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泰勒起義對英格蘭的影響_風聞

首先，赤裸裸的事實是，統治階級終於承認，人頭税既愚蠢又不公平。1381年11月的議會想方設法對貿易徵收一筆長期賦税，為戰爭和國防提供了新的經費。之後好幾代人的時間裏，朝廷再也沒有嘗試通過徵收直接的累退税來擴大課税基礎。後來朝廷再次嘗試這麼做的時候，也就是1497年亨利七世在位時期，果然引發了新一輪叛亂。英格蘭人一直憎恨人頭税，也許將來也會永遠憎恨它。

除了仇恨人頭税之外，英格蘭人還怨恨勞工法律，因為它實際上施加了一種新的農奴制，這是法律層面的人身依附，而不是直接與土地捆綁。1381年大叛亂對勞工方面的立法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對農奴制的恐懼在一代人時間裏就逐漸消失了。大叛亂之後的勞工法律和之前的同樣不切實際，同樣荒唐。

但是，1381年叛亂當然不僅僅是抗税的造反，也不僅僅是針對糟糕的勞工法律的反抗。1381年叛亂是能夠表明英格蘭普通百姓已經有了政治覺悟、能夠憤怒地奮起反抗惡政的第一個跡象。英格蘭百姓關心外交政策，關心腐敗的大臣，也關心惡劣的法律。説到底，他們關心的是郎蘭[1]在《農夫皮爾斯》裏描寫的那種社會契約。在這個故事裏，皮爾斯告訴騎士：“為了你，也為了我，我會艱辛勞動和耕作/我會為了你的愛勞動一輩子/換取你保衞神聖教會，保衞我。”人民深刻地感到，社會上層的人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即保護和保衞社會下層的人。泰勒的叛軍其實非常保守。真正相信鮑爾的完全平均主義思想的人應當很少，絕大多數人只是希望社會和社會關係能夠重新正常運轉。

這個時代並非只有英格蘭發生了農民叛亂。英格蘭叛軍模仿了在14世紀50年代令法蘭西貴族心驚膽寒的“扎克雷農民軍”。而在15和16世紀，歐洲各地爆發了許多類似的下層階級叛亂。泰勒叛亂之後的250年裏，德意志、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芬蘭和瑞士發生了極其激烈的農民與下層市民起義。這些起義的形式各不相同，涉及的具體社會問題也不同，但都表明，在從中世紀過渡到現代早期的時候，歐洲諸國的普通男女開始逐漸理解、認識、保衞和表達自己在社會契約中的地位。他們有能力表達複雜的思想，有能力集體行動去追尋抽象的目標。他們有能力任命和追隨自己的領袖，模仿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結構。他們也做好了準備，為了自己的正義事業去承受叛亂帶來的殘酷懲罰。

但泰勒叛亂表明，從政治覺悟發展的角度看，英格蘭的下層階級是歐洲最進步的人羣之一，後來也一直如此。1450年傑克•凱德叛亂（英格蘭人民的下一次大規模叛亂，也是從東南部發起的）的時候，社會契約的封建色彩已經消失。農奴制在英格蘭已經消亡。凱德領導的是非常政治化的叛亂，而不是要求結束領主制或大規模改革社會。他的叛軍抗議的是具體的政策，而不是社會的根本原則。但即便在凱德的語境裏，社會契約仍然存在：小民辛苦勞作，主人保護他們。這種社會契約正常運轉的時候，大家相安無事。不能正常運轉的時候，結果就是血流成河。

最後，1381年大叛亂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精彩故事，英格蘭歷史上的一些最偉大的作家很快就對此作了思考並講述它的故事。喬叟和高爾都寫過大叛亂的故事，也都密切觀察了叛軍的動物本能。從伊麗莎白時代往後，大叛亂為劇作家和歷史學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約翰·斯托[2]在他的史書裏講了大叛亂的故事，16世紀倫敦的其他編年史家也寫了。其中最受歡迎的故事的主人公是德特福德的“約翰·泰勒”，他為了保護自己女兒的貞潔，打死了一個色膽包天的税吏。

斯托第一次提及1381年大叛亂是在1566年，當時的人們正在害怕民變，因為不久前的1553年發生了反對瑪麗一世女王的懷亞特叛亂[3]。很快，令人膽寒、畜生般的暴民就成了英語文學中常見的元素。莎士比亞從來沒有寫過泰勒的故事，但多次描寫過其他的叛亂暴民。在《亨利六世第二部》中，傑克•凱德被塑造成一個傲慢的無知之徒，在砍掉倒黴的塞伊勳爵的腦袋並將其插在長杆上之前這樣指責塞伊（這段話也許會讓托馬斯•沃爾辛厄姆發笑）：

你存心不良，設立什麼文法學校來腐蝕國內的青年……我要徑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許多人，讓他們大談什麼名詞呀，什麼動詞呀，以及這一類的可惡的字眼兒，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同樣，在《托馬斯·莫爾爵士》（莎士比亞很可能為其補充了一些文字）中，莎士比亞描寫莫爾訓斥一羣暴民，他們抗議説外國人奪走了英格蘭人的工作：

