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_風聞

小編按

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目前，全球123個國家和地區，累計確診病例超13.2萬例，死亡已超5000人。整個世界籠罩在病毒的陰影中，就像20世紀初的那場大流感——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停歇，一種可怕的新型病毒卻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散播。它橫亙1918和1919年，通過三波彼此相連的傳染潮殺死了至少5000萬人。德國士兵管它叫“閃電黏膜炎”，英國士兵則稱之為“弗蘭德爾流感”，但在世界範圍，這種傳染病獲得了臭名昭著的名稱——“西班牙流感”。全世界無處倖免：美國記錄下55萬死亡病例（是其戰爭死亡總數的5倍），歐洲的死亡總數超過200萬。

戰爭期間，一些國家的政府封鎖了疫情暴發的消息。儘管軍營一個接一個被病毒攻陷，協約國軍隊和德軍都死傷慘重，但為避免影響軍民士氣，許多軍人病死的消息仍遭到隱瞞。與此同時，平民直接在自己家裏被感染倒下。費城的掘墓人和棺材開始短缺，甚至要動用蒸汽鏟來挖掘大型墓穴。

時至今日，曾讓人心驚膽寒的西班牙流感在醫學研究上仍有重要的意義，在那場疫情中曾犯過的錯誤也不時為今人敲響警鐘。一旦新一輪的全球性傳染病再次來襲，我們是否能夠有不一樣的表現？

下文節選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一書第14章，它記錄了美國海軍“利維坦號”運輸艦的一次痛苦航行。**

當時年輕的富蘭克林·Ｄ.羅斯福**（後來成為美國第32任總統），也曾乘過這艘船。**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

[英] 凱瑟琳·阿諾德 著    田奧 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3月

以下摘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

絕命航行

1918年9月29日，美國海軍“利維坦號”運輸艦正準備從新澤西州霍博肯起航，駛向法國的佈列斯特。“利維坦號”須與其他船艦一道在10月運送10萬名士兵穿越大西洋前往法國。在“利維坦號”的第9次航行中，它運送了來自10個不同軍隊機構的士兵，還有護士和預備役。

“利維坦號”是1914年在漢堡下水的，彼時被德國人喚作“祖國號”（Vaterland），是德國客運船中的佼佼者。它於1918年起為美軍服役。1917年美國參戰時，“祖國號”泊在紐約港休整。由於德國船長不願擊沉它，“祖國號”便成了“人們前所未見的最大號戰俘”。這艘艦是1917年4月6日清晨被美國海關官員俘獲的，他們將它開往航運局以便進行進一步操作。“祖國號”在霍博肯的幹船塢裏待了3個月，1917年7月25日終於被移交給海軍部，並被定期委任為海軍運輸艦，在巡洋艦和運輸艦隊、美國大西洋艦隊總指揮官阿爾伯特·克里夫斯（Albert Cleaves）海軍中將的指揮下，承擔運輸任務。它被重新命名為美國海軍“利維坦號”。

“利維坦號”上水兵為6英寸艦炮裝彈

“祖國號”被俘時，船上裝滿了奢侈品、玻璃器皿、銀器和精製葡萄酒，這些貨品被海關悉數扣押。在點貨過程中，專為德皇製作的80件金制咖啡器神秘地失蹤了，怎麼也找不着。到了1918年9月，原本滿船的珠寶與裘皮被一大幫子美國海軍水手代替，共有50位軍官以及超過1000名士兵。為了騙過德國潛艇的監視，整艘船的外漆被剝掉，重新塗上了“讓人眩暈”的條紋保護色，但船內仍保留了一部分它造成時就有的娛樂功能：一個羅馬風格的泳池，還有滿是閃閃發亮的鏡子、用地毯和纏繞着玫瑰色織錦緞的椅子佈置出來的頭等艙沙龍。然而情勢所迫，原本的餐廳被改造成了軍隊食堂，泳池成了行李室，而原本的行李室則被改造成了軍艦禁閉室（也就是船上牢房）以及一間“火藥庫”（武器儲藏室）。原本富麗堂皇的舞廳和劇場被改造成醫院，Ａ甲板的體育館則成了隔離傳染病人的隔離病房，原先的醫生辦公室如今成為士兵和船員們的病人呼叫站和藥房。

