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羅玉輝：由抗擊“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引起的思考與建言_風聞

本文不進行“新冠肺炎”技術層面的科學分析，而是闡述抗擊“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所彰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顯著優勢，並以此次疫情為鑑，提出加強國家治理的若干重點任務。

一、引言2019年12月8日，武漢市出現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患者；12月31日，武漢市衞健委披露已有27個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進入2020年，自1月6日至17日的多次通報中，病例再無增加，且確診病例從59例降至41例。此後，波瀾變幻驟雨突至。1月18日的通報顯示，1月16日的確診病例小幅增加；其後幾天開始大幅增加至572例（截至1月24日），其中死亡38例。然而，官方的通報數據引來民眾的質疑，自媒體瘋狂傳播市民對武漢“新冠肺炎”的恐懼和醫療擠兑等現象。1月23日10時，武漢“封城”，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政府建議無特殊原因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僅隔一天，24日，湖北“封省”，鄂州、仙桃、枝江、潛江、黃岡、赤壁、荊門、咸寧、黃石、當陽、恩施、孝感等12市也宣佈“封城”，各市區之間截斷人員流動以避免“新冠肺炎”的人際傳播。又僅隔一天，25日，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宣佈啓動一級響應。剎那間，武漢告急、湖北告急、全中國告急，全國上下一致投入抗擊“新冠肺炎”的行動中。截至2月28日，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發現“新冠肺炎”患者，累計確診病例達到79 251例，疑似病例1 418例，治癒39 002例，累計死亡2 835例。

在這場抗疫之戰中，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疫情防控工作，時刻關注疫情的蔓延形勢和具體工作，不斷髮表重要講話，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要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切實做好工作，與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1]。

二、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產生和蔓延的幾種聲音“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迅速在全國範圍內蔓延，全國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一級響應。國內外各種新聞媒體、自媒體、專家和民眾紛紛討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產生和蔓延的原因，經梳理主要有以下三種基本觀點。

1.“天然”論

觀點1：新型冠狀病毒來自天然，通過人為陋習由野生動物傳到人體[2]。國內大部分專家、媒體和民眾持此看法，認為“新冠肺炎”和“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一樣，是一場人為陋習引發的禍亂，是中國人不文明的飲食習慣造成的。中華民族崇尚美食，這點沒錯，但錯在沒有科學衞生的吃法。國家明令禁止非法捕殺食用野生動物，但少數人價值觀念扭曲，拜金主義、顯擺之風和奢靡之風盛行，導致吃得越來越離奇、越來越過分。2003年，“非典”暴發，全國人民一片恐慌，工廠停業、學生放假、出入檢控；經過半年的艱苦抗疫，我們雖然把“非典”疫情控制住，但始終沒有找到有效的醫治藥物和預防疫苗。後經科學家研究認為“非典”的病毒原型可能來自果子狸等野生動物。“非典”之後，著名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院士曾呼籲大家不要再食用野生動物，他擔心“非典”會捲土重來。2018年國內科學家在研究“豬急性腹瀉綜合徵冠狀病毒”時，發現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這種病毒來自蝙蝠，而蝙蝠又是多種野生動物的捕食對象，即蝙蝠體內的病毒可在多種野生動物間傳播。然而，國內的野味愛好者“好了傷疤忘了痛”，這麼一種可怕的動物，他們卻將之視為美味佳餚，趨之若鶩。武漢“新冠肺炎”就是“禍從口入”的一場人為陋習禍害。如果政府再不嚴厲禁止食用野生動物，那麼未來疫情還可能會在另一個地方重演[①]。