假定外國人被趕走，而你們的喧囂

也罵倒了英格蘭的整個權威；

……

就算你們如願以償，坐上了王家寶座，

權威的聲音也為你們的吵鬧所壓倒；

哪怕你們華裘加身，志得意滿，

你們又能得到什麼？告訴你們，你們只會證明

暴戾和高壓如何取得了勝利，

秩序如何遭到了破壞而已。而照此下去，

你們就沒有一個人能活到晚年，

因為別的暴徒也會按他們的幻想，

用同樣的手段，同樣的理由和權利，

把你們吃掉。而人們也將如貪吃的魚羣，

互相吞噬。【5】

這和另一位英格蘭大法官與另一羣暴民的爭執很像：在沃爾辛厄姆筆下，薩德伯裏被拖去塔山處死的時候作的演講更為絕望和緊迫，但核心內容和莫爾的話是一樣的：徒勞地呼籲暴民恢復理智。

沒過多久，泰勒叛亂就不再僅僅是劇作家的素材，還開始成為政治隱喻的材料。1642年，匿名作者的小冊子《叛賊罪有應得》用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叛軍的命運來警告當時的愛爾蘭反叛者；18世紀最流行的關於1381年叛亂的故事（一本題為《瓦特•泰勒與傑克·斯特勞的歷史》的暢銷故事書）在詹姆斯黨人[4]和北美殖民地反抗漢諾威王朝統治的時期大受歡迎。

在18世紀，托馬斯·潘恩和埃德蒙·伯克這樣的作家對泰勒叛亂興致盎然，用它作素材來討論當時的政治理論。【6】後來在19世紀中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的動盪中看到泰勒叛亂與歐洲中世紀階級鬥爭歷史的相似之處。【7】即便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仍然認為，泰勒叛亂是歷史上的一個罕見例子：生活模仿理論，而不是理論源於生活。

但關於泰勒叛亂的最優秀作品要數年輕的浪漫主義詩人羅伯特·騷塞的戲劇。他自稱是瓦特•泰勒的後代，二十多歲血氣方剛的時候花了三個夜晚揮筆而就，寫了一部關於他的所謂祖先的劇作。和大多數以泰勒叛亂為題材的作家一樣，騷塞最感興趣的人物是約翰•鮑爾，劇中最精彩的段落寫的就是他。（令騷塞無比尷尬的是，這部劇在寫成的二十多年後才出版，那時他已經變成了老邁的保守主義者和桂冠詩人。）

本節以約翰•鮑爾之死開始，那麼不妨借用騷塞筆下這位瘋狂神父的天鵝之歌（當然是騷塞想象的版本）來結束：

約翰•鮑爾

[對約翰·特里希林爵士]

我一輩子始終努力去昭示的真理，

我如今註定要為它獻出生命的真理，

一定會長存人間。命中註定的時辰一定會來，

那真理一定會放射出比太陽更耀眼的光芒。

偏見與謊言的黑霧，

必將在它的照射下消散。溜鬚拍馬的煙氣

再也不會籠罩血淋淋的王座；

那是壓迫的祭壇，在那裏舉行的儀式

比摩洛神[5]的祭司傳授的更野蠻，

它將被正義的烈火吞噬；

真理的光輝將照耀四面八方，

照亮整個世界！

1381年叛亂（或者説農民起義，或者大叛亂，或者泰勒叛亂，或者不管我們如何稱呼它）説到底是大人物與小人物之間關係的故事。嚴重的社會不公催發了一場大規模民眾運動；粗魯的小民勇敢地與領主對峙，並且差一點就成功了；離經叛道的神父用自己內心的所思所想來佈道，而不是照本宣科地朗讀祈禱書；頭戴王冠的男孩贏得脆弱的勝利；敵對雙方都有英雄主義，都有可鄙的傲慢，也都有人性和殘酷的一面；針對根本性的社會不公發出的雖然短暫卻精彩的抗議固然最終失敗，卻給五百年後的的詩人提供了靈感；這一切，透過許多個世紀的時空向我們歌唱。我相信就是這一點讓歷史仍然值得讀，也值得寫。

   “造反了！”

[1]威廉·郎蘭（約1332—約1386）是中世紀英格蘭詩人，著有宗教預言詩《農夫皮爾斯》，對教會有很多批評，可能是約翰·威克里夫的追隨者。

[2]約翰·斯托（約1524—1605）是英格蘭歷史學家和古文物學者，著有多部英格蘭編年史和《倫敦縱覽》。他還收藏了大量手稿和歷史文獻。

[3]瑪麗一世計劃與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結婚，這在英格蘭國內引起激烈抗議，很多新教徒反對一個外國天主教徒登上英格蘭寶座。托馬斯·懷亞特爵士、薩福克公爵亨利·格雷等人組織叛亂，企圖推翻瑪麗一世，以她的妹妹伊麗莎白（後來的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取而代之。懷亞特在肯特郡起事，率軍進逼倫敦，但倫敦市民支持瑪麗一世。懷亞特失敗，後被處死。薩福克公爵及其女兒簡·格雷（在位幾天的女王，後被瑪麗一世推翻）也被處決。伊麗莎白被姐姐瑪麗一世懷疑與叛軍串通，但女王無法證明妹妹的罪責。

[4]詹姆斯黨是17世紀到18世紀上半葉的一場政治運動，目的是幫助1688年被廢黜的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及其後代（即斯圖亞特王族）復辟。詹姆斯黨的基地主要在蘇格蘭、愛爾蘭和英格蘭北部，他們發動了多次反對英國政府（漢諾威王朝）的武裝叛亂。

[5]摩洛神是一位上古近東神明的名號，與火祭兒童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