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局與楊業之死（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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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業之死，不是宋太宗和諸位大臣的蓄意殺害。

宋太宗的難言之隱

宋太宗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這事還得追溯到宋太祖即位初年。宋太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以禪讓的形式去臣為君的，儘管他接過帝位的方式比此前的任何一次禪讓更為乾脆、直接。陳橋兵變，這是歷史上所有人都不陌生的細節。在宋太祖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後，如何節制部下不再發生類似的情況，成為宋太祖關心的問題。

為了徹底杜絕這一問題，宋太祖很快就採取“杯酒釋兵權”等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等眾多將領的兵權。“杯酒釋兵權”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不流血而完成的將權削減，研究的學者不乏其人。

至今，學者一方面已通過史料證明了“杯酒釋兵權”這一故事的真實性，並將“杯酒釋兵權”與收回藩鎮的兵權嚴格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對“杯酒釋兵權”的政治理性進行了高度評價。根據學者的研究，“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強皇權、鞏固政治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的第一步。此後，宋朝建立了與此前不一樣的樞密院制度，樞密使與樞密副使各有所司，分離了調兵權與領兵權，加強了皇權對軍隊的控制。此外，以三衙掌握禁軍，但不賜予三衙調兵與發兵的權力。這樣便於皇帝較好地掌握軍隊並最大限度減少軍隊擁兵自重的風險。

為了防止弱幹強枝現象的發生，宋朝將全國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於各地。這一措施的執行，不僅可以保證京城發生軍隊內變時，地方上的軍隊可以合起來制止，更因使得地方上任何一個地方的軍隊均少於京城駐軍，便於皇帝控制全國軍隊。為了更好地控制軍隊，宋朝更是徹底執行了兵將分離政策。

屯駐各地的軍隊不斷調動，士兵不斷換防，使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將官很難在固定的士兵羣中有效建立自己的聲望。宋朝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同時採取類似的辦法削奪地方藩鎮的權力、採用三權分立的方法削弱宰相的權力。通過一系列的調整，宋朝較好地解決了唐末以來的政治問題，為宋朝較長時間的統一奠定了基礎，為經濟、文化等的發展創造了較好的條件。

“杯酒釋兵權”開始的各項政治措置，在較大程度上為宋朝經濟與文化上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除北宋初年李筠、李重進等後周殘餘勢力曾發動叛亂外，宋朝歷史上基本上杜絕了武臣作亂的風險。但宋太祖開始的軍事改革，從其軍事制度改革初期開始，弊端便很明顯地體現在北宋與周邊政治勢力的對抗中。儘管“杯酒釋兵權”及其此後的軍事措置，較好地解決了內部叛亂問題，但難以較好地面對外部戰爭。因為，一旦兵權高度集中到皇帝個人手中時，將帥對所統領的軍隊應有的指揮權受到嚴格限制。久經沙場、深諳軍事的宋太祖在調整皇帝的軍事控制權時，在實際上已經決定了宋朝的君主在遇到戰事時最好親征。史實也説明，宋太祖和宋太宗時，進行過不少親征活動。

宋太祖時較為重要的一次親征發生在開寶二年（969）。北宋滅北漢，是志在必得的事。趙匡胤即位後，曾約其弟趙光義共赴趙普家，議定先攻取南方、暫留北漢應對北方的策略。南方底定後，為了攻滅北漢，宋太祖進行了較為周詳的軍事部署。開寶元年（968），宋太祖以北漢大掠晉、絳二州之境為由，派遣殿中侍御史李瑩等18 人前往各州，調集軍隊奔赴太原，並命令盧懷忠等22 人領兵屯潞州，這是為北伐所做的準備工作。

開寶二年（969）二月，宋太祖下詔北伐。此次宋太祖的軍事戰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以打援來達到有效阻截遼朝援兵的目的；第二部分為築“長連城”以水灌城以求速戰速決。宋太祖此次北伐，由於築“長連城”的時間較長，第三次打援失敗，再加上圍城時間較長，宋朝將士犧牲巨大。宋太祖最終在遼朝援軍趕到太原城下時決定撤兵。在撤兵之後，宋太祖並未放棄攻伐北漢。《東軒筆錄》中記載了宋太祖對宋太宗談及的對北漢的戰略重新規劃：“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這一言論正是趙普於宋太祖初即位時所提及的思想的翻版。攻滅北漢一事，最終由宋太宗親征完成。

