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六個碼，健康碼為什麼這麼難統一？_風聞

來源：界面新聞 

作者：陸柯言 佘曉晨  

健康碼是對城市數字化管理能力的一場試煉。

在越來越多的城市，健康碼上的紅黃綠三種顏色，成為了一個人能否返學返工的決定性因素。

從2月初開始，騰訊和阿里先後在深圳、杭州等地推出健康碼相關服務。居民在申報身份證、住址、健康狀況、接觸史、旅居史等信息後，會得到一個有顏色的健康碼。

健康碼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方面，它是公民出入公共場所的憑證，也是大多身份接受復工復學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企業、小區等根據健康碼的顏色分類處置不同人員，進行精準的管控。

每個城市的健康碼都有一套判定規則。以杭州為例，在系統分析完個人信息後，會得到一種顏色碼。其中，綠碼可以在市內通行，紅碼和黃碼分別要實施14天和7天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此期間連續申報健康打卡正常後，才能轉為綠碼。

根據各方披露的數據，騰訊防疫健康碼累計亮碼16億人次，覆蓋20省300市，阿里雲支持的健康碼也已落地24省、逾200個城市。隨着健康碼在全國範圍內的推行，它和每個人的生活聯繫也愈加緊密。

在健康碼誕生之前，各地蒐集數據主要靠各單位填報，程序較為繁瑣；而社區人員出行則靠紙質通行證，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健康碼推出的目的是提高復工復產的效率，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數據蒐集的便捷性。

但同時，健康碼的實用性也在推行過程中被質疑。在微博上，關於健康碼“誤判”、“太多太亂”、“執行不到位”、“信息不真實”的質疑聲此起彼伏。健康碼走紅了，背後也有不少隱憂。

健康碼是對城市數字化管理能力的一場試煉。

碼怎麼變紅了？

微博上幾乎每天都有人反映自己的健康碼顏色異常。

杭州市民徐女士正是其中一員。她的防疫信息碼發現，健康碼判紅的原因是“中國移動接口判定”。因為她的漫遊信息顯示，她在湖南吉首老家期間，也曾到訪過湖北恩施。運營商客服向她解釋，吉首與恩施相鄰，她接收到了恩施的信號，才導致了這樣的判定結果。

在向運營商申訴後，徐女士的錯誤定位得到了更改，但在更改4天后，健康碼的顏色一直沒有改變，因此自己仍在隔離狀態。她曾嘗試通過市長熱線和支付寶客服來反映問題，但都沒有得到解決。

被查出紅碼後，徐女士被接入杭州一家酒店隔離14天，目前仍在隔離當中。她本人是一家服裝店的店主，被隔離導致她無法開張，同時還要承擔房租損失。

徐女士的遭遇並非個例。在“健康碼變紅”這一微博話題下，有不少市民反映自己的健康碼無故變紅，導致自己的工作生活受到影響。

來自天津的一名網友聲稱，自己一直處於居家狀態，但健康碼卻變紅了，原因就是運營商定位發生了錯誤。另一位網友則表示，自己從浙江温州（重點疫區）返杭已經21天，此前一直顯示綠碼，但有一天突然轉紅，他被強制隔離，至今不知道原因，而同行的家人卻顯示綠碼。

各地對紅黃綠碼的判定標準不同。就杭州而言，判定標準主要與三個維度有關：一是空間維度，某人所在地區的疫情風險程度；二是時間維度，某人去過疫區的次數和時間長短；三是人際關係維度，某人密切接觸人員的狀態等。這些指標量化打分，最終形成三色碼。

跟據杭州政府披露的數據，杭州健康碼上線四天後，有近3萬人申請健康碼複核。官方建議，如果確定自身不存在異常行為的，建議耐心等待一段時間，健康碼的顏色可能會進行更新。

徐女士目前仍在等待健康碼變綠。她對界面新聞表示：“我很贊同社區隔離高風險人羣的措施，這也是為市民的安全考慮。但將健康碼的顏色作為判斷風險的唯一標準，我認為是不妥的，我們因為誤判而受到的損失只能自己承擔。”

中軟國際在本次疫情中參與了城市健康碼系統搭建工作，其數據業務線總裁賈丕星對界面新聞表示，健康碼是按照當地政府針對防疫重點監控人員規則定義，如識別：曾搭乘的航班、動車；家庭或者居住的小區出現了確診或疑似病例等，按照大數據進行客觀的分析和判斷的。

“只要數據客觀，判定邏輯正確，系統執行是客觀的，如果出現誤判，主要是原始數據準確性的問題。就比如江西靠近湖北省界人員，可能從運營商軌跡角度，由於基站漫遊問題誤判為湖北，這種問題可以通過主動申報進行更改”，賈丕星説。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表示，政府應及時出台健康碼統一的管理細則和配套制度，不僅要提示人們做好何種隔離措施，也要告訴人們為什麼健康碼“變紅”，提高數據匹配的精準性，降低“誤傷率”，不要讓健康碼變成摸不透的黑箱。

