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的秘密誰知道_風聞

加班很累，寫篇公號，調節心情。

這是上週末草就的一篇稿子。

儘管不做記者了，還是習慣性關注傳媒圈那些事。

最近就有這麼兩樁。

先是老戴被逮捕。

這個簽發了無數頭條的媒體大佬，也上了一次頭條。

尷尬的是，給他的標題是：與他人發生不當性關係。

襠下這檔事可做不可説，一旦扣在頭上，就徹底污名化了。

這對一個高揚新聞理想主義的人來説頗為要命。

還有就是，國社湖北分社廖姓女記者火了。

按照專業要求，記者拿了通稿，還得再去核實，尤其是涉及公共衞生安全的大事件。

現在世風日下，底線一再降低。就不苛責她。

可是，你別去領“巾幗奮鬥者”獎呀，還發表了一通差點把自己都感動了的演講。良心真不會痛嗎？

記者這行當真是一言難盡。

人性複雜，傳媒圈更是光怪陸離。

可是，文字是有記錄的。

1

那年，武漢櫻花正好。我卻要背誦《中國新聞史》。

向馬克思保證，《中國新聞史》這門課挺操蛋，編書的老頭子們壞得很，在故紙堆裏翻撿各種邊角料，然後整理如下：

“X年x月X日，X人在X地用X元創辦XX 報刊，宗旨是……，意義是……”

牢記這些，沒有半毛錢用。

詭異的是，還有一幫人前赴後繼地扒邊角料。於是，《中國新聞史》越來越厚，動輒幾大卷，除了讓新聞系學生考出翔來，就是有利於編書的人混職稱。

更詭異的是，為了增加學科自信心，這幫壞老頭們還把中國新聞史的源頭上溯再上溯，都扯到封建朝廷發給各地官員的資料包上。於是，很不要臉的從唐代開始算起。

就這樣，歷朝歷代地攀扯開來，製造了一篇又一篇影響力引子等同零的論文。

1840年，幾聲炮響後，口岸開放了，洋人進來了，電報通了，各式名頭的報刊辦起來了，中國近代新聞業終於蔚為大觀。

迥異於西方新聞界，中國本土最早奇峯突進的媒體人都以評論而揚名，如王滔、梁啓超。

擱今天，梁啓超絕對是自媒體超級大V，無論是眼界、學養還是帶節奏，百年後都無出其左右者。許知遠是他的迷弟，反覆打磨，推出了一本《梁啓超傳》，可只得皮毛，玩新媒體，全無任公神韻，還要依仗薇婭幫忙吆喝。

到民國，中國新聞業始露崢嶸，風姿綽約。

當下，長江韜奮獎很受官方媒體人的的追捧，那是以範長江和鄒韜奮來命名，此二人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足跡頗深。

其實，另有兩人更是了不得：邵飄萍和黃遠生。我學《中國新聞史》時，就喜歡琢磨這兩人。

邵，還是承襲了梁啓超的路數，以時評見長。

黃，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以新聞通訊見長，善於調查研究，且操守高遠，最終因不為袁世凱利誘所屈，在美國被刺殺。還有一種説法，他是被國民黨誤殺。

巧合的是，邵飄萍死的也很蹊蹺。

2

黃遠生的故事擇機再寫，今次單聊邵飄萍。

邵飄萍，1888年生於浙江東陽，原名振青，出身貧寒。1909大學畢業回到母校教歷史和國文。除教書外，他還為上海的報紙寫通訊。

1911年，辛亥革命後杭州光復，杭辛齋受命籌辦《漢民日報》，聘邵飄萍為主筆。他從此進入新聞界。

邵飄萍極力反袁（世凱），寫下了一系列犀利文章，期間一度還跑到日本去避難。

1916年，袁世凱掛了，史量才聘請邵飄萍為《申報》駐京特派記者。

北洋政府時期，北京大約有70多家報紙，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投靠軍閥，隨政局沉浮，毫無“報格”。邵飄萍不滿現狀，兩年後，聯合友人創辦《京報》。