在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親征北漢之後，宋朝加強了自身軍備建設，對遼朝則加強和平友好交往，對北漢則採取“伐大樹”的策略。正是通過多種策略的並行，宋朝最終在宋太宗親征北漢時，藉助郭進在石嶺關對遼軍的有力打援及此後多次戰爭的勝利，為招降北漢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在攻伐北漢勝利的情況下，宋太宗決定乘勝追擊，北伐遼國，取得對古北口以南地區的控制權。當宋太宗打到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附近）時，遭遇遼的有力阻擊，北宋伐遼失利，宋太宗在此次戰役中曾與大部隊失去聯繫。北伐失利之後，北宋迅速於宋遼邊界處增築城寨，“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

**帝王親征，是“杯酒釋兵權”之後宋朝應對來自統治範圍之外威脅最好的選****擇。但即使久經沙場的宋太祖與宋太宗都不願意深入前線，更不願意久居前線。**宋太祖討伐北漢久攻不下時，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鄰，今日與陛下為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挽，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倘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恐勞宸慮。”李光讚的奏章深得宋太祖的心思，“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

在將帥希望繼續效死力爭取平滅北漢時，宋太祖堅決撤兵班師。學界從戰術的角度對當時的局勢進行了較為明確的分析，宋太祖當時下令班師，是根據局勢而做出的較為穩妥的選擇。但從宋太祖讀太常博士李光讚的奏請也可以初步判斷出宋太祖御駕親征時並不願久居前線，更不願意在遼軍已然突破宋軍的阻截兵臨北漢、北宋取勝的勝算已然渺茫之時親蹈險地的心思。

相比宋太祖，宋太宗在高梁河一戰差點被俘之後，更不願意身涉險境。在他的心裏留下了最大的痛：不僅自己差點被俘，而他也因為自己的怒火未能得到較好的控制，使得原來議定的皇位繼承人、宋太祖之子趙德芳自殺以明己志。儘管宋太宗很清楚御駕親征的重要性，但他已經越來越不願意直面戰爭、直面那須臾激變的戰場。

太平興國五年（980），北宋君臣討論北征之事時，竇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為後圖，帝悦其言。”竇偁在君臣討論北伐時抗疏指出不宜輕進，這與宋太宗急欲北進攻取古北口以南、原燕雲十六州之地的意願是不完全相符的。但宋太宗為何對竇偁的上言仍“悦其言”呢？因為竇偁言中了宋太宗的款曲。

在眾人根據宋太宗急於攻取燕雲十六州的心意，在大名府積極討論北伐之事時，宋太宗“至是帝思見，促召至行在”。而竇偁嚴厲抗疏請求太宗回宮再圖進取之後，宋太宗立即從大名返回朝廷，並起用竇偁為樞密直學士。仔細梳理因果關係時，我們不難看到：宋太宗很清楚竇偁反對立即北伐的主張，且很清楚竇偁的性格直率，在眾人力請北征、宋太宗騎虎難下之時，才急切地將竇偁找來為自己名正言順地返回帝都找到台階。皇帝最好親自率軍出征，而皇帝又不能將自己不願意再身涉險境的話拿到明面上來説，這讓宋太宗左右為難。

“將從中御”這一不成熟的

政策悄然成形

皇帝嚴格控制軍隊，又不願意御駕親征，根據實際情況也不允許皇帝每戰必親征。怎麼辦？宋太祖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始進行一些權宜嘗試。曹彬奉命統兵討伐江南時，太祖當眾授予曹彬劍匣，“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榻前，曰：‘臣等幸無敗事，昨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這是宋太祖進行的嘗試。有學者研究認為，宋太祖並沒有真正賜予曹彬生殺之權，在這一次征伐過程中，曹彬是不折不扣的空頭主帥。

《三才圖會》中的曹彬像

到宋太宗時，曹彬領兵岐溝關與此類似。唯一不同的是，宋太宗時，主帥無權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曹彬在岐溝關戰役中，不斷因為坐失戰機而失敗。可以説，“將從中御”這個權宜之計，在很大程度上困住了將領的軍事指揮權。

如果説宋太祖逐漸開始執行的“將從中御”政策，在將領尚未完全理解國家制度轉變的過程中，能通過兵法中的巧詐取得一定的震懾效果，但到宋太宗時，宋太祖時巧詐可以取得的震懾效果已然失效。到宋太宗時，前線將領已經完全失去了軍事指揮權，只能根據皇帝在戰前制定的陣圖進行戰鬥，在戰爭過程中不斷根據形勢變化以詔書發佈命令。