2.“非天然”論

觀點2：新型冠狀病毒來自非天然，是通過外部因素傳到武漢，再出現人傳人。國內少部分專家、媒體和民眾持此看法，認為新型冠狀病毒不是來自野生動物，而是通過某種技術實現的人造病毒。2002年底，廣東省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即“非典”），它是由一種SARS冠狀病毒（SARS-CoV，下文稱“非典病毒”）引起的，能致人死亡且傳染性極強。關於“非典病毒”的來源，許多科學家認為來自蝙蝠，人們食用帶有這種病毒的中間宿主，導致病毒傳染給人類。但十多年來，這種病毒的真正來源一直沒找到，有學者認為其不太像一種自然產生的病毒，有可能是一種利用“逆向進化”理論和技術實現的人造病毒[3]。“非典”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人們的疑慮還沒有徹底消去，2020年“新冠病毒”又在人員流動極大的春節前暴發了，這種病毒和“非典病毒”一樣都是新生的，且傳染性比“非典病毒”更強。十幾年間，中國遇到兩次重大疫情。人們不禁要聯想，是不是某邪惡勢力對中華民族及中國政府的一次謀害？其依據如下[4]：2003年“非典型肺炎”和2020年“新冠肺炎”都發生在“恰當”的時候、“恰當”的地方、以“恰當”的方式傳播。“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都發生在農曆新年前後，把準了中華民族節日遷徙的時間節點；廣州市和武漢市都是中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廣州站是中國人流最密集的大站，武漢市是九省通衢、水陸空的重要交通樞紐，並且不久前舉辦過世人矚目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都是呼吸道疾病，具有傳播快、防控難、殺傷力強的特點，用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可以達到邪惡勢力的預期目的。

“非天然”論人士提出了諸多為什麼：一是如果引發兩次重大疫情的病毒都來自野生動物，但農村地區也有人經常吃野生動物，為何不暴發疫情？二是為什麼疫情發生在廣州市和武漢市這樣的國家級交通樞紐城市，而不是無關緊要的中小城市？三是如果説這種病毒來自野生動物而不是人為製造，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類似的疫情（以前也吃野生動物），而現在在短時間內暴發兩次大規模疫情？四是為什麼科學家至今沒有找到“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的自然之源，只是懷疑來自某種野生動物？五是為什麼 “非典型肺炎”和 “新冠肺炎”都發生在中國重大金融改革的重要時間節點上（2003年是中國匯改之年，2020年是中國金融全面開放之年），會不會是別有用心的人企圖通過疫情恐慌引發公共危機進而打壓中國資本市場價格以謀取他們垂涎已久的利潤？

“非天然”論尚需科學論證，但“非天然”論者憂國憂民、時刻警醒國人保持高度的國家安全意識和民族安全意識的初衷是好的。聯想世界上已發生的多起生化恐怖襲擊以及當今生物科技的飛速發展，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探究才能完全排除這種嫌疑。無論怎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為了未來的民族安全，我們必須“防患於未然”，14億人口的中國不能是一個生物安全不設防的國家。

3.“考政”論

觀點3：對於世界各國，面對無論什麼原因引起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怎樣應對和處置都是對政府的重大考驗。國內外理性的專家和民眾持此看法，認為面對湖北“新冠肺炎”的突發疫情，中國各級政府也必須接受重大考驗。地方政府怎麼接受考驗呢？各級政府的職責包括保衞人民羣眾生命財產安全，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也採取了一定的措施應對疫情，有的地州市政府緊急應對有力，但人們發現，也明顯存在“慢作為”和個別“不作為”的行為，才導致疫情的大範圍快速蔓延[5]。其理由如下：自2019年12月3日首例“新冠肺炎”確診以後，在一個多月內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未及時採取緊急應對措施。在此期間，武漢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相繼召開“兩會”，湖北省未報告一例新增病例，而且武漢市衞健委多次通告“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湖北省“兩會”結束以後，“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激增，大量疑似病例擠兑武漢醫療機構，武漢告急。而事實的真相是，2019年底已有相關媒體報道，未在華南海鮮市場工作的女子被丈夫傳染。一些參與治療的醫院多次向武漢市衞健委送檢患者標本，較長時間內沒有收到答覆。直到2020年1月20日，曾經抗擊非典的鬥士鍾南山院士前往武漢市指導抗擊疫情，並宣佈“新冠肺炎”有人傳人現象、有醫務人員感染，武漢市衞健委才改口承認。但是，此時已經過去一個多月，錯過了最佳的隔離時間。更讓人不解的是，在武漢市宣佈“封城”的前夕，當夜離開武漢的市民有近30萬之多，加上春運期間回家過春節的人員，離漢人數高達500萬，不少疑似病例和潛在的高危人員的流動加大了其他地區的疫情防控難度。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明顯對此次疫情警惕不夠，理性的專家和民眾認為是武漢市政府的“慢作為”和個別部門的“不作為”導致了此次疫情蔓延與失控，應對其嚴厲追責。面對這次“新冠肺炎”突發疫情，早期的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在接受考驗中的表現受到了嚴厲批評。

