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剩”市場謀定研究生活？國研智庫：新冠疫情市場導向_風聞

“過剩”市場謀定研究生活？國研智庫：新冠疫情市場導向

新聞中國採編網 中國新聞採編網 謀定研究中國智庫網 經信研究 國研智庫 國情講壇 萬贏信採編：過剩市場，是典型的充分競爭市場。謀定研究·國研智庫：企業在充分競爭的市場裏經營，要麼成本領先，要麼與眾不同，做不到這兩點，必然陷入同質化的紅海。

節後在家辦公，陳年的粽子、大米、堅果、食用油一點點見少，看着廚櫃從擁擠變清爽，竟吃出了一種成就感，頗能體會工廠清理積壓庫存的喜悦。

當今中國，消費品過剩早已是常態，以至於全民嘗試“斷舍離”，學着去整理“過剩”、清理“淤積”；正常消費已滿足，新增消費靠“剁手”，零售企業不得不在下沉市場、模式創新、社交營銷中刺激消費、發掘商機。

新冠疫情，則為社會大眾提供了體會“短缺”的短暫窗口，在這個短暫的“短缺”狀態中，不知你想到了什麼？

“短缺經濟”的由來

歷史很長，人生很短。回顧歷史，我國脱貧致富不過三十多年的事，可對80後、90後來講，這三十多年，幾乎就是人生的全部旅程：與GDP高速增長相伴，對消費品過剩習以為常。

而60後、70後，童年最深刻的記憶卻是短缺，他們的童年，在改革開放前。對於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發展，林毅夫教授在《解讀中國經濟》一書中做過總結點評：

“就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直接目的而言，應該説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最初的目標。但是，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價，最為嚴重的就是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期，新中國成立30年以後，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飽線的邊緣。”

在林毅夫教授看來，生活物資的普遍短缺，與建國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戰略有關。

重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設備依賴進口，需大量消耗外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充裕，資本短缺，不具有比較優勢。為實現重工業“趕超”戰略，需人為干預市場：壓低利率，降低資金成本；高估本幣匯率，降低設備進口所需外匯；壓低人力、原材料成本，提高企業盈餘。

對要素價格的干預，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保駕護航。如壓低利率，會降低儲蓄、刺激投資，加劇資金短缺，為確保有限資金支持重工業，需採取計劃手段調配資金；壓低工資後，為保障人們基本生活需要，需壓低各種生活必需品價格，低價格降低生產積極性導致供給不足，不得不採取配給制。

這套組合拳下來，生活物資的短缺便成為常態。“原有經濟體制有它的歷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隨着條件的變化，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1992年十四大報告語）。於是，改革開放的大門打開，發展成為硬道理，通過“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增量帶動存量，經濟傳導機制逐步捋順。

不過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仍一直處於“短缺經濟”的狀態，這種普遍性短缺也為大眾創業提供了機遇窗口。

短缺經濟是企業盈利的黃金時代，“賣方市場”下，企業產什麼賣什麼，賣什麼都賺錢；如果產品合格，做做營銷推廣就能成為著名品牌。對此，張維迎教授作過形象比喻，稱此時市場上到處都是無人的山洞，企業隨便找個洞就能當“菩薩”，自有人來進貢，賺錢很容易。

機會無處不在，於是，就有了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中描述的1987年盛景，“每個人都在打聽賺錢的門道和機會，在沿海一帶，搞‘第二職業’成為一個新的時尚”。

“手術刀不如剃頭刀，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是對那個“遍地都是商業機會”的時代的最好註腳。

從短缺到過剩

1979年至今，中國經濟保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奇蹟背後，消費、投資、淨出口三駕馬車在不同階段交替發揮主導作用，對應着經濟持續增長過程中供需結構的深層次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從“短缺”走向“過剩”。

以1997年為界，在此之前，雖然投資偶發性過熱，但消費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年均貢獻高達64%。這一階段，仍具有典型的“短缺經濟”特徵，需求大於供給，消費為第一驅動力；投資的增長，主要用於緩解供給“瓶頸”（交通運輸、資源和原材料緊張），形成的產能很快會被需求消化掉。資源瓶頸和通貨膨脹，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煩惱；日用品和家電廠商，是這一階段最大的受益者。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外部形勢嚴峻，內部需求不振。1997年，國內95%的工業品供大於求，供給“過剩”，第一次成為迫切問題。長期受困於員工冗餘、職能冗餘、激勵機制缺失等問題，國有企業成為矛盾集中點。

數據顯示，1997年，全部1.6萬户國有工業企業中39%處於虧損狀態，全部企業盈虧相抵後仍淨虧損380億元。受此拖累，有學者估計國有銀行隱形不良率超過40%，處於“技術破產”狀態。

為此，國家明確“國企三年脱困”計劃，一手抓國企改制夯實內功，一手抓住房改革刺激內需，疊加貸款放鬆，效果顯著，需求很快起來了。1999年，消費貢獻了87%的GDP增長，較1997年翻番。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一舉打開外部市場。自此，需求再也不是問題。2002-2008年，國內製造業某種意義上再次經歷“短缺”經濟的美好時光——生產的東西不愁賣，就怕你產能不足。全中國開足馬力生產，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這一時期，投資對GDP增長的年均貢獻達到49%，成為第一驅動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出口遭遇急剎車，龐大的製造能力無處釋放，似乎突然間，我們就進入消費品過剩時代。

