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飯店裏，多少心酸事_風聞

3月17日，陝西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隊員與駐地酒店工作人員告別（新華社記者肖藝九/攝）

如今，武漢的疫情形勢相比之前已經有所緩解。從今天開始，全國支援湖北的醫療隊陸續撤離，踏上返程。 

但是，仍然有很多堅守與堅持的故事曾經發生。負責接待醫護人員與隔離者的酒店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保證封城後的武漢依然運行的“毛細血管”。

2020年2月18日，隨着一紙通知，肯恩所管理的酒店被政府徵用，用來給援鄂的醫護人員提供住宿。

這是武漢市政府徵用的第三批酒店，肯恩所管理的酒店是此次被徵用的30家酒店之一。

自疫情暴發以來，肯恩所管理的酒店並沒有像其他酒店那樣選擇“閉店”，他的酒店裏有35間房子住着客人，這些人每天都要外出，且多是去醫院，接觸醫護和患者，對任何人來説，“這都是雷區”。

算上肯恩本人，他的團隊一共是6個人，多是95後。

一開始，像很多人一樣，這場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守在這座城市裏的危險性，肯恩也並沒有意識到。

2月初，女孩追着靈車喊媽媽的新聞視頻，把肯恩永失至親時的那種傷痛從心底深處拉了出來。那種感同身受，讓他意識到他腳下這座城市正在真實地發生一件重大的、讓人悲痛的事情。

他越來越清楚自己該做什麼。

肯恩是他的綽號，他説，“肯恩=ken，意思是：和藹可親的人。” 

1

不接待？人家怎麼辦

2月25日這天，等待的醫護團隊還沒到武漢，肯恩的酒店裏沒有客人。上一批房客走了以後，他和他的團隊給酒店改變部分佈局，消毒、通風，每天排滿了工作內容。他説，人一忙起來，就容易放鬆。

肯恩沒戴口罩。他在自己的酒店裏自由呼吸，這個地方像是他的桃花源。

肯恩是1987年出生的，2005年，肯恩從家鄉陝西到湖北來讀書，畢業後留在武漢從事酒店行業的工作。

他説他這段時間看到了到武漢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看到格局的形成，但是我們在格局以外”。 

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肯恩管理的酒店所在集團來了電話，肯恩想申請閉店，其他酒店已經這麼做了。 

肯恩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我們沒有防護物資。”

“馬上要上戰場了，連傢伙什都沒有。”得知封城的消息後，肯恩在隔壁藥店買了100個口罩，但是其他防護措施都沒有。小夥伴們還希望有N95口罩。“他們年齡還小，都是外地人，我要保證他們的安全。”

酒店配備的基礎的防護設備：額温槍、温度計、84消毒液、酒精等

1月25日下午，肯恩配齊了基礎設備：額温槍、温度計、84消毒液、酒精等。

團隊一共6個人，大多是95後，有一個店員2月5日辦理了離職。她年前就提了出來，臨到跟前，肯恩希望她能再考慮一下。“沒勸住。主要還是覺得壓力太大了。”

入住酒店的主要是醫護人員。決定接待客人以後，肯恩開過一次動員會，幾個工作人員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肯恩對他們説：“有過這次經歷以後，你們在以後的工作和生活當中，就知道應該怎麼去面對。”

那時無論武漢內外，都像肯恩一樣，不清楚病毒到底是怎麼回事，到突然之間宣佈封城，“都處於懵的狀態”。

肯恩的岳父家在武漢。封城當天，肯恩讓岳父在家裏不要出來，他買口罩給送過去，小舅子還跟他説“沒事沒事”。但是過了三天，小舅子害怕了。“他女朋友還是醫院的護士，是ICU的。”