在這趟駛向法國的航行中，“利維坦號”的14個獨立甲板被塞進了1萬美國小兵。當人們看到船上的3根大煙囱，就絕不會忘記自己身處戰爭之中，3根煙囱驕傲地挺立着，其中一根是通風管道。煙囱微微向後傾斜，在它們下面是長相怪異的大炮，就藏在不起眼的位置，乍看還以為是長着平耳、露出獠牙的卧獅。正如美人多難，“利維坦號”也帶着一絲悲劇色彩，證據便是它刺耳的鳴笛聲。“在傍晚以及清晨的塵霾中，這個巨大戰俘的鋼鐵喉嚨裏發出悲鳴聲，震撼人心。鳴笛回聲起起落落，仿若向生靈塗炭的世界致哀。”在它出海的第一天，航海日誌記載：

一隻編號ｗ7463的信鴿從空中飛過，隨後墜落在Ｃ甲板上，死了。

也許，這是即將發生之事的預兆。

美國海軍“利維坦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巡視官在夜巡時繞船一週須走12英里（約19.3千米）——航速也非常快，以22節的高速破浪前行，甚至不用護衞艦護航，因為人們相信它的航速德國潛艇也望塵莫及，除非兩船狹路相逢。士兵們開玩笑地將它稱作“列維·內森” ，但它已經有過一段悲慘過往了。在“利維坦號”9月從法國佈列斯特的返航途中，許多乘客和船員死於流感，只能葬身大海。那次航行中病倒的人就包括年輕的富蘭克林·Ｄ.羅斯福（小編注：後來成為美國第32任總統）**，他勉強熬了過來。**現在，“利維坦號”泊在紐約霍博肯港，為其第9次駛往法國的航程做準備。這次航行船上的軍隊有：

9366名士兵；第57衝鋒步兵團；依據9月士兵自動更換草案從麥克阿瑟營、漢弗萊斯營、漢考克營和傑克森營來的新兵；第73後備醫療團；401號浮式列車；467號浮式列車；468號浮式列車；302號水上坦克；第323野戰通信營；第60和62基地醫院；女性乘客；營建部隊第31分隊；第31步兵師的勒羅伊·Ｓ.里昂（Leroy S. Lyon）少將。

主蒸汽輪機的操作系統

來自佛蒙特州的第57衝鋒步兵團是船上唯一完整的軍事單位。1918年9月27日晚上，第57衝鋒步兵團的士兵們開始了一個小時的行軍，他們要從新澤西州的梅里特營出發，前往阿爾濱蘭丁，那裏有渡船等着把他們運往南邊的哈得孫，再在那裏登上“利維坦號”。但那晚的行軍花了好長時間。沒過多久，軍隊就停了下來。那些西班牙流感病發的士兵開始掉隊，完全跟不上隊伍。當時最理智的決定恐怕是取消此次行軍，返回營地，但這是不可能的。軍隊和“利維坦號”的行程都不容變更：無論人生病與否，船不等人。在等了一小會兒以便讓掉隊的士兵跟上後，行軍繼續。然而，一些士兵倒下後再沒能爬起來，另一些費盡全力站起來，甚至丟掉裝備以跟上隊伍。隊伍後面是卡車和救護車，它們將掉隊和倒下的士兵送回營地醫院。這次行軍中的士兵損失量難以估測。

第57衝鋒步兵團的大多數士兵都抵達了阿爾濱蘭丁，然後須忍受兩個小時濕冷的渡船行程沿河南下。在這之前，士兵們在霍博肯的碼頭上做了最後一次檢查——這個過程中更多士兵倒下了——並食用了紅十字會提供的咖啡和麪包，這是他們數小時以來吃到的第一頓飯。隨後，士兵們邁上步橋，登上了“利維坦號”，睡了他們24小時以來的第一覺，這段艱難的經歷對任何士兵的免疫系統都是摧毀性的，讓他們對流感和肺炎毫無抵抗力。

