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丨從鏈式反應到網格反應：SARS和COVID-19流行期間的流動與限制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準風月”

項飆，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專門研究亞洲移民和社會變革，著有《全球“獵身”》（Global “Body Shopping”）和《跨越邊界的社區》（Transcending Boundaries）等書，其新著Making Money from Making Order也即將出版；主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一書；並用英文和中文撰寫了大量文章（許多文章已被翻譯為日語、法語、韓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

從鏈式反應到網格反應

SARS和COVID-19流行期間的流動與限制

項   飆 / 文

王立秋 / 譯

baiya / 校

疫病的流行與人口的流動密切相關。但就2020年中國人口流動不僅史無前例地普遍和頻繁，而且成了全球經濟和許多人生計的基礎而言，COVID-19的爆發是特別的。可以説，在維持增長方面，商品的流通和人員的遷移要比工廠裏的流水線更為重要。

COVID-19的流行和隨後的應對影響特別大，因為它們突然中斷了所謂的“流動經濟”（mobility economy）。通過比較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的爆發，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特定的語境。在努力遏制SARS病毒時，中國政府把農民工（rural-urban migrants）選作最首要的防控對象。

4月和5月，中央政府至少發佈了8條關於農民工的緊急指令，北京市政府則發佈了16條。而在2020年，農民工幾乎沒有被提及。大多數與COVID-19鬥爭的舉措針對的都是全部人口。顯然，流動性不再為農民工所特有，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特徵了。流動性的意義已經變了，它與公共健康的關係也變了。

2003年，政府以農民工為防控對象是有原因的。在疫病流行的高峯期，農民工SARS病例佔到了所有SARS病例的14.81%（Ministry of Health 2003）。在SARS爆發後，全國大約有12.6%的農民工離開城市（Agriculture Survey Team，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cited in Ma 2003），這些人成了農村感染的主要來源。

例如，在中國北方的河北省，90%的SARS感染者都是返鄉的農民工（Asahi Shimbun 2003）。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一名研究人員評論説：“因‘非典’引發的在京流動人口‘外逃’導致的疫情在全國範圍的傳播，以及流動人口‘集聚’造成北京市內爆發性疫情的蔓延，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首次以極其特殊的方式展示在人們面前。”（Feng 2003：10）。

那麼，確切來説，SARS的流行與人口的流動有着怎樣的關係呢？我在那時做的田野工作表明，與大眾媒體和政策文件的敍事不同，很少有農民工是因為健康問題才離開城市的。與他們的城市中產階級同胞相比，農民工對疫病流行威脅的敏感度要低得多。農民工的流動，是鏈式反應（chain reaction）的結果。隱瞞了兩個月之後，在國際社會和國內城市居民的強大壓力下，中國政府突然於2003年4月末承認疫病的流行是國家緊急狀況。公共娛樂場所和建築工地被認為是高風險區域，均在一夜之間被關閉。

5月，北京關閉了70%的餐廳（Yang 2003），這就可能導致237300名農民失業（這是我根據Xinhua News Agency 2003作的估測）。沒了工作，農民工只好回家。他們變成了病毒、經濟動盪和社會污名的最慘受害者。“鏈式反應”意味着疫病流行和農民工之間的關聯以社會分層為中介（Xiang 2003）。比較而言，COVID-19的流行所引起的則是“網格反應”（grid reactions）。居住區、片區、城區，甚至整個省區，都充當起網格的角色，將地毯式的監視強加於所有居民，使流動最小化，把他們隔離起來。

​在中國的行政系統中，一個網格就是一組家庭，從農村的50户到城市的1000户不等。網格管理員（通常是志願者）和網格負責人（領國家薪水的幹部）要確保垃圾按時得到回收、車輛停靠規整，以及，網格內不會有政治示威活動發生。在疫情爆發期間，網格管理員會挨家挨户上門檢測每個人的體温，發放許可證（每週每户家庭只允許一個人出門兩次），並且，在集體隔離的情況下，每天三次把食物送到所有家庭門前。網格反應，就像COVID-19病毒一樣，是具有高度傳染性的。中央政府一對病毒宣戰，全國各地就立馬採取了嚴格的措施，甚至在沒有感染報告的偏遠省份也不例外。