我們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無論是來自天然，還是來自非天然，此次在湖北武漢突發的公共衞生事件，都是對地方各級政府的重大考驗。不僅如此，也是對中央政府和其他各省市地方政府的重大考驗。更進一步，突發的重大公共衞生事件，更是對國家基本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驗和檢驗。針對此次突發重大公共疫情，我國中央政府和其他各省地方政府是怎麼接受重大考驗的？我們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怎麼經受重大檢驗的？應該如何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這正是本文要重點思考和分析的問題。

三、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的優勢在這次艱難的抗疫中，全國人民緊緊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社會各界力量紛紛加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爭中，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對我國公共應急體系的極大考驗。在這次重大危機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完全經受住了考驗和檢驗，充分展現了多種顯著優勢[②]。

1.黨對抗擊疫情的集中統一領導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

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自2019年12月以來，全國人民共同抗擊從武漢市蔓延的“新冠肺炎”，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和部署，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按照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要求，儘快找差距、補短板，切實做好各項防控工作”[6]。在疫情突發的重要時間點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總覽全局、協調部署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同時，各級黨組織和中國億萬黨員幹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履行“我是黨員，我先上”的黨員職責。在具體的疫情防控指揮中，國務院啓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為保證醫護工作者數量充足，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隊進駐武漢市和湖北省，同時，實行19省“一省包一市”政策，全力支持湖北省的病患救治工作。在統一規劃方面，各級地方政府啓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層層聯防、級級聯控，並通過加強相關部門的統籌協調，積極組織企業復工復產，加強重點物資的統一調度，全力滿足湖北疫情防控的需求。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從省、市、縣、村到每個街道，責任到人，嚴防死守，全力阻止疫情擴散，形成中央與地方的有效配合。而對於滯留在外的武漢市民，各地方政府開設綠色通道，提供酒店、醫療、生活的基本保障，讓他們在外地也能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温暖。

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代表全黨全國人民對抗擊疫情的工作和經驗所作出精闢總結：“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7]

2.公立醫院再現“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底色

“新冠肺炎”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疑似病例，在對未知病毒的恐懼下，大量具有疑似症狀的羣眾湧入醫院，造成了武漢醫療資源的擠兑。“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的當天（1月24日），上海醫療救援隊、廣東省醫療救援隊等第一時間趕赴武漢；次日（1月25日），四川省醫療救援隊、江蘇省醫療救援隊、浙江省醫療救援隊、山東省醫療救援隊、湖南省醫療救援隊開赴武漢市；隨後，河南省、天津市、吉林省等全國其他省市的醫療救援隊也相繼加入，甚至一些地市也派出了救援隊與武漢市民一起抗擊疫情，如濟南市、晉城市等。各地區分批次不斷派出醫療隊伍支援武漢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區，這一批批隊伍中有年過六十的長者，也有芳齡二十的年輕醫護人員，他們放棄家庭團圓，冒着生命危險為武漢市和湖北省人民送去了希望和温暖。人民“最可愛的人”也心繫武漢的疫區羣眾。經中央軍委批准，上海海軍醫大隊、重慶陸軍醫大隊、西安空軍醫大隊共計450人的醫療隊趕赴武漢，開展“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其他兄弟省市和解放軍部隊也為武漢送去優秀的醫護人員共同抗擊疫情。全國其他省份對湖北省各地市州疫區進行對口醫療援助服務，據國家衞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月28日，全國各地派出的醫護人員已達4萬餘人，涵蓋了重症、呼吸以及醫院感染管理等多個專業。隨着疫情的變化，還會有更多的醫護人員進駐湖北省。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疫戰爭中，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展現了“以人民為中心”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底色。