“利維坦號”於9月29日起航，但船還沒起錨就又有120個士兵患病。這艘船的航行日誌記載：“就在我們要起錨時，許多士兵和一些護士被迫下船。登船部隊在大碼頭上列隊時，有些士兵無助地倒在了碼頭上。有人告訴我們，在從營地前往運轉地的行軍中，許多士兵倒在了路邊，無力再跟上隊伍。”

儘管遇到這次挫折，“利維坦號”最終還是載着2000名船員和大約1萬名士兵、200名護士起航了。“在晴朗的藍天下，我們緩慢地駛離泊滿船隻的大港灣，徑直向大海航去，中途只停了一次，為了將我們的領航員——桑迪·胡克領航員協會的麥克勞林船長（Capt. McLaughlin）——放下去，麥克勞林一直都是在‘利維坦號’泊於紐約港內或港外時下船領航的。”航行日誌暗示了船員們的不祥預感：“每個人都感覺接下來的航行會令人痛苦。”

儘管美國已經深受西班牙流感影響，但軍方仍堅持認為沒有必要發出警告。10月4日，“利維坦號”正在大洋中航行，美國遠征軍的弗朗西斯·Ａ.文特爾（Francis A. Winter）准將告訴媒體，一切盡在軍方掌控之下，對疫情無須過於驚慌。他急於緩和恐慌以維持士氣，宣稱：“自我軍運送軍隊以來，海上死亡人數只有50人。”

“利維坦號”十分擁塞，當然還是比不上它上次航行的擁擠程度，上次它運送了1.1萬名士兵。這艘船的最初設計運載量是6800名乘客，但如今真實運載量幾乎翻倍。美國政府將這一運送過程稱為“集裝”，當然，真實情況是超載50％。船上的空間十分侷促，士兵們只能在宿舍裏活動，宿舍是大型鋼皮房間，一般有400個牀位。除了躺在牀位上或玩撲克，他們沒什麼其他事可幹，舷窗都被塗成了深黑色，夜晚窗户緊閉以防敵方潛艇的探照燈照射到玻璃上反光。

船上實行精準且嚴格的軍規與禁令。若站在漆黑的主甲板上點亮一根煙，半英里外的海面上就能看到，敵軍偵查潛艇便有機會給另一艘待命潛艇發出瞭望警告。這些海下鬼魅一般是成對兒出沒的。我們來看看船上這些管制規定到底有多嚴格：一個士兵曾在船上接受軍事審判並被投入監獄，一位軍官也接受了軍事審判並被降級，還有一位隨軍牧師，幫助船上的常駐牧師為死者祝禱，一次他為一個將死士兵打開舷窗縫隙透透氣，卻面臨上軍事法庭的威脅。由於管制規定如此嚴格，大部分時候“利維坦號”上的生活極耗費心力，士兵像是生活在無邊的黑暗之中。

似乎是為了讓這裏更像地獄，失效的通風系統絲毫不願帶走人們身上的汗臭味，而船艦的全鋼結構則將嘈雜聲升至騷亂水平，想象一下數千人的腳步聲、吼叫聲和哭泣聲在鋼製牆壁、樓梯、迴廊裏來回遊蕩。

而後，噩夢突然釋放。儘管在“利維坦號”起航之前，120個病人已被抬了下去，但在船駛離紐約港不到24小時，西班牙流感的症狀就又顯露出來。為阻止疾病傳播，軍隊被隔離了。進餐時士兵們被分到不同的小組以降低感染風險，他們的活動範圍則限制在宿舍內。一開始，大家温和地接受了這一規定，認為隔離可以確保自身安全。