很快，整個國家就將自己鎖進了網格。網格反應不只關乎社區網格；它也指全方位的、一刀切的、戰爭般的策略。把整個醫院變成COVID-19病房，在村子周圍設路障，這些也是網格反應的一部分。總體動員（全面制動）（total [im]mobilization）被認為是必要的，部分原因是中國的人口流動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

2019年，在中國，超過36億人次乘坐火車旅行，乘坐飛機的人次則是6.6億，而相比之下，2003年的數據還分別只有9.5億和0.87億；中國私家車的數量，也從2003年的0.13億，增長到了2.06億（CEIC Data 2020）。流動性增強的原因也在於工作臨時化（casualized）。2008年到2016年，非正式部門每年提供了1000萬份工作，而國企和外企的穩定就業增長速度要緩慢得多，事實上，2015年到2016年，它們還縮減了200萬份工作（Qian 2020：2）。

2008年，“勞務派遣”服務合法化，而2011年，勞務派遣就佔到了全國工作的13.1%（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2012：35）。派遣機構把工人從一個項目地點移置到另一個項目地點。如今，更多農民工在地方與地方、工作與工作之間遷移。這也意味着，政府沒法再依靠作為監控僱員之中介的僱主。可行的措施必須針對整個人口。網格反應可能帶來巨大的破壞。

首先，就像鏈式反應一樣，網格反應也引發了意料之外的可能進一步傳播病毒的遷移。武漢封城引發了逃亡，據説，逃亡出來的人把温州變成了湖北之外的一個疫情重災區（Yao 2020）。在湖北省內，醫療資源的短缺，再加上封城導致的集中感染，迫使病人一家醫院又一家醫院地尋求治療，且他們經常只能步行，因為交通也暫停了。

因為網格建基於物理邊界，所以，網格反應也助長了引起恐慌的基於地域的污名化。疫區出身的人，無論離開故鄉多久了，都會被鄰人封鎖在家裏，甚至還會遭到網上的謾罵。報告表明，因為強制隔離，居民與官方之間的衝突也有所上升。[1]經濟的動盪則最為明顯。

因為中國2020年的經濟在規模上已經達到了2003年的四倍，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在全球供給鏈中扮演着越來越核心的角色，所以，在流通上的任何故障都會帶來影響深遠的後果。但必須強調的是，那些生計依靠流動的人所受到的傷害最大。在不能流動的情況下，出租車司機、送貨員、後勤和服務部門的員工都沒法工作。他們中許多人靠每日結算的薪水生活。兩個月的停工帶來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因此，這是一個“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的場景：普遍的流動性使政府除網格反應外別無選擇，但它同時又致使這樣的應對方式帶來令人不堪承受的破壞。在中國社會變得更具流動性時，對風險的應對卻顯得更加粗糙和笨拙。怎樣才能以一種更加可持續、更加公平的方式來組織流動經濟？這是未來幾十年裏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根本挑戰。

Xiang, Biao. “From Chain Reaction to Grid Reaction: Mobilities and Restrictions During the Epidemics of SARS and COVID-19.” 6 Mar. 2020. Somatosphere. Accessed 8 Mar. 2020. http://somatosphere.net/forumpost/from-chain-to-grid-reaction/.

註釋：

[1]基於官方媒體渠道，特別是《中國新聞週刊》、《三聯生活週刊》、《南方週末》和《人物》上的多篇報道。https://github.com/2019ncovmemory/nCovMemory存檔了與COVID-19爆發相關的報道。

參考文獻：

Asahi Shimbun. 2003. “SARS outbreak in Hebei”, 17 June. Page missing. CEIC Data. 2020. “China: Transport and Telecommunication”, https://www.ceicdata.com/en/country/china. accessed on 25 Februa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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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Xiaohe. 2003. Jiji caiqu youxiao cuoshi fangzhi feidian zaocheng nongmin shouru xiahua (Take Proa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Farmers’ Income Loss). In Research Report Series of Macro Economic Research Academ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China, 9 June. Available at http://www.amr.gov.cn/macro_economic/index. jsp?subframeid=1, accessed on 6 Janua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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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 Biao. 2003. SAR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 (4): 467-499.

Xinhua News Agency. 2003. “Diaocha xianshi: zhonggou yin feidian fanxiang nongming bacheng reng zai dengdai guangwang” (Survey shows 80 per cent of returned migrants due to Atypical Pneumonia still wait and see), 19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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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Gaoyuan (Mayor of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terview at China Central TV News 1 + 1 column, 2 February 2020. Available 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h2jiSc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