身居朝中的皇帝即使具有再高明的軍事指揮能力，也難以周全地預測形勢的發展，詔書的補充與發佈更難保證及時抵達前方戰場。因此，宋太宗時嚴格按照皇帝的命令行事時，戰敗也很少受到處罰，或者所受處罰極為輕微。同時，由於“將從中御”的初衷是壓抑武將的個人意志，因此，擅自改變陣法行事的武將，即使取得了較好的戰果，也難以獲得賞賜。從北漢歸降的楊業在剛剛投降之初，便因“善自為謀”而救宋太宗於危難，以其御邊之能力，本可以在北宋較有作為。但他未能深刻領悟北宋皇帝牢牢控制軍事指揮權的做法，因此，“知兵而不知政治”的他在北宋時屢屢遭遇戍邊主將的忌憚。

**這些主將所忌憚的，以筆者推測，並非害怕楊業的功勞勝過自己，而是“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來向宋太宗撇清楊業的隨宜措置方案與己無關罷了。**至於宋太宗“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也不過是因為宋太宗早已深知楊業的忠悃之心，並樂見自己“將從中御”的一些不符合戰略的做法得到了有效糾偏，並希望楊業從奏書中明白自己更為準確的措置最好通過宋太宗發出命令，而非自己憑軍事直覺直接執行。

可惜的是，楊業入宋時間較短，尚未能深切領悟宋太宗將詔書轉給他看的真實目的，無法根據政治變化去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報效朝廷的方式，以至楊業在死時仍認為自己是“為奸臣所迫”。楊業之所以形成被奸臣迫害的印象，是因為楊業沒有理解宋太宗將大臣們批駁楊業的奏章原封不動送給他看的真實目的。軍事制度上的變化，是宋太宗沒有辦法直接告訴楊業的，楊業也沒有完全領悟到宋太宗的用意，只看到了表面上大臣們對他的短處的批評。楊業的短處是什麼？正好是楊業根據戰局隨機應變的能力。

古北口楊令公祠全景，王一艦攝

現在朝廷已經全部按照上面的旨意辦事了，楊業還在根據自己的理解安排軍事佈局。他的每一個安排，雖然都比預先設定的可能要更為妥當，但會讓每次和他合作的大臣難以向皇帝交代，於是大臣們只能指陳事實，將違反命令的“罪過”讓當事人楊業來扛，這還不成為楊業在北宋朝廷中生存的短板？

楊業之死，正與他沒有理解北宋政局並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有關。宋太宗明明知道這一原因，但不便明言，只得在楊業死後賻贈的詔書中還有“魂而有靈，知我深意”一句。懂得這一政治制度變化的蘇轍，在經過古北口楊令公祠時，曾經用“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感慨楊業的性格弱點。已經從北漢之臣轉為北宋之臣，他就不應該再像以前那樣“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了，可惜楊業沒有理解，也沒有改變。

確實，如果楊業能理解北宋“將從中御”的政策，他或許能較好地去處理好軍事謀劃與執行之間的關係，比如提前將自己的認識遞交給宋太宗，讓宋太宗吸收借鑑自己的想法再頒佈命令；他或許也能在戰場形勢發生了變化時，不是抗詞，而是採取其他的方式來面對與解決問題。但楊業沒有，而是採取激烈的言辭來分析，又被王侁等人用言語刺激，最終在主將並未同意的情況下做出了隻身前往作戰的決定。而這一切，使得楊業最終命喪戰場。

通過這些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楊業之前賻贈較低，實際上是帶有懲罰他沒有按照軍令執行的意味，而在後期宋太宗增加賻贈，更多是對失去既能夠忠於朝廷又敢於按照正確的形勢分析去爭取最好的戰鬥結果的楊業的惋惜。但當時的宋太宗也明白，楊業是政治制度轉型的過程中的犧牲品，在新的比較好的政治制度確立之前，這種犧牲是心裏清楚卻又不能直接表達的。歸根結底，楊業之死，不是宋太宗和諸位大臣的蓄意殺害，與其沒有好好把握北宋政治制度的變化有關；歸根結底，是北宋在“杯酒釋兵權”之後，軍事制度逐漸轉化為“將從中御”這一權宜政策過程中出現的嚴重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