3.國有企業發揮“國之脊樑、民族希望”的重大作用

武漢封城以後，疫情加重，病患人數以幾何倍數增加，武漢城區的醫療物資告急。在這最艱難的時刻，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央企”在國資委黨委的部署安排下，星夜兼程趕赴武漢。作為中央醫藥儲備單位的國藥集團，為武漢提供防護服5萬件、N95口罩36萬件以及醫用物資290萬盒、試劑盒5萬人份，並向武漢人民保證：武漢需要多少，我們就供應多少；新興際華集團捐贈價值1000萬元的藥品；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聯繫國外廠商，加緊進口防治肺炎的藥品和物資；兵器工業集團立即啓動防護口罩的生產，全力保障疫情防治物資的供應；華潤集團也提供大量的疫情防治物資；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化工、中國電科、新興際華、中國誠通、中糧集團等中央企業都在各自專屬的領域為湖北疫區提供儘可能多的幫助。還有一些央企雖然自身的業務不涉及醫療物質生產和設施建設，但也走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三峽集團、中國寶武、東風公司、東方航空、中國航天以及國有金融機構都捐出現金或提供相關金融服務產品，全力支持武漢市和湖北省戰勝“新冠肺炎”[③]。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這是一場決定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戰爭，這是一場檢驗我們黨和政府戰鬥力的戰爭，作為國之棟樑的央企，奮勇逆行、眾志成城，與時間賽跑、擔民族希望。

4. “兩山”醫院展現“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集中力量辦大事、辦好事、辦急事”的優勢[④]。2003年，在“非典”肆虐的首都北京，我們在一片廢墟中拔起一座現代化的“小湯山醫院”，收治了全國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為最終戰勝“非典”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武漢，舉國關注，面對比“非典病毒”傳播更快、路徑尚不明晰、人民更為恐慌的“新冠病毒”，武漢的醫療資源極度匱乏，在武漢及湖北其他地區建設類似當年“小湯山醫院”的集中收治隔離點顯得更為急迫。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決定按照“小湯山醫院”模式，在6天時間內建設一個面積達3.39萬平方米、容納1000張牀位的“火神山醫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隨着“新冠病毒”無情地威脅人民羣眾生命，需要更多的病牀收治患者，武漢市又用10天時間另建一所容納1600多張牀位的“雷神山醫院”，有效解決短時間內數量暴增的患者救治問題。在保護人民羣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方面，時間就是生命，“兩山”醫院（還有隨後迅速建成的一些方艙醫院）建設所體現的“中國速度”表明，我們黨和政府竭盡全力保護人民羣眾的生命安危，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所賦予的。有了這個制度保障，我們就能做到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為人民羣眾辦大事、辦好事、辦急事。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13個方面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8]在這方面，中國人民可以非常自信地説我們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事實上，中國此次抗擊疫情也受到眾多國際組織以及外國領導人和公民的高度讚揚。

5.“封城封省”發揚中華民族“犧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氣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重點抓好防治力量的區域統籌”[9]。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是全國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穩住了湖北省疫情就穩住了全國疫情。在迅速蔓延的疫情面前，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實施封城，截斷病毒的傳播通道；緊接着湖北省其他地區相繼宣佈封城，隔離疫情。湖北人民為切斷疫情傳播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在病毒疫苗尚未研發成功之際，在缺醫少藥的疫區中聽從政府的統一安排，採取原地隔離的方式，進行分層收治管理，為全國抗疫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中國為防止疫情向全球擴散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武漢宣佈取消其他國家的簽證計劃；美國、日本、韓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從湖北省撤僑，中國政府給予必要的協助和支持；中國政府密切關注海外“新冠肺炎”的發展態勢，將國內治療方法和研究成果與國際社會共享；中國歡迎全球科研人員加入“新冠肺炎”的研究工作，為人類戰勝“新冠肺炎”做出最大的努力，並實時將國內抗擊疫情的數據分享給世界衞生組織[⑤]。中國人民在面對人類共同發展的問題上，向來懷着一種毫無保留的“大家”精神，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始終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永恆使命，也是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理論指導的根本所在。