消費品全面過剩，為電商崛起插上翅膀，自此，多平台比價和常態化大促，成為消費“新常態”，互聯網，藉此完成了從信息中介向交易中介的蜕變，並順便揭開金融線上化轉型的序幕。

消費者，終於成了企業的“上帝”，得用户者得天下。為爭奪消費者，企業用盡渾身解數；在風險資本支持下，創業者嘗試各種風口：從消費升級到消費降級，從嬰幼市場到銀髮經濟，從社交拼購到直播帶貨，從現金貸款到場景分期……

很多企業倒下了，剩下的，都在盡力適應這個“過剩”時代。

在“過剩”市場討生活

過剩市場，是典型的充分競爭市場。企業在充分競爭的市場裏經營，要麼成本領先，要麼與眾不同，做不到這兩點，必然陷入同質化的紅海。破局之路也只有兩條，要麼拼命壓降成本，要麼拼命創新實現差異化。

很多微觀層面的問題，要用宏觀視角尋找答案。從宏觀視角看，上述二選一里的兩個選擇似乎都是“逆勢而行”——降成本難，創新也難。

先看成本問題，宏觀層面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市場營銷費用等都是易升難降。

人力成本不會降。提高勞動者報酬，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消費型經濟轉型的必經之路。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紅利，享受過三十年，已經夠了。

土地成本很難降。土地供給有限，就那麼多，但經濟總量翻了幾番還一直在增長，怎能指望地價下降。

市場營銷費用難降。從短缺市場到過剩市場，從區域市場到全國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營銷推廣費用也很難下降。電商崛起後，工廠直達消費者，釋放過一波“免差價”紅利，但也只是一次性紅利，很快大家又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再看創新問題，宏觀層面從趕超型經濟向引領型經濟轉變，創新難度快速提升。

創新需要研發支持，在會計核算中，研發支出有兩個選擇：費用化或資本化。若研發失敗，則歸結為成本費用；只有研發成功，才能轉化為生產力，變成為企業創造價值的無形資產。

在趕超經濟階段，技術以引進和模仿為主，方向明確，研發創新的成功率高；而在“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的轉型升級階段，需要更多原創型技術，無人區裏探索，失敗率大幅提升。

這個階段，雖然研發支出大幅提升，但能夠資本化的成果卻不會多，“一將功成萬骨枯”。

既然是二選一，總要選一個。相比在無人區裏創新，現實中，多數企業會先嚐試降成本。成本項就那麼多，一項一項壓縮總會有點效果。但實踐證明，降成本的結果，往往變成競相降價，並未有效轉化為利潤。

以國產智能手機為例，2015年之前，大家都走“性價比”路線。A廠商，營銷成本更低；B廠商，供應鏈成本更低。看似都有盈利空間，可為了做大份額，一家率先降價，迫使另一家跟進降價。結果，除了攤薄利潤，誰的份額也沒升。

於是，變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都不降價對大家都好，可結果是都會降價，兩敗俱傷。最終的結果是，行業成本管理越來越先進，行業利潤卻越來越薄。

原因在於，在消費者眼中，那個時候的國產手機是無差異的過剩消費品，降價是廠商提高甚至維持市場份額的唯一手段。2015年之後，當大家開始追求差異化創新和產品中高端定位時，整個行業才步入良性循環。

站在全球競爭的視角，中國製造業繼續追求成本領先的空間已經不大。畢竟，人力成本在不可逆地上升時，通過管理降成本，再努力也比不上把生產線設在東南亞。所以，能做的，其實只有一條路，通過創新推動產品升級，契合消費升級的大趨勢。

創新求勝

人力、土地、資本都是有限的，只有技術創新是無止境的。給定一個時間段，人力、土地、資本變化緩慢，也只有技術創新才是決定增長的唯一原因。

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曾公佈一組數據：

“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年人均收入增速僅為0.05％，1400年翻一番；工業革命之後，人均增速提升至1%，70年翻一番；20世紀提升至2%，35年翻一番。”

從1400年到35年的跨越，靠的是技術進步。林毅夫教授認為，工業革命前後，技術發明方式出現重大變革，從經驗型發明變成實驗型發明。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裏一年的實驗次數，可能是幾千個工人和農民一輩子嘗試改變的總和，創新密度大幅增加，技術進步指數級提升，推動經濟跨越式增長。

所以，創新很重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創新，既是一種外部環境供給，比如人才素質、科研環境、專利保護等；也是一種內源性努力，如戰略導向、研發投入、人才結構等。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國家層面正着力優化創新環境，如嚴查學術不端、推動基礎教育改革等；企業層面，也終於在持續的經濟下行環境下，逐漸拋卻“追風口”的浮躁，迴歸本業、創新求勝。

創新真的很難，我們需要藉助困境的助力。組織和人都有惰性和慣性，很多時候，只有危機才是改變的推動力。所以，丘吉爾才説，“不要浪費一次好危機”。

疫情在繼續，生活在繼續，挑戰也在繼續。我們能做的，只有更努力。

參考資料：

吳敬璉,厲以寧,林毅夫等，《讀懂中國改革4：關鍵五年2016～2020》，中信出版社，2016.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碩士生導師，關注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與銀行轉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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