流媒體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主流媒體為使“中國社會整體上對西方抱以友善、願向後者學習”作出了“巨大貢獻”，到頭來竟然還被驅逐，説明了什麼？難道不值得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