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與加強國家治理的若干任務此次疫情產生和擴大的原因，尚有待於全面客觀地分析和總結。但我們要更多地反思如何做到嚴密防控，再面對此類突發的重大公共衞生事件時該如何更有效地解決。筆者認為，各級黨政部門和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以下幾個方面。

1.高度重視生物安全，保衞中華民族健康發展

當今世界科技發展之先進，已超出普通百姓和非專業人士的想象。2018年，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誕生，震驚世界，也讓普通人啞然。成長於和平年代的人們可能忘記歷史的血腥，日本侵華期間的731部隊就企圖用細菌戰亡我中華。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在朝鮮戰爭期間某大國也竟然無恥地用細菌戰來對抗中國人民志願軍[10]，這種反人類反道德的行徑必然遭受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⑥]。當下，世界各大國高度重視生物安全，實施各自版本的生物防禦戰略。以美國為例，出台新版《國家生物防禦戰略》，建立由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農業部長、退伍軍人事務部、國土安全部和環境保護局長等組成的生物防禦指導委員會，明確提出要在威懾對手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礎上，確保在生物安全領域佔有全球主導地位。雖然，現階段世界各國達成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等，但仍然有少數國家視國際規則為兒戲，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政策，秘密從事生物武器研發。作為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我國特大型城市呈現區域化、一體化的特點，海陸空交通網路交錯密集，一旦發生或明或暗的生物戰爭，將損失巨大。我們不能**用反陰謀論來切斷國家日後全面調查病毒起源的國內外各種可能性。**我國應儘快制定《生物安全法》，在反生物戰爭方面應投入更多的國家力量，這是人民羣眾絕對支持的事情。另外，從時間上看，生物戰爭有短期戰爭（如重大疫情），也有長期戰爭（如基因安全）。必須嚴禁外資控股和中外合作醫院掌握中國人的基因信息。在轉基因食品上，面對中外專家的不同實驗結果及其相關爭議，我國即使不像俄羅斯那樣全面嚴禁，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貼上轉基因標籤就讓普通民眾大量消費，而應謹慎施策，儘可能地減少轉基因食物的生產、進口和消費，以確保我國的食品安全和民族安全。

此次疫情對我國造成巨大損失，在全國人民心中留下永恆的疤痕，我國必須及時調整國內政策。2020年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15個體系、9種機制、4項制度”，強調要把重大疫情防控等有關生物安全的內容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未來，中國構建廣義生物安全體系將是一項重大任務，它將在“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研究、開發、應用生物技術”“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國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安全”“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防禦生物武器威脅”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資金保障和人員配備。

2.加強食品安全法治建設，嚴厲打擊捕食野生動物違法行為

“天然”論人士認為兩次疫情都是少數“惡人”吃出來的“惡果”。他們的依據是：2003年的“非典”，“非典病毒來自果子狸等野生動物（基於科學上的基因相似度），而且最早發病的人也食用了這種野生動物；當前，“新冠病毒”的發源地在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裏面存在販賣野生動物的現象，最早感染的一批人包括華南海鮮市場的工作人員。基於此，“天然”論人士認為當前的疫情就是人為陋習引起的。誠然，我們已經告別了“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進入了食物鏈最頂端。從道德角度來説，我們應與野生動物和睦共處，給自然生態一個和諧的環境，人類不能隨便決定其他生物的生死，作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中國公民更應該遵守國家法律和道德文明；從科學角度來説，蝙蝠等野生動物體內藏有大量的未知病毒，如埃博拉病毒、MERS病毒、SARS病毒等，都可能通過中間宿主傳播給人類。以上表明，於情於理都不應再食用野生動物。當前，我們應該修訂和完善《食品安全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儘快制定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羣眾生命健康安全的相關法律；同時應該建立多部門聯動機制，調動社會力量共同嚴厲打擊違法和犯罪活動。