很快，隔離病房的所有牀位都滿了，剩下的病人只好躺在普通的宿舍裏。他們全被“西班牙女郎”標記上了致命症狀：咳嗽、打冷顫、神志不清和體內大出血。護士們也逐漸病倒。第57衝鋒步兵團團長吉布森（Gibson）上校回憶道：

整艘船都被感染了。船上的種種情況讓流感以極快的速度繁殖增長。病人的數量也隨之飛增。我們已將疫情上報華盛頓，但美軍加入協約國軍隊勢在必行，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都必須前往。醫生和護士也染了病。每個尚可工作的醫生和護士都忙到接近身體極限。

出航首日結束時，已經有700名士兵患病，“利維坦號”正經歷着一場徹底的疫情。可怕的事實逐漸浮出水面：“西班牙女郎”跟着這羣前往法國的小兵和護士們上了船。目前最要緊的是把病人與健康士兵隔離開來，以防止疾病傳播。隔離病房裝不下的病人被安排到左舷3區Ｆ室的200個牀位上。沒多久，Ｆ室就被來自各甲板的患病士兵佔滿了。隨後，右舷2區Ｅ室的健康士兵將自己的牀位讓給了患病士兵，他們遷往底部的Ｈ-8區——由於通風條件惡劣，之前人們認為這個區域不適宜安排人居住。到了10月3日，有463個牀位的左舷2區Ｅ室也被強徵用來安置病人，原來住在裏面的士兵則被解散，由他們自己去尋覓住處。在一場令人沮喪的“搶位置”遊戲中，3個患病士兵把4個健康士兵擠走了。船上的卧鋪都是4層的，最上面一層不能睡病人，因為護士爬不上去，無法照顧病患，病人自己也爬不下來。26這次可怕航行中，隨軍護士被研究這艘船的歷史學家描述為——

這場駭人災禍中救死扶傷的天使。這些勇敢的美國姑娘背井離鄉，去往遙遠的外國經歷危險和犧牲。

病人數量不斷上升，其中大部分人發展成了肺炎。“利維坦號”沒有足夠空間供2000個病人和康復者休息，照顧如此龐大數量的病人也不現實。那些尚且健康的醫生和護士設計了一套體系，用以區分病重者和普通病人——一旦病人的體温降至99華氏度（37.2攝氏度），就須離開隔離病房去自己原來的宿舍休息。

確定有多少人患病是不可能的。許多病人仍待在自己的牀位上，既不能起身也無法尋求幫助。波濤洶湧的大海給士兵們帶來了併發症——暈船。那些未經歷過暈船的年輕人見識了暈船的威力，主動前往隔離病房，沒有經驗的醫護人員讓這些人留下了。與此同時，一些真的顯現流感症狀的士兵則因牀位缺乏而進不了隔離病房，但他們甚至連回自己宿舍都很困難，只好就這麼躺在甲板上。還有一些人未受到阻攔，徑直走進隔離病房，隨意尋找牀位睡覺。

“利維坦號”上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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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每時每刻都在變糟。隨軍總醫師德克爾（Decker）上校是船上唯一一個有軍隊經驗解決這一後勤問題的人，但上校自己在10月1日也病倒了。另有兩位醫生也病了，剩下的航行他們都在自己的隔間裏度過，**200位隨軍護士中有30人患上了流感。**這樣一來，就只剩11位醫生處理這愈加讓人毛骨悚然的情形了。

在比“利維坦號”早起航4天的另一艘軍艦“不列顛人號”（Briton）上，二等兵羅伯特·詹姆斯·華萊士（Robert James）也遭遇了類似的情形。經過數日海上航行，某天醒來，華萊士發覺自己“異常痛苦”，他向醫官報告了此事，醫官在給他測量了體温後令他收拾被褥和裝備，去主甲板上睡。華萊士拒絕執行這一命令，認為主甲板又冷風又大，而醫官反駁道：“隨你便。你體温達到103華氏度（39.4攝氏度），已經生病了。如果你想在底下的宿舍裏把病傳給所有人，那就去吧！”

