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户買二手奧迪A6後索賠百萬 彈個車陷惡意維權困擾？_風聞

消費者正當權益受損，積極維權天經地義。但維權要合理合情合法，買賣雙方共同打造和諧的市場環境。消費者維權，是因為自己的正當權益受到了侵害。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這些年以維權為幌子，向賣方漫天要價，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過度維權、惡意維權案例不斷出現，嚴重損害賣方利益，擾亂市場秩序。本文剖析的就是一個這樣的案例。重慶消費者梁先生從線下實體店購買了一輛二手奧迪A6，隨後以三倍價格索賠，要求提供金融服務的平台方彈個車賠償100萬元，沒有達到目的，就一直利用網絡對彈個車抹黑式“維權”，讓彈個車苦不堪言。

這是從事汽車經銷的婁晴（化名）遭遇到的一例惡意維權案例。2018年8月底，重慶的梁先生與當地一家車商簽署二手車銷售合同，購買一輛奧迪A6。梁先生與彈個車簽署協議，獲得融資租賃資金服務。本次交易的車源來自於重慶車商，但是交易過後不久，梁先生以彈個車服務有瑕疵為由，按總車款3倍索賠100萬元。為達到向彈個車施壓索賠目的，梁先生幾乎每天在微博、脈脈上覆制粘貼數十條，甚至上百條投訴信息，也拒絕通過正當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婁晴説：“彈個車的品牌聲譽都被他搞壞了。”

據悉，梁先生提車後不久，就以事故車、里程問題、車輛配置等原因向彈個車發起投訴。接到投訴後，彈個車積極跟進處理。經查，發現梁先生與車商在下單當日（2018年8月30日）對里程問題進行了確認，簽署了補充協議，確認以車輛里程錶顯示實際里程數為成交里程。就梁先生提出的車輛配置問題，調查發現車商自行提高了車輛配置，加裝有真皮座椅和倒車影像，在向彈個車平台提交車型類別時選擇了與車型價值相符的較高配置，以便使銷售價格匹配對應金融方案。關於事故車問題，經向車商核實，梁先生在提車日（2018年9月1日），與車商一同前往當地4S店對該車進行了相應檢測，在車商處簽字確認了實際車況，車商還向梁先生支付了34500元作為補償款，梁先生認可車況並確認購買。車商提供了銀行轉賬記錄單截圖給彈個車作為證明。

在接到梁先生反饋情況後，作為平台運營主體的彈個車當即表示願意承擔對車商的監管責任，拿出對消費者先予解決後再向車商追償的方案，具體方案為客户無責退車，付過的錢全退，並再額外補償首付款金額3萬多元。此解決方案於2018年11月給到梁先生，但被拒絕。

其後，彈個車一直與梁先生溝通協商，希望早點解決問題。但梁先生一直拒絕與彈個車溝通協商，咬定索賠100萬元作為唯一條件。

在索要百萬鉅額賠償金未果的情況下，梁先生組建了所謂維權羣，以“買一賠三”為幌子，慫恿羣員不斷向媒體及市場監管部門投訴、羣體上訪。進入該羣的一位湖南用户反饋，該羣羣員多為合同逾期未及時還款客户，梁先生曾經2次帶頭起訴彈個車，以維權為名義在羣內收錢作為他自己的差旅費，但最終又不敢面對訴訟結果，以自行撤訴方式結案。

關於這次交易，其實甲方乙方應是梁先生與車商，彈個車只為其提供資金服務。這個案件，類似甲乙簽約買房，銀行為買家提供資金服務，可買家卻由於房屋質量等問題發生爭執時找銀行“維權”。彈個車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了。

梁先生不借助法律手段來解決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梁先生知道藉助法律途徑，勝算很渺茫，索賠100萬元的訴求難以得到法律支持。這種案例有很多。據統計數據顯示，從2009年10月19日至2018年9月18日，上海法院系統1061篇汽車融資租賃相關裁判文書顯示，90%以上是由於承租人支付了首期租金及部分租金後，未能繼續向出租人即融資租賃公司支付租金，引發訴訟。在糾紛進入法律途徑後，接近9成的訴訟結果都是融資租賃公司的訴求得到法院支持，消費者一審敗訴，而且上訴比例不到2%。在《汽車融資租賃合同》合同定性、雙方權利義務、違約責任等條款清晰界定的前提下，法院支持融資租賃公司的大部分訴請，在承租人根本違約的前提下一般都會判令融資租賃合同解除，返還租賃車輛，消費者支付租金、滯納金及賠償損失。因此，一旦進入法律程序，過度維權往往“賠了夫人又折兵”。梁先生寄望於另闢蹊徑，通過綁架企業品牌聲譽的方式，來實現索賠100萬的訴求目的。看來，梁先生是個精明人，知道對於互聯網企業來説，口碑聲譽比黃金還重要。

這是一起典型的過度維權或者説惡意維權的例子。其實，維權與過度維權、惡意維權有着本質區別。前者以淨化市場、維護合法權益為目的；後者以“維權”之名，索“私利”之實，是“變了味”的維權。這種維權往往擾亂了市場秩序，讓各方都陷於被動：市場監督方和媒體往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調查，浪費公共資源；無論事實真相如何，企業聲譽都要嚴重受損；事實弄清楚後，惡意維權方往往難以得償所願。

事實上，維權應該是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維護消費者的正當合法權益，一方面也要維護商家的正當合法權益，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今年的市場環境與往年不一樣，在疫情衝擊下，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很有必要“凝聚你我力量”，營造公平正義的市場環境，既要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也要保護廠商家正當利益。當下環境下，既要防疫，又要讓企業順利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經濟秩序，兩者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