人都會怕，但肯恩説他要想辦法應對這件事情。你把客人拒之門外？那，他們怎麼辦？

疫情高峯期，肯恩的酒店還在接客人，從3間房一直接到了35間房。只要有客人，就得保證酒店正常運營的狀態，熱水不能沒有，正常的供給不能停等等。

入住的人越多，現實的難題和阻力就越明顯。

仍然不斷有人想要住進來，這讓肯恩看到一個事實：全國的醫護人員都在往武漢趕來。

李紅的酒店位於武昌火車站附近，住着雷神山醫院最後一批約30名工人。“本來他們説是3月1日能走的，現在又走不了了。”

她的酒店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被徵用的，有公對公的函件，她接到函件後，找人幫忙打開了20多天沒營業的酒店。

作為酒店管理者，李紅想找一個滯留武漢的人做兼職服務員。“工作量不大，就是馬桶壞了，幫修一下馬桶，電視機壞了，修一下電視。”兼職服務員包住，一天100元錢補助，但是並不好找。

“雖然滯留人員很多，但很多人認為雷神山醫院出來的人是感染的隱患。”這是李紅能想到的服務員不好找的主要原因。“其實，這批工人已經關了（住在酒店）很長時間了，超過了14天。跟我們一樣，都是健康的人。”

如肯恩所説，人人自危。

肯恩另一酒店同行付景所在的一家連鎖酒店也被徵用，她春節至今一直在工作，從來沒休息過。裏面也是住的醫護人員，主要來自武漢第七醫院，還接待了一些因封城回不去的散客，“後來因為政府提供了安置點，有一些散客搬了出去”。付景所在酒店的隔壁則被徵用用作“密切接觸者”的隔離點。

有人曾經問肯恩，這樣特殊的情況下，怎麼會接待醫護人員？肯恩説，“幫助他們，也是在幫我們自己。”

徵用不徵用，酒店是有選擇空間的。當這個選擇題真正擺在肯恩面前時，肯恩想，“如果武漢所有人都動起來，對疫情也是有幫助的吧。不需要我們去一線，但是一線人員需要後勤。”

援鄂醫護人員住宿、吃飯成問題的新聞，總是會引起肯恩的憤怒：“人家千里迢迢來救人，你連城裏的事情都搞不好。”

2

“萬姐出事了”

2月初，肯恩接到了妻子打過來的電話。妻子在電話裏説“萬姐好像情況不對”。萬姐是肯恩做酒店行業的領路人，肯恩在心裏稱她為師父。

萬姐在朋友圈裏發了一條求助信息，她把肯恩和一些行業內的人給屏蔽了，但是有人看到了，截圖發到了一個微信羣裏，肯恩的愛人正好在那個羣裏。

肯恩看到了求助信息，給萬姐打電話。那時候萬姐的電話已在網上公佈出來了，很多人都給她打電話。

萬姐的愛人在國外，她帶着孩子和公婆住在武漢疫情的重災區—漢口。孩子12歲，患有自閉症，公公做過心臟搭橋手術，身體不好，而婆婆沒有上過學，一家人全部靠萬姐一個人照顧。

在肯恩看來，一向開朗、樂觀的萬姐那時已經崩潰了。CT結果顯示她是高度疑似病例，但是她沒有機會做核酸檢測，沒有核酸檢測就確診不了，確診不了就不能住院，而居家，她擔心會感染老人和孩子。

“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隔離，她沒有辦法做飯，家裏人又依靠她才能正常運轉。她找社區幫忙，而社區工作者又過不來。”

那種混亂無序、慌張恐懼在肯恩面前鋪開。

肯恩託人給萬姐帶去了防護物資，又找人讓萬姐做了核酸檢測，檢測結果為陽性。萬姐住進了方艙醫院。她一向是帶給肯恩力量的人，“她那時求助，是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那是疫情暴發以來，肯恩感覺最恐怖的一天。

因為在武漢，他經常對朋友們説：“你們看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真事啊。而且有些新聞也只是新聞而已。”

在國內，很多人還是覺得事情離自己挺遠的。 

3

兩回事

是湖北電影製片廠“像音像”對外聯絡部主任常凱去世的新聞讓王現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