二等兵華萊士走進海風之中，與其他人一道待在主甲板上，穿着軍大衣，戴上軍帽，拿被褥裹着自己，睡着了。儘管條件惡劣，但主甲板好歹完全通風。華萊士時睡時醒，他夢到一條用七彩絲線擰成的巨大繩索，他知道一定不能順着繩子爬下去，爬下去便背棄了軍人的職責。巨浪拍打到主甲板上，打濕了病人們的被子。一天晚上，華萊士的野營餐具在搖搖晃晃的主甲板上被沖走，永遠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他發現自己的帽子和綁腿也被沖走了。

每天早晨，勤務兵會到主甲板上來檢查病人的情況，並把晚上過世的士兵的屍體抬走。對於活着的人來説，看到死人被抬走的景象讓他們“冷靜揣測”自身的命運。一天早上，華萊士被抬下了好幾層甲板，到了一間舒適的頭等艙沙龍，戰前這裏曾舉辦各種娛樂活動供士兵乘客們取樂。在織錦緞覆蓋的沙發和柔軟暖和的地毯之上，往昔愉悦的魅影徘徊遊蕩。華萊士仍然只能睡在地板上，但至少地毯是舒適的，而且他一日會被餵食數次。一天夜裏，一位護士現身，帶着英式口音問他是不是覺得不舒服。她給華萊士帶來了一杯熱飲，甚至幫他洗了腳，幫他脱掉穿了12天的襪子。半個世紀之後，華萊士仍對這位護士懷着感激之情：

她用滿是肥皂泡的手輕輕地為我洗腳，這段記憶我永世不忘，哪怕去了天堂也會記在心裏。

沙龍里的條件比外面甲板要舒服太多，但這未必能確保康復。一天夜裏，一個病人呼喊着要水喝，但華萊士太虛弱了無法拿水給他。華萊士試圖喚來醫護人員，隨後就睡着了。那個病人繼續呼喊，華萊士便再次以自己的名義為他求助，而後又睡着了。這種情形反反覆覆了好幾次，直到那個病人小聲説：“別叫了，沒用的。”第二天早晨，醫護人員終於來了，他們發現這個病人“最後做了一些微弱的、發乎本能的保護措施，他躲到了長沙發下面。醫生們將他抬走，以便安葬”。

説回“利維坦號”，此時船上的情況正進一步惡化。士兵隔間裏全是患病的垂死之人，由於通風系統失效，船裏的空氣惡臭難聞。沒了日常清掃，這些宿舍便與豬圈無異。更糟的是，士氣低落。這些來自10支不同部隊的士兵都是新招入伍的，絲毫沒有聽從某個單一指揮官、遵守軍規的習慣。“利維坦號”如今是海上孤舟，沒有護衞艦保駕，**“西班牙女郎”又在船上橫行霸道引來明顯的恐慌，每一個小時都有人被西班牙流感擊倒。隨着“利維坦號”橫跨大西洋，船上的人一定希望德國潛艇能直接把船擊沉。**底部幾層甲板上的情形仿若戰後景象。吉布森上校後來描述道：

此番景象，除非親眼所見，實難描述。許多病人經歷了嚴重的體內大出血，鮮血從鼻部噴射而出，在宿舍裏零散地形成血泊，由於牀位之間的過道極其狹窄，護理人員根本無力擺脱這種混亂。甲板變得又濕又滑，受驚的病人怒吼哭叫、呼喊求救，護理人員茫然無措，這一切構成了無間地獄的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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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摘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

《柳葉刀》：

大流感疫情中一系列事件和關鍵人物的生動描述……最吸引人的是目擊者和倖存者的敍述。人們往往很容易遺忘那些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人，但阿諾德讓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華爾街日報》：

（凱瑟琳·阿諾德）不僅擅長部隊及其醫護人員的歷史，也善於調查平民的經歷，梳理出災難中的人性……講述普通人的震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