一個人，六個碼

更多沒有被誤判的健康碼使用者，則被不同地區、不同平台、不同名義的健康碼難住了。

2月23日，武漢在全市推行“健康碼”實名認證管理。此後，武漢市民唐玉琳先後按照社區要求申領了微信湖北健康碼、支付寶武漢健康碼、全國防疫信息健康碼以及社區電子通行證四個不同的“電子憑證”。

不同的健康碼分別起到什麼作用？根據武漢市衞健委的官方解釋，這些健康碼最大的不同在於適用範圍——武漢健康碼是武漢市民日常出行的通行證，湖北健康碼則適用於省內返崗人員，在全省可實現互通互認。而社區電子通行證主要用於武漢小區出入管理。

唐玉琳告訴界面新聞，即便是已經申領了武漢健康碼，也要另外再申領社區電子通行證才能進小區。除此之外，她為了能夠在武漢解封后返回廣州上班，還註冊了廣東省的“粵康碼”和廣州市的“穗康碼”，每天要在不同的軟件上分別打卡。

“每天到處打卡自己的健康狀況，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武漢人都鬆懈了，不量體温也直接上報健康”，唐玉琳説，“要打卡的碼太多，有時候也會漏打卡，不知道哪個碼對自己是有用的。”

出於對出行、復工等不同的需要，一位市民要申領五、六個健康碼，這並不是湖北和武漢獨有的現象。僅江蘇一個省，就有南京“寧歸來”、蘇州“蘇城碼”、無錫“錫康碼”等十幾個不同的健康碼。

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健康碼尚不能互通互認。

對此，國家衞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曾公開回應稱，各地健康碼尚不能互認主要有三個原因：不同省份的風險等級、響應級別和防控要求不同；各地健康碼生成的標準不一；健康碼只能證明受檢者當時的狀況，此後的健康狀況不能簡單地據此判斷。

比如，陝西的規定是，近14天內和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要判紅碼，但黑龍江則要求對確診病例、疑似病例、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統一判紅碼。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曾公開表示：“要想讓健康碼發揮作用，就必須擴大其數據來源……實現對個人疾病情況的精準畫像。而這迫切要求打破數據分割，一方面推動數據在政府內部的跨部門、跨地域共享，另一方面推動政府數據開放，利用社會力量發掘數據多維度價值。”

一個好消息是，長三角、京津冀等地區已經宣佈將推進區域內健康碼互認，浙江與河南、山東與貴州等各省之間也開始建立健康碼互認合作關係。此外，國家政務服務平台在2月29日推出了全國範圍的“防疫健康信息碼”，將逐步推動全國健康碼互通。

隱私安全值得關注

在賈丕星看來，健康碼對於城市本次疫情應急核心價值有兩個，一方面幫助解決個人對自己的接觸史等信息掌握不對稱的問題；另一方面，解決個人主觀不願意真實披露自己的信息，通過健康碼轉變為客觀判定，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便利。

但同時，健康碼之中包含了太多個人信息，如何保證這些信息不被濫用，也是公眾關心的問題。

大多城市的健康碼除了個人申報的信息外，還會根據外部接入的數據綜合評判，包括火車、航班信息、運營商方面提供的行蹤軌跡等，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於健康碼主要搭載在支付寶、微信這樣的平台上，有聲音質疑，這些公民隱私數據會被互聯網巨頭利用。

近日還有傳言稱，除了必要的檢查程序，不能輕易將碼示於他人，會因此泄露個人隱私。由於此前有持碼者將健康碼發至朋友圈等公開場合，也有不少人對此表示擔憂。

賈丕星認為，這種説法是沒有依據的。

他表示，健康碼在加大政務為主體的數據集中、交換共享的同時，進一步加大了信息安全風險防範的難度，但政府構建的政務數據體系安全防範體系是比較有效的，仍然需要持續性增強，而互聯網平台健康碼服務流轉的只是沉澱的之後判定結果，不帶來個人原始隱私數據泄露的風險。

對於用户的隱私保護問題，作為平台方支付寶中也在健康碼常見問題解答中提到，平台嚴格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確保居民所填報的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數據不泄露。

工信部裝備工業一司司長羅俊傑也在近日表示，作為監管部門，在數據分析使用的過程中，依據個人信息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嚴格落實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的有關措施，切實加強監管，防範數據的泄露、數據的濫用等違規行為。

賈丕星分析稱，在健康碼的推行過程中，互聯網公司的角色一方面是“碼“的服務中介平台，同時也是部分有效判定數據的提供者，而大量的基礎判定數據還是是政務、公共事業和交通信息。

而些數據的融合，則為疫情中的城市管理提供了幫助。賈丕星表示，健康碼充分體現了政府靜態數據，政府以及社會的動態數據的充分融合，基於“健康碼“場景化數據服務產品的理念，是政務大數據服務未來值得借鑑和推廣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