要不是看到新聞裏的那些似曾相識的場景照片，他都不知道這場疫情真有那麼嚴重。

王現是肯恩管理的那家酒店的廚師，雖然為了安全，酒店的自助早餐停了，但每天早晨他還是要供給房客麪條、餛飩、煎雞蛋等，晚上也堅持提供宵夜。雖然只是粥，“不能保證吃好，但在這個時期，保證大家不會餓肚子”。

酒店工作人員堅持每晚給房客準備夜宵

青菜不好買，尤其是綠葉菜，超市和菜市場的營業時間經常會改，王現會找時間選日常需要用到的菜。這樣房客就能在早餐時的麪條裏看到綠色，多數時候是黃瓜。

王現以前在湖北電影製片廠附近工作，所以，一看那照片就有一種熟悉感。他發現疫情並不是與他無關，疫情很真實，真實侵襲他生命裏的過往。

疫情漩渦裏的百步亭社區王現也知道， 他以前經常去。“最近有一年多，沒去了。”

常凱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出來，這是肯恩覺得“新聞中有真話”的時刻。“大家敢正視這麼一種情況了。但是也只報了這麼一家，武漢有很多這樣的家庭。”

“對很多人來講，他們聽到這樣的事情，覺得離自己很遠，跟自己沒有關係。但是我聽到這事以後，我是過不去的。就比如説王現，你説他怕不怕？怕。因為他身邊有這樣的病例真實地存在。”

雖然説，這場疫情每個人都沒辦法逃避。“但在不在你身邊真實地發生，完全是兩回事。”

“就發生在你身邊，再好的心態你都崩了。”肯恩看了一個武漢疫情的視頻，視頻裏，一個女孩追着靈車喊“媽媽”，悲傷情緒已經繃了很久的肯恩，那一刻沒繃住。

2017年，肯恩的媽媽去世，視頻裏那個追着靈車喊媽媽的瞬間，讓肯恩當時那種感覺又回來了。

接連幾天，肯恩的狀態都不好。“我爸打電話給我，我都強打精神。”

媽媽的去世因為生病，突然的腦梗。前五分鐘還在給肯恩打電話，過了5分鐘感覺就不對了。“腦溢血。腦溢血最怕兩個地方，一個是腦幹，一個是小腦下垂體，我媽正好是在下垂體。”

肯恩陪在媽媽身邊一個月，後來因為一家酒店需要開業，肯恩得離開陝西回到工作地。媽媽去世的前一天已經決定要做手術，但是病情進展之快讓一切沒有緩和的餘地。肯恩的愛人當時懷孕5個月，一家人還在想着，過不了太久，“我媽就可以抱孫子了”。

結果就是沒等到那時候。

在武漢這段時間，聽到、看到的那些事，“現在想想，是非常沉重的”。肯恩每天看新聞，看數據，看別人的經歷，體味一場場生離死別。

4

自己救自己

甘肅省方舟救援隊的辛懵溱和同伴兩個人，從蘭州出發開車往武漢送物資。到武漢後，沒找到住的地方，他們在車裏住了兩個晚上。有一天突然想到有朋友也在武漢，就問對方住在哪裏，由此他們也住進了肯恩的酒店。肯恩頂着壓力把他們接下來，“你也知道他們去的是什麼地方，都是醫院，對我們來説，那都是雷區”。

到底有沒有風險？肯定有。

肯恩知道他們在路上應該吃得不好，但是沒時間給他們做飯，他們走得急，也只喝了點粥。肯恩對他們説，“下次來的時候早點説，我給你們煮餃子。”

第二次，他們快到武漢時，肯恩接到了電話，讓把餃子準備好。

至今，凌晨2點多那頓熱乎乎的餃子仍是辛懵溱心頭來自武漢這座城市的暖意。

2月20日晚從外地回武漢的武漢本地人張小宗沒有這麼好的運氣。那晚，他從武昌火車站出來，此時武漢各小區已實施封閉式管理，張小宗回不了自己的小區。他在外面找酒店，從8點找到了11點，“一房難求”，最後去派出所待了一晚。