“疫情猛於虎”。我們應痛定思痛，加強社會各界關於野生動物保護和食品安全的知識宣傳，讓經營者和消費者瞭解相關政策和規定，自覺守法經營。應鼓勵公眾在餐飲服務等場所發現經營野生保護動物等違法現象時及時進行舉報，並給予獎勵，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圍。還可借鑑國外的先進做法，在食品安全領域“誰敢違法違規，就讓誰破產倒閉”，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重罰嚴懲。同時，應將完善後的《食品安全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執行情況納入各級政府考核體系中，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的一項重要指標。

3.增強地方政府快速應急能力，完善高效勤政的防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國家治理體制

疫情在早期的迅速擴大使人們和媒體的焦點轉移至當時的武漢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認為疫情沒有在最開始的時候控制好，其主要責任在於地方政府。從2019年底發現第一例病例，到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中間時隔約50天。面對疫情，任何僥倖都可能奪人性命，作為人民的公僕要有高度的警覺，更應將保衞人民生命安全作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早期的武漢市政府沒有做到。官方數據顯示，在武漢疫情發生期間有超過500萬人離漢，在宣佈封城的當晚有30萬人離漢。“新冠肺炎”覆蓋面積如此之廣、病例如此之多、傳播速度如此之快，和地方決策層的認識不足、心存僥倖、不夠果斷有很大關聯。對此，人民網評論武漢市政府“三個大膽”：信息披露不夠及時準確，“大膽”放任病人出行，“大膽”放任疫情源頭營業，“大膽”讓關鍵易感人羣不戴口罩。歷史上，人類在面對疫情時，最古老也最科學的方法就是“隔離疫源”。面對數量龐大的大學生和務工人員回鄉流動，早期的武漢市政府錯過了有效的“隔離時間”。還有報道稱：在疫情已經引起全社會關注的情況下，當時的武漢市竟然派送20萬張免費旅遊券，邀請市民和遊客前往黃鶴樓等熱門且封閉的旅遊景點；更有當地社區組織四萬餘家庭共吃團年飯，湖北省政府搞新春團拜聯歡活動等；甚至網傳有確診病例家屬繞開機場和車站，攜病人自駕數小時到外地就診，並引發輸入性病例。以上都表明地方政府快速反應能力差、心存僥倖、懶政等不作為導致疫情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散。

在公共衞生安全領域，建立快速應急反應機制至關重要。以此次疫情為教訓，至少可以汲取以下幾方面的經驗：一是面對未知病毒，必須第一時間封鎖病源，隔離疑似病例，將未知病毒隔離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進行科學處理。二是必須第一時間垂直上報國家衞健委，各地方衞健委不必再層層報送（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防治被地方政府壓制），由國家衞健委組織專家團隊論證後將結果第一時間反饋給中央政府並立即採取自上而下的防控政策。三是各大型中心城市必須建立現代化的防生物威脅、防疫情的專業治療醫院和集中隔離點。一方面可讓患病人員在當地就醫，防止病員流動傳染；另一方面可以保護醫護人員安全。這同築牢生物安全防線一樣，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四是加強數據的快速公開與共享，防範社會恐慌；加強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嚴懲散佈謠言、惡意中傷等行為，對違法犯罪人員要“快抓快審快判”以形成強大的社會威懾力，穩定社會秩序。