1918年10月5日，《京報》問世，報館設在前門外三眼井38號,，來又相繼遷至小沙土園、魏染衚衕。

邵飄萍親任社長和主筆，他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提出了辦報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權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邵飄萍從此走上一條獨立辦報的道路。他親書“鐵肩辣手”四字條幅，懸於報社牆上，勉勵同人。

“鐵肩辣手”，改自明代諫官楊椒山（被嚴嵩殺害）的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章太炎曾解釋説：“今人謂從事剛嚴猛烈者為辣手，辣之言厲也。”

在邵飄萍的主持下,《京報》着重報道和評述政治新聞，創刊不久就一躍成為京城名報。

 3

很多年後，毛澤東對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説：“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那是1918年的事。

北大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北大新聞研究會。邵飄萍是研究會的兩位導師之一。

當時，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管理員，也參加了北大新聞研究會，開始與邵飄萍來往。

新聞研究會培養了中國共產黨最初的一些報刊活動骨幹。

為了授課，邵飄萍還撰寫了《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等新聞學專著。

顧維鈞稱《實際應用新聞學》為中國新聞學的“開山之初祖”。

毛澤東返回長沙後，運用他在北大新聞研究會所學到的知識,，相繼辦起了《湘江評論》、《新湖南》以及平民通訊社，還充任湖南《大公報》記者。

湖南新民學會的會員討論“個人生活方法”時，毛澤東説：“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直到1950年代，毛澤東會見新聞界人士時還説，胡適在台灣吹牛，説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4

邵飄萍人生的巔峯時刻是1923年11月，80多家報紙發起成立“北京新聞記者公會”，他被公推為大會主席。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慘案發生，舉國譁然。

魯迅據此寫出《紀念劉和珍君》。他還在《無花的薔薇之二》最後寫道：“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京報》對北洋政府更是大加鞭撻。

4月初，一份50人緝拿名單流出，魯迅、周作人、馬裕藻、許壽裳等當時文化名流都赫然在列，邵飄萍名列第十六。

這些大佬們開始跑路。

魯迅先是住進西城什坊街96號的莽原社，不久又搬進德國醫院；李石曾、馬敍倫等住進了法國醫院；邵飄萍則住進了位於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

難以理解的是，4月24日下午，邵飄萍突然返回報館。

他為什麼會突然返回報館，各種説法莫衷一是。目前最為接受的説法是，他被《大陸報》社長張漢舉給騙了。

張漢舉是邵飄萍的故交，被軍閥以造幣廠廠長之職和二萬塊大洋的誘餌收買，他給邵飄萍打電話，信誓旦旦地説：“形勢已經緩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來吧，保管沒事！”

當日下午5時許，邵飄萍乘車趕到報館。一個小時後，他處理好事務，乘車準備返回東交民巷，剛出門，遭到偵緝隊的逮捕。

4月25日下午，北京新聞界13名代表組成小組與張學良交涉求情。

張學良説：“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張作霖）與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飄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

代表們再三懇求。

最後，張學良撂出底牌，説：“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

話已至此，營救宣告失敗。

4月26日凌晨，邵飄萍未經公開審判，被秘密處決。臨刑前，他向監刑官拱手説：“諸位免送！”

時年38歲。

多説一句。張漢舉也沒有善終。1927年，一個戲迷因孟小冬嫁給梅蘭芳而發狂，闖入梅宅，持槍亂射，梅蘭芳沒事，做客的張漢舉被射殺。

可見，腦殘粉自古就有，只不過以前粉“京劇冬皇”，現在粉肉肉草草。

5

言歸正傳。

張作霖處決邵飄萍，理由是他“宣傳赤化，流毒社會，貽誤青年，罪不可赦”。

很顯然，這是一個藉口。

後世論者認為，根本原因是，邵飄萍堅持不懈地手撕張作霖。早在1918年，他就撰文説，“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為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