看到國家大批往湖北送物資送人，部隊也來了，但肯恩也無法真正放鬆下來。“心裏的疙瘩還有。”就是到現在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以至發展成為今天這個局面。“去世了那麼多人。”

對很多人來説，這個疙瘩永遠解不開。“這輩子這事可能都過不了。尤其是有家人去世的。甚至説一家人都去世了的，他們的親戚怎麼去想這事？對吧？”

從無序到有序地推進，政府職能部門做了很多事情，但也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對肯恩來説，該幹什麼就幹什麼。“我是一個開酒店的，給人提供落腳、住宿的地方，那我就像以前一樣，做好自己的服務。如果有人找到我這裏了，我不接，他們還要繼續再去找。而這個時候，一個陌生人對一座封閉的城市而言，彼此都是壓力，都會緊張。更關鍵的是，幾乎沒有酒店再繼續開了。”

就像曾經的患者需要牀位但是“一牀難求”一樣，很多人需要住酒店也是“一房難求”。有人自己主動提供房子，肯恩有一個朋友在武漢經營家庭式公寓，武漢封城以後，很多房間免費提供給醫護人員住。

肯恩説他碰到很多“非常非常熱心”的武漢人。“還是得靠武漢人自身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就是自己救自己。”

肯恩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會這麼想。“如果武漢把離漢通道打開，馬上又一批武漢人不見了。”

5

現在不怕了

“這個時期，在武漢，別人幫不了我們，只能我們自己來。也不要説給我們什麼政策，比如説我們現在統計出勤天數，怎麼統計？我基本上是24小時在崗。” 

非常時期，“我們的服務也沒有欠缺”。

第一批客人，肯恩給他們開了酒店的第四層，後來客人越來越多，不得不開了第三層，有人建議説把第四層的房客統一歸到三層，肯恩沒同意，不想給客人添麻煩。

有房客對肯恩表達感謝，都是一些不經意的小事，但在2020年2月的武漢，顯得尤為珍貴。

他們的“感動”到了肯恩這裏，也成了肯恩的一種“感動”。

酒店大堂的牌子上寫着“總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現在的社會風氣是金錢至上。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的。尤其是在困難的時候，不是説我給你200元，你跟我説句話吧。是真的需要情感與善意的。”

前段時間看到環衞工人離店時把酒店房間整理得很乾淨的新聞，肯恩覺得心酸和感動。“做酒店這麼長時間，很少碰到這種情況。”

**“對我來説，我就是把我們能做的、該做的，都儘量做到。”**做好自己的事情，獲得別人的認可，對肯恩來説，“這種感覺還是蠻好的”。

大年三十（1月24日）那晚，甘肅方舟救援隊給肯恩的酒店送了一箱蘋果，肯恩想着這是非常時期，蘋果寓意平平安安，就把蘋果分給了住店的人。

這是武漢宣佈封城的第二天，所有在武漢城裏的人，誰都不知道武漢到底會怎麼樣。每個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壓力和恐慌，對肯恩來説，“送平安”也是一種相互點燃和慰籍。 

除夕夜，酒店工作人員將甘肅方舟救援隊送的蘋果包裝起來，一一送給客人。他們説，蘋果寓意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

那晚，肯恩和工作夥伴一起吃了飯，飯後大家説，“都算是一起經歷過生死的人了”。

“原來很害怕，後來就不怕了。那麼多人千里迢迢過來幫忙，我們還怕什麼？”

1月20日，鍾南山院士説“人傳人”的時候，肯恩説他沒有害怕。他最初的害怕來自管軼接受媒體採訪時説“他做了逃兵”。

他想讓武漢快點好起來。他知道這需要時間。

 “我打個比方，疫情一結束，我説請你們去吃飯，你敢去嗎？肯定不敢，對吧？！這是正常人的反應。武漢要想恢復到以前的樣子，還要很長時間。”

（文中李紅、付景、王現、張小宗為化名）