4.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是我國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堅實力量和支柱[11]。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企業作為共和國的“長子”，在國家經濟建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次疫情暴發以來，國有企業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方面發揮主力軍作用，參與“兩山”醫院建設的是國有企業，捐贈醫用物資的主要是國有企業，第一時間衝在最前線的也是國有企業。過去，一些輿論鼓吹要砍掉或混合掉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主張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給國有企業扣上“腐敗”“低效”“壟斷”等種種帽子。誠然，國有企業是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在需要解決國計民生難題的關鍵時候，還是國有企業承擔主要的社會責任。這次疫情讓人民羣眾看清楚了，國有企業沒有謀取暴利、沒有講價還價、不懼怕任何風險，始終衝在第一線，它們心中只考慮國家和羣眾的安危。因此，國內一些秉持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該醒悟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是為“私人資本”服務的，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則指導中國經濟建設，要為“人民”服務。正如美國一位身價數十億美元的資本家覺悟地説：“我們現在知道了，促成了我這麼有錢的這個經濟學不僅錯了，而且是學界的倒退，因為事實證明，促使經濟增長的不是資本，而是人；促進公共利益的不是私利而是互惠互利；製造了我們繁榮景象的不是競爭，而是合作。” [12]在未來的改革中，我們應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13] “我們的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説法、論調都是錯誤的、片面的。我們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點毫不動搖。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14]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本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15]因此，市場經濟不等於私有制，市場化也不等於私有化或民營化或外資化，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我們不僅不能砍掉或者混合掉國有企業，更應在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民族安全的重大領域加強和優化國有企業的發展，走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高質量發展之路。

5.繼續保持醫療衞生系統“姓公姓社”本色，強化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共醫療衞生事業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刻，公立醫療衞生機構始終走在抗疫的最前線，它們體現了公立醫院“姓公姓社”的本色。在公立醫院的保障下，中國人民享受醫療保險的好處。但近年來，某些輿論強調“控制公立醫院的建立和發展，大力發展私立醫院”，這是與廣大人民羣眾的意願相悖的。警鐘在疫情中已被敲響，我們應反思2019年十部委出台的《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該《意見》強調要控制公立醫院的建立（其實公立醫院已有20年沒有增加正式人員編制），其理由竟是為社會辦醫即私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這個理由太匪夷所思，其實際效果只能是讓人民羣眾被迫去收費高的非公醫院看病。事實上，一些民營醫院並沒有好的口碑，媒體曾多次報道一些民營醫院存在故意誇大病情、冒充權威專家、虛假檢查結果、誇大療效等非法行為，極大地增加了人民羣眾的醫療成本。不僅如此，這些民營醫院讓醫生的工資與創收掛鈎，並以高薪利誘醫療人才，導致公立醫院人才流失，還對公立醫院的績效考核產生誤導。西方醫改已經證實，被資本操縱的私立醫院只會增加人民羣眾的就醫成本，只能讓少數的資本控制者獲益，不能獲得人民羣眾的認同[⑦]。我們開辦醫院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羣眾解決看病問題，新時代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方向應該是不斷加強公立醫院和藥店（含公立互聯網醫院和藥店）。可以借鑑其他國家的先進做法，如瑞典所有藥店均為國有，就不存在出售假冒偽劣藥品的問題。

在此次疫情中，公立醫院和醫護人員的英勇無畏，讓全中國人民認清了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最值得依靠的人”。疫情結束後，中國醫療衞生系統的改革應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必須要讓中國的醫療衞生系統“姓公姓社”，絕不允許任何人把公立醫院逐漸改沒了、改垮了。同時，要嚴格規範現有民營醫院的經營行為，嚴厲打擊擾亂醫藥行業規則的組織和個人；嚴格規範百度等搜索引擎和新媒體的醫藥廣告；醫療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必須加快創新，要通過舉國體制來保障重大技術攻關；還要大力發展中醫藥，實行中西醫協同發展[⑧]，完善中醫藥治療效果的臨牀數據，加大中醫藥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出口**；逐步提高醫療衞生開支在財政支出和GDP的佔比**。只要精準施策，多策並舉，進一步強化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共醫療衞生事業，便能增加廣大人民羣眾對醫療衞生體系的信任和讚譽。

註釋：[①] 鍾南山院士辯證地指出：“對疫情的預測，我們首先考慮中國，沒考慮國外，現在國外出現一些情況，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是發源在中國。”（《鍾南山：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是發源在中國》，2020年2月27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2-27/9106302.shtml）。