罵人不帶髒字，真狠！

而盜火索則是邵飄萍力助郭松齡倒戈反張作霖。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齡在日本關東軍和張作霖的聯合夾攻下，兵敗被殺。邵飄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諸於世，張作霖對他恨之入骨。

張作霖意欲用30萬元秘密收買邵飄萍，但被邵飄萍退回，他對家人説：“張作霖用30萬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邵飄萍遇難後，北洋軍閥不準家屬收屍，名伶馬連良以友人的身份出面，為邵飄萍收屍。

6

實際上，邵飄萍是個社會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民國總統曹錕，呼籲和平，邀請孫中山北上。邵飄萍就極力為馮玉祥助陣。

馮玉祥説“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親自聘請邵飄萍為高級顧問。

胡適在日記中如此讚許邵飄萍：“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現在北京日報界中沒有他的敵手。”

與邵飄萍同時期在北京辦報的龔德柏後來回憶説，“馮玉祥、閻錫山，對於新聞記者，號稱一毛不拔。但邵飄萍卻有方法向他們要錢，公然如願以償”。

1936年國民政府否決對邵飄萍的撫卹。邵飄萍的同窗劭元衝認為原因是“飄萍私行，實多可議”。

邵飄萍常出入“八大胡同”。對於自己的私生活，他並不諱言。

胡政之在《哀飄萍》一文中，稱其“行為不檢”。管翼賢在《北京報紙小史》中也稱邵飄萍以言論“盡力贊助”政治勢力,“因此獲得利益極大，高樓駟馬，睥睨報界。”

後人評價：邵飄萍既要獨立辦報，又要經濟獨立。為了生存，他確實接受了各方勢力的“津貼”。

北洋時期，政府會以“宣傳費”的名義，分四等給報館、通訊社發放津貼。《京報》屬於第一等，每月津貼至少300元。

曾為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李思浩在接受徐鑄成採訪時，提到為結交新聞界，送過錢，“邵飄萍和段派沒有什麼關係，但因為他是當時的名記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應酬。經常的津貼是沒有的。記得兩次送他成筆的錢，數目相當大，每次總達好幾千吧，究竟多少，現在記不清了。”

邵飄萍生活闊綽，他好抽雪茄，所抽雪茄都是特製的，上面標有“邵振青制”四個字。

曾與邵飄萍共事的王之英回憶：“飄萍老師在北京，始備洋車伕代步，車上每邊有三盞燈，共六盞，很漂亮。旋換馬車，豪華一些容易進中南海採訪。後又添置了小轎車就更氣派十足。”

在時人筆下，向邵飄萍送過金錢的，先後有袁世凱、顧維鈞、梁鴻志、張作霖、郭松齡、馮玉祥、孫中山等。

不過，邵飄萍認為錢可以收，但正義不能被收買。這是一條玩火自焚的險徑。

7

邵飄萍死後，其遺孀還支撐《京報》若干年，直至七七事變後最終停刊。

這份報紙自誕生之日起就命運多舛，期間兩度停刊兩度復刊，被後人稱作“一張承載中國報人光榮與夢想的報紙”。

2003年11月11日，在飄雪的北京，《新京報》創刊，由《光明日報》聯合《南方都市報》所辦。戴自更任社長。

創刊詞《責任感使我們出類拔萃》這麼説：“時間偉大得無法遏止，該來的總歸要來。新京報一聲嘹亮的啼哭，劃破千年古都的沉靜。歷史開始了。新京報一出生就風華正茂，沒有什麼力量能夠留得住時間，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止得住新京報這輛呼嘯而來的列車。新京報必將成為一張承載中國報人光榮與夢想的報紙。”

這顯然是向邵飄萍及《京報》致敬。

爾後的故事就不贅敍了。

《亂世飄萍》作者郭汾陽認為：“（邵飄萍）作為一箇舊時代的報人，沾染一些現在看來有所不宜的生活習慣和作風不足為奇，或者説，那也正是當時許多人的生活常態。”

我不敢苟同。寫傳者不必為傳主諱言。更不要把一切推給時代。

新聞記者的秘密，只有新聞記者知道得極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