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的時空圖譜:人口流動的新趨勢與防控機制的新挑戰_風聞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严肃的人口学八卦官方账号-以人口学的视角看世界、看社会2020-03-15 09:27
導讀
新冠肺炎的最初傳播者並非流動人口
地理臨近和人口就近遷移的解釋力有限
流動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對未來流行病防控提出了更大挑戰
熱點地區的經商流和大城市之間的商務流值得長期關注
果斷封城和社區防控對節後平穩復工形成了關鍵保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三十天內由武漢擴散到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在對這種廣泛而快速的傳播過程進行解釋時,數百萬流動人口的春節返鄉潮被反覆提及,並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我們認為,這種説法具有誤導性。通過繪製疫情擴散時空圖譜、分析疫情擴散與人口流動空間關係的變遷過程,**我們發現流動人口的返鄉團聚非導致疫情擴散的唯一因素,很可能也並非最重要因素。**需要深入探究我國人口流動的結構性特徵和新發展趨勢,才能更全面地認知疫情擴散機理,更有效地應對未來可能的公共衞生事件、提升城鄉治理的能力與效率。
△新冠肺炎擴散的時空過程與武漢流動人口的來源分佈
注:①面積大小與確診病例數成正比,顏色代表各地到武漢的流動人口規模;②由於省際聯繫和省內聯繫存在本質差異,此處不含湖北省內地市;③日期後的括號內數字為當日24:00湖北省以外地區確診病例總數(不含歸屬地不明的案例);④流動人口數據來源於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⑤城市標註:1月21日標註確診病例前5名城市,1月23日起標註確診病例前10名城市;城市第一次出現時用全稱,後續用首字母。
**首先,新冠肺炎的最初傳播與人口流動遷移無關。**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國家級超大城市。它們與武漢的聯繫並不在於人口流動遷移,而是緊密的商務和旅遊。這些城市的確診病例數在春節之前、春節期間和春節之後均位居全國前列。因此,無論是否存在大量的流動人口、大規模的春節返鄉,這些超大城市在任何流行疾病面前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暴露和風險。
**其次,流動人口的返鄉團聚對疫情擴散全過程的解釋力也相對有限。**誠然,整個春節期間至2月2日假期結束,作為武漢流動人口的主要來源地,湖北省周邊城市的確診病例數急劇增加;然而,在這些周邊省份,所有省會也無一倖免地爆發較為嚴重的疫情,甚至比臨近湖北的城市更為嚴重,而這些城市到武漢的流動人口顯然沒有那麼多。過去二十年,我國的鐵路和航空客運量分別增長了三倍多和近十倍,遠超流動人口增速。隨着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內陸化趨勢,省會等特大城市之間的商務旅遊聯繫已經非常頻繁並將持續加強,在未來的流行病防控體系中應給予高度重視。

**再者,遠距離的經商者比近距離的務工者具有更強的疫情擴散能力。**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參見:離武漢越近,新型肺炎發病率越高?現實可能更復雜)。進一步地,基於城市層面的時空圖譜,結合流動人口數據,可以更直觀地看到:距離疫情中心武漢約800公里的兩座沿海城市温州和台州,最早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兩地到武漢的大量流動人口當然是重要原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兩地到武漢的流動人口以經商者為主,與湖北周邊城市到武漢的務工者不同,因此其擴散的速度和強度與後者有本質區別。根據國家衞健委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我國流動人口中經商者的比重已超1/3,他們具有比務工者更強的流動性和更復雜的社會網絡,流動人口的這種結構性變化對未來流行疾病的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後,我們看到,在武漢封城之後,僅兩週的時間,國內疫情的空間分佈就已經基本穩定,治癒病例也很快超過新增病例;即使假期結束後,部分工作人員的復工也沒有導致明顯的變動。這意味着兩點:**第一,當機立斷的封城決策顯然對全國疫情控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2周潛伏期之後,跨城市的遷入型病例幾乎消失;第二,各地城鄉社區嚴防嚴控的策略、全國人民的積極配合和偉大犧牲保證了幾乎全國同步的疫情控制效果。**正是在這樣的疫區果斷封城、全國聯防聯控前提下,才保證了後期逐步復工的過程中並未出現新的嚴重疫情。
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的跨地區流動遷移已經是一種常態。在本次疫情中,流動遷移人口的返鄉團聚顯然對疫情擴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城市、社區甚至因此產生了新一輪的“排外”行動,這不僅大可不必,甚至違背基本社會道德。**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流動人口的內部構成正在快速變化、日常的商務旅遊流更是迅猛增長。**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們對流行病傳播的關注點應該更多地向後二者轉向。畢竟,席捲全球的趨勢表明,沒有大量流動遷移人口的返鄉團聚,疫情擴散依然無法避免;畢竟,在人口流動的新形勢下,疫情可能隨時發生,過度關注春節人流,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可能對政策形成誤導。
注:部分成果已被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接收,即將發表在其Graphic版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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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劉濤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大學未來城市研究中心 研究員
史秋潔 牛津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