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為何抓不住機會之窗？_風聞

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中國政府迅速動員社會民眾，封鎖疫情嚴重城市，組織各地軍隊、醫院、志願者馳援湖北，同時要求全國各地民眾避免外出、佩戴口罩，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快速傳播的勢頭，為世界上其他國家爭取了數月的防疫窗口期，贏得了世界衞生組織及多個國家的欽佩和讚譽。然而，讓我們難以理解更讓我們痛心的是，在中國疫情轉入低谷之時，西方發達國家仍陷入了疫情大規模暴發的困境，政府的手忙腳亂乃至不作為使疫情擴散勢頭極其迅猛。這不禁讓我們困惑，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西方發達國家錯過了兩個月的寶貴窗口期？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遲遲不願意採取中國證實有效的防疫措施？以下是筆者的一點思考。

第一，西方社會存在意識形態傲慢。以意識形態尖鋭對立為主要特徵的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彈冠相慶，自認為已經證明了資本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和先進性，學者福山更是撰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以證明西方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已臻完美，社會主義國家最終也將走上這樣的道路。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西方社會官員乃至民眾對於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自然持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傲慢。面對有關中國的議題，他們往往下意識的從意識形態角度進行判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會被選擇性的忽視或者扭曲，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則會被媒體和政客糾纏到政治制度根源上去，一次又一次的瘋狂炒作使民眾對於中國的傲慢與偏見深入人心。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疫情暴發伊始，西方媒體和政客都將關注的焦點對準中國政治體制反應速度、是否有瞞報漏報等，部分媒體甚至乾脆將疫情污名化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拼命地想要將疫情的出現和暴發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聯繫在一起，一旦國際衞生組織發出不同的聲音，便會遭到圍攻。這給西方社會形成了普遍印象，似乎只有在中國特有的制度體系下才會出現疫情，西方那樣“完美”的體系根本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在此種心態的支配下，官員與民眾喪失了警惕，只顧隔岸觀火，卻失去了構建本國防疫體系的積極性。

第二，科技神話導致西方社會盲目。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社會一次又一次見證了科學技術創造的神話，人們利用科學技術看清了自然、擊退了病魔、延長了壽命，國家則利用科學技術實現了資本的快速積累和社會形態的轉型升級，整個西方都瀰漫着濃厚的科技神話色彩，科技成為了社會進步的決定因素，一切問題在科技進步面前都將迎刃而解，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自然的意志。在如此先進的醫療體系和醫學技術的保護下，只不過是“大號流感”的新冠肺炎又如何能影響到我呢，只有“落後無能”的中國才會產生這麼嚴重的疫情，無數西方人莫不做如是想。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疫情逐漸蔓延到歐美國家之際，儘管部分有識之士開始建議民眾戴上口罩、減少聚集，絕大部分民眾仍對此嗤之以鼻，盲目相信科學技術的力量，不願付出自身努力以防控疫情，甚至出現了集會遊行抗議戴口罩、議員戴口罩被質疑的奇葩景觀。一旦疫情開始大規模蔓延，現實便會迅速擊破羣體心理的幻象，給大眾產生強烈的心理落差，進而引發絕望情緒，民眾便將採取與之前截然相反的舉動，近期西方出現的大規模瘋狂採購、國家間互相截留口罩便印證了這一點。

第三，政治體制弊病導致國家難以有效應對突發情況。西方國家多奉行自由的憲政主義，以多黨制和議會民主為支撐，構建起了以分權和制衡為主要特徵的“政治機器”。在這一體系下，國家過高的聖化了私人性，而對公共領域和集體性進行了貶斥，公共領域淪為了利益集團通過民主投票和公共辯論爭權奪利的舞台。這一過於機械化的制度使社會過於分散，也許能夠在日常運轉的過程中更大程度的保證個人權利，卻難以在非常時期由明確的核心領導社會整體應對突發情況。以美國為例，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西方國家在疫情應對中缺乏對社會整體的動員能力，民選官員與技術官僚言行不一，共和黨堅持疫情尚未爆發無須擔心，民主黨則極力要求大規模檢測，就連一向標榜“獨立客觀”的媒體也依據自己所屬利益集團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報道口徑。在這樣混亂的情形下，政府難以效仿中國採取如此堅定有力的防疫措施，或者即使發佈了相關指示，往往也難以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與貫徹執行，民眾僅能依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斷來決定自己的行為，西方國家自然難以取得防疫的明顯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