[②] 正如世界衞生組織衞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爾·瑞安所讚揚的：“在中國期間，我們對中國各級政府的投入印象十分深刻，我個人以及總幹事從未見到這種規模的疫情防控投入，各個部門都為湖北提供了極大的支持，應急管理機制高度組織化。”（詳見《世衞組織高度讚揚中國疫情防控措施》，央視新聞客户端，2020年1月30日）

[③] 抗擊疫情還沒有結束，國有企業已經在大力支援民營企業。2月27日，上海市國資委稱：涉及中小企業租户的34家國有企業集團已對外發布公告，市屬國有企業可減免的租金合計約25億元，惠及約3.5萬家中小企業。 （參見2020年2月28日“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06751）。

[④] 相比之下，美國有良好的醫療條件和治癒流感的藥物，但私人壟斷醫療系統的利潤掛帥和國家無視勞動人民的嚴重官僚主義導致如下惡果：近期美國正遭受流感侵襲，本季度已有2600萬名流感患者，死亡人數也已達1.4萬人。美國CDC曾於2月14日發佈“驚人”消息稱，“對於這些被判定為不屬於流感的病毒，有懷疑認為是新冠病毒”。至於為何美國無法掌握具體感染情況，日本朝日電視台在採訪一些美國民眾時得到了一些答案：“説實話，平時我基本不去看醫生。即使是很簡單的檢查，也要花很多錢。”“保險就每月要交200多美金，去醫院做檢查還要交50美金……反正過幾天自己就會好起來的”。對此，朝日電視台表示，在2018年時，美國有大約2750萬人沒購買健康保險，買了健康保險的人也有很多人因醫療費太高而在生病時基本靠自己。（參見《日媒：1.4萬美國人因流感喪命？很多人死因可能是新冠病毒！》，“環球網”，2020年2月22日）。

[⑤] 正如報道《中國—世衞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肯定中國防控舉措》所指出的：“中國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衞生應對措施，在減緩疫情擴散蔓延，阻斷病毒的人際傳播方面取得明顯效果，已經避免或至少推遲了數十萬新冠肺炎病例。此外，中國也在保護國際社會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各國採取積極的防控措施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也提供了值得借鑑的經驗。”（參見《人民日報》2020年2月25日第4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瑞士日內瓦表示，“中國人民為儘量減輕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負面影響，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以犧牲正常生活的方式為全人類做出了貢獻。”（參見《聯合國秘書長稱讚中國人民“為全人類做出貢獻”》，新華社日內瓦2月24日電，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2/25/c_1125622783.htm）

[⑥]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第499頁、500頁、515頁、518頁、556頁、568頁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第156~157頁、第192頁。

[⑦] 鍾南山院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醫院與學校一樣，都是絕大多數普通百姓所必需的最為重要的公益事業。既然是公益事業，就應該主要由國家和政府來辦，決不能把其主體交由社會特別是國內外資本來辦。如果其主體是由國內外資本來辦，資本就會很快用高薪把優秀人才從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挖走；那麼，這樣不用太長時間，就會把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搞垮。這樣下去，普通百姓患了複雜的或難治的病就要到民營醫院去看，要讀高水平的學校只有去民辦學校就讀。如果這些最重要的民生問題在我國得不到解決，我們的政權還會鞏固嗎？我們黨還能長期執政嗎？一句話，三級公立醫院姓公，政府對三甲醫院盡到主體的保障作用，我國的醫改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才可能解決在世界上美國也沒有破解的這個大難題。”（參見鍾南山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4期發表的《公立醫院姓“公”是醫療改革的關鍵》一文）。

[⑧] 截至2020年2月22日，全國中醫藥參與救治“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超過6萬例，佔比在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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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習近平要求這樣發展國有企[EB/OL].（2018-10-11）[2020-02-24].求是網，http://www.qstheory.cn/zhuanqu/rdjj/2018-10/ 11/c_11235443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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