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無爭議的“實然”與一種“應然”觀點分析疫情中的給哨、吹哨事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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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實然方面，以下各點認為不會有爭議。

首先，疫情中的“哨”是指對疫情的預警言論。

其次，若要吹哨，即要發出預警言論，就要看其預警的根據，即疫情，是不是為真。為真才可預警吹哨。

第三，疫情預警不是一般的警示，是重大的社會性警示，涉及到社會的全體人的行為及行為後果。而影響全體人的行為及後果有許多變量，即有許多難以在吹哨或預警時可以預料到的因素和後果。只有對社會各個方面信息掌握最充分的人發出預警，才可能顧及到最多的變量因素，有利於全社會。

第四，吹哨或預警的目的是最大化減少疫情對社會的損害，或者是讓這個社會的集體利益最大化。

但下一步就涉及到“應然”的問題了，即“該怎麼吹哨或該怎麼預警”。這個問題就不是“是不是”的問題了，而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

“該怎麼吹哨”問題可以説是一組系列“應然”問題：應該以什麼方式吹哨？應該向誰吹哨？誰應該是吹哨人？什麼時間吹哨？如果“應該的”吹哨人沒有履行吹哨職責，未及時吹哨，別人可不可以代吹哨？如何判斷其是否履行了職責？

現在給出一種應然觀點；依次嘗試回答：

應該以什麼方式吹哨？

吹哨的方式要保證實現吹哨的目的。目的既然是社會利益最大化，那什麼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呢？題目很大，很難一兩句説全。但吹哨方式有兩個特徵應該沒有爭議：有序和及時。“有序”是為了有效達到目的；無序預警，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更大，比如盲目搶購，出跑，攪亂醫療秩序等等，都會與預警的目標相悖。“及時”不用多説了，不及時就不是預警了。

應該向誰吹哨？

應該向全體社會成員吹哨，自然也是要有序及時地吹哨。

誰應該是吹哨人？

既然目的是全社會利益最大化，吹哨人就應該是公認的，也是最全面掌握社會信息的社會的管理者，他們有權力也有責任向社會有序及時吹哨。

什麼時間吹哨？無疑，獲得確切的疫情後最快時間內吹哨。

如果“應該的”吹哨人沒有履行職責，未及時吹哨，別人可不可以代吹哨？

應該允許代吹哨。因為，最優的方式如果失靈，次優的辦法就必須採納。疫情無情，疫情不等人。如果應該的吹哨人沒有及時地吹哨，其它知情人，比如，媒體，個人就有義務也就是“應該”向社會預警，以減少災難，這是社會次優的最大化利益。

如何判斷“應該的”吹哨人是否履行了職責？需要事先形成社會共識，以法規等形式頒佈，供其他知情人把握。比如，規定“管理者在疫情確認日期的三天之內必須發出預警”，如果其它知情人掌握了證據，已經過了三天，就可以代為預警。如果沒有這樣的共識，屬於無禁止狀態，在其它知情人向“應該的”吹哨人報告後，或知情人已經知曉應該的吹哨人已經得到他人的報告後，又經過了自認為合理的一段時間，就可以代為吹哨，發出預警；這種代預警，即便產生了不良後果，也應由制定法規者或管理者，以至全社會集體負責，不能責怪代吹哨者。

但如果知情者沒有向“應該”的吹哨人報告，或明知道“應該”的吹哨人還不知道疫情就自己向社會代為吹哨，是錯誤行為，因為這等於無序預警，上邊討論過，其結果會與預警的目標相悖。

如果以上分析和嘗試給出的回答可以被接受，就可以進一步回答武漢疫情的具體預警問題：個別知道疫情的醫生可不可當吹哨人？該不該向親友吹哨？

顯然，知道疫情的醫生本人不應該成為向社會的吹哨人，而是有義務或責任向“應該”的吹哨人報告，如同張繼先醫生所做的那樣。

但是知情人向親友“吹哨”是否應該？本觀點認為要看其“吹哨”的方式。如果在“合理的”社會管理者可以發出預警的時間內，其向親友的吹哨方式（口頭，電話，私信）所形成的效果不等同於向全社會預警，就該被允許；比如，三天之內，其向親友的吹哨，知曉範圍很小，不會遍及全社會，就該被允許。畢竟，疫情不比股票信息，而是危害生命的信息，在不會危害其它人利益的情況下，保護親友的生命應該是被允許的。但如果其方式相當於即時向全社會預警，又未加考慮向管理者報告疫情，就是不應該的了。

顯然，在疫情預警事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管理者要認真出以公心地履職，有序及時地吹哨，發出預警。一個吹哨預警制度是否完善，就看社會管理者是否能按照有序及時的標準履職。

經過此疫，也是此役，可能需要增加的一個重要法條是：給“應該”的吹哨人一個限定的獲得確切疫情信息後向全社會發出預警的時段，超過這個時段，任何知情人都可代為預警。這種規定將讓“應該”的吹哨人有更強烈責任感，讓疫情預警機制更具靈敏性